美国翻译家夫妇谈翻译

武夷山，

美国《洛杉矶时报》2023年3月15日发表David L. Ulin撰写的报道，Two of the country’s best translators are married — and competing for the same big prize（本国两位最优秀的翻译家是一家子——而且在竞逐同一项大奖）。报道原文见https://www.latimes.com/entertainment-arts/books/story/2023-03-15/two-of-the-countrys-best-translators-are-married-and-competing-for-the-same-big-prize。

这两位翻译家都是将斯拉夫语言译为英语的大家。丈夫叫Boris Dralyuk，妻子叫Jennifer Croft，两人都在竞逐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的翻译类图书奖。他俩育有一对双胞胎婴儿。

《洛杉矶时报》记者线上采访了这两位。部分问答如下：

记者：翻译要求栖居于他人的语言和作品中。但翻译也是一种创造性作品。

Dralyuk: 翻译与写作很像；事实上，它就是写作，但得到了某种帮助。情节已经是现成的了，情感的浓淡深浅也定了。但你的任务是通过创作某些新东西，对情节、情感进行再创作。你使用着作家采用的那些同样的工具，不单单是手法技巧，还需要你的心理。

 Croft: 一些作家告诉我，译者是他们最密切的朋友。说我们对其作品的理解超过其他任何人，包括编辑。可是，与其他很多译者不同，我在翻译过程中从不找原作者提问咨询。我觉得，翻译文本必须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我希望译著给读者的感受与原著读者所感受到的是一样的。

记者：美国文化对于翻译作品的抵制是臭名昭著的。

Croft:出生于某些世代的编辑们仍然在抵制——抵制翻译自身，抵制对译者的适当承认和报偿——不过我认为，人们的恐惧心没有以前那么强了。过去，像我这样的译者是外语译为英语的最常见译者——我们这类译者从小就说英语，但掌握了其他语言。现在，很多人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将其原来所属民族的文学作品带入英语。有色人种在翻译有色作家的作品，这一点至关重要。我对此很乐观，很兴奋。

   Dralyuk: 我与Croft同样兴奋，同样乐观。我还觉得，读者们对于译者的文体创新更能接受了。迄今一直存在着过度强调翻译准确性的倾向，这是对准确性的浅薄理解。比如有人说，“这个，此处译错了，因为原文在这个位置用的是这个词”。那也许是忠实的译法，但那是对局部的忠实却背叛了整体。

   记者：翻译与你们其他作品的关系是怎样的？

Croft:我一直认为，翻译我敬佩的一位作家的作品，就相当于给此人当了学徒。我刚翻译完一部小说，说的是8位译者聚到一起来翻译一位女作家的代表作。但是，他们到达后的第二天，女作家消失了。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该书谈的是，译者们认识到他们对作品自身是拥有能动性的。 

 Dralyuk: 我非常喜欢独特的（sui generis）声音，这类声音总是面临绝灭的风险。独特的声音告诉我们的关于一个时代的消息，要超过同一时期大量均质的声音。我也对风格很感兴趣，有时甚至超过了对了不起的内容的兴趣。作为一名编辑（博主：他曾担任《洛杉矶图书评论》的执行主编），我总是努力帮助人们发出更真实的声音，完善他们的声音，去除假音。

博主：2023年3月23日，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公布了“2022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各个项目的获奖者。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于2021年首次推出了一个新的奖励类别——Gregg Barrios Book in Translation Prize（格雷格.巴里奥斯译著奖）, Gregg Barrios是一位拉美裔的诗人、戏剧家和记者。今年首次颁出该奖。获奖者是乌克兰作家Andrey Kurkov和美国翻译家Boris Dralyuk（即前文所述的夫妻翻译家中的丈夫），他俩因为小说Grey Bees（灰蜂）的英译本而获奖。 

我国的杨宪益和戴乃迭、钱钟书和杨绛也是翻译家夫妻，但似乎未见有人对他们做过深入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