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异乡人”的毕加索

中华读书报

2025-07-16 9版

裴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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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曾言，“艺术是生命的至高使命”。对毕加索而言，艺术既是自我表达的方式，更是回应动荡时代与身份张力的生命实践，在安妮·科恩-索拉尔的传记作品《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Un étranger nommé Picasso）中，这一维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揭示与重构。

作为法国知名作家安妮·科恩-索拉尔出版的第四部人物传记，本书自问世以来便广受关注，荣获2021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并于2024年被意大利《艺术月刊》评为年度图书。2022年，安妮撷取书中关键内容举办同名主题展览，由法国毕加索博物馆与移民历史博物馆联合策划，并获得法国《历史》杂志年度最佳展览奖。可以说，该书的影响力早已远超文学范畴，成为艺术文化史与移民身份话题中的热议文本。

现有许多关于毕加索的传记由于语言障碍，通常依赖法语转译成英语的二手资料，而且往往关注他的艺术风格与情史，忽视了他作为法国移民的社会身份。《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则突破了这一传统局限，以一种跨学科的视野，将艺术、社会与历史编织成一幅复杂的现实图景，通过深入查阅警局档案、行政文书与私人通信等原始材料，将毕加索的“他者”身份置于法国移民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中考察，为思考艺术家与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让读者得以窥见一个更为真实、立体、深刻，也更具当代意义的毕加索形象。

《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法]安妮·科恩-索拉尔著，陆洵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3月第一版，128.00元

一、“他者”处境

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一书中，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将“异乡人”定义为一个身份不确定、精神疏离的“他者”。毕加索，这位在法国生活了近70年的西班牙移民，无疑是这种身份的典型代表。1900年，年仅19岁的他豪情满怀来到巴黎，但很快发现，作为外来者，他始终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自他初入法国以来的所有信息，都被巴黎警察总局编号为74.664的档案详细记录保存：他的入籍申请、居住地址、往来信件，甚至所有生活细节，几乎都在官方的监视之下。档案里保存的冰冷记录不仅真实反映了毕加索在法国社会中的边缘处境，也深刻折射出20世纪初法国对外来移民普遍存在的排斥与不信任。

安妮·科恩-索拉尔通过对这些尘封档案的深入研究，揭示了毕加索在巴黎这座文化“迷宫”中所经历的痛苦与挣扎。彼时的他，经常往返于巴黎和巴塞罗那之间，他坦言：“我不想待在我现在的地方，也不能待在我想待的地方：待在哪边都是痛苦！”这不仅体现了初到巴黎的毕加索面临语言和文化上的隔阂，也反映了他在法国社会中不得不面对的法律和行政体制的严格限制，以及无端的社会偏见。1901年6月18日，就在他于巴黎举办首次个人展览的两周前，毕加索被警方贴上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标签。他此后的档案材料，包括审讯记录、居留证、护照照片、指纹、房租收据、居住证明、入籍申请、安全通行证、各种调查记录、亲朋好友的信息、道德证明、政治观点、历年住址以及各类往来信函，统统都由巴黎警局保管。在这些文件中，没有任何一份材料表明毕加索有犯罪或违法行为，但加盖在某些文本上的大写字母“西班牙人”印章，无疑表明了毕加索当时在法国社会所遭受的排斥、怀疑和耻辱。

作者在书中特别强调了毕加索在法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所遭遇的巨大反差：在法国，他的艺术屡遭质疑，被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而在俄罗斯和美国，他超前的现代艺术理念却受到青睐。早在1908年，俄罗斯实业家兼收藏家谢尔盖·舒金就定期造访毕加索的巴黎画室，随后他在莫斯科购得的特鲁贝茨科伊宫里专门辟出一间作为“毕加索作品陈列室”，意图将其打造为现代艺术的圣殿。1939年，美国不仅为毕加索举办大型展览，还以高价购入《亚威农少女》，而这幅作品此前却被法国卢浮宫拒绝收藏。直到1951年，法国国立现代艺术美术馆才首次购入毕加索的画作，这比俄罗斯的收藏晚了整整四十年。这种鲜明的对比，凸显出法国对毕加索这位“异乡人”的冷漠态度。对毕加索而言，法国既是他的创作之地，也是一个始终未能完全接纳他的矛盾文化空间。

这种社会与文化的隔绝感，也渗透到了毕加索的艺术创作中。安妮·科恩-索拉尔在书中指出，杂技演员是毕加索“玫瑰时期”中最重要的描摹对象之一。杂技演员的形象既是艺术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凝视，也无意间成为毕加索对“他者”身份的情感投射。

二、从“异乡人”到“法兰西神话”

在《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中，安妮·科恩-索拉尔并未止步于揭示毕加索的身份困境，而是进一步剖析了这位艺术家如何从边缘突围，逐步跻身主流，最终成为“法兰西神话”的象征。书中贯穿着对毕加索化困境为优势的探讨：他以卓越的社交敏锐度与多元化的艺术实践，突破地域与身份的局限，在排外主义盛行的时代赢得跨国文化地位。这一转变不仅彰显了他的个人策略与艺术坚守，也折射出艺术与社会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

安妮·科恩-索拉尔在书中详尽梳理了毕加索如何借助社会资源构建关键联系。初入巴黎时，他依赖蒙马特的加泰罗尼亚艺术家圈，通过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和马克斯·雅各布的引荐，逐渐融入法国文化圈；而美国收藏家斯泰因兄妹的经济支持，则主要帮助他度过了物质困顿时期，并为其提供了相对的创作自由。

随着社会变迁，毕加索展现出极强的策略调整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重组支持网络，通过画商保罗·罗森伯格拓展北美市场，并借助与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合作进入更广泛的欧洲艺术圈。从俄罗斯芭蕾舞团到法国贵族，从超现实主义者到西班牙共和派，毕加索依托多样化的联系与跨领域合作，逐步构建了一张跨国界的广泛关系网。这些网络帮助他摆脱法国本土的排外困境，最终确立了他作为国际艺术核心人物的地位。

除了社交谋略，毕加索的艺术坚守令人动容。安妮·科恩-索拉尔将毕加索的先锋艺术视为这位战略家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她的叙述中，这位“异乡人”并未因巴黎的冷漠与排斥而迷失，而是敏锐捕捉当代文化潮流，汲取新的创作灵感。从蓝色时期到玫瑰时期，再到原始主义、立体主义及其多种变体，毕加索在风格的演变与创新中纵横驰骋；从平面到多维，从单一创作到拼贴画，展现出极具革命性的艺术探索。此外，毕加索通过牛头人身怪、斗牛场等经典主题构建隐喻体系，探讨力量与脆弱、孤立与认同的双重矛盾。这些象征性主题不仅为他的作品注入深刻的思想内涵，也成为他应对身份困境的重要艺术表达。他的作品超越了传统艺术的符号体系，为二战后法国的文化重建注入了新的活力。法国滨海布洛涅博物馆馆长甚至在“为现代艺术而战”的活动中向毕加索发出求助，请他协助博物馆“从废墟上崛起”。1947年，毕加索的作品终于进入法国艺术主流，他从被排斥的“异乡人”蜕变为“法兰西神话”，成为现代艺术不可替代的象征。

尽管如此，毕加索始终保持着身份独立。正如安妮·科恩-索拉尔所指出，毕加索“决定以外国人的身份生活”。1958年，当法国政府提议授予他国籍时，他选择了沉默。

三、对今日世界的启示

法国文豪雨果曾言：“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中所描绘的，正是这样一个穿越历史的典型个体。作者以敏锐的档案挖掘与叙事方法，将毕加索置于20世纪政治与文化交汇的历史现场，使其“异乡人”身份不再是传记中的边缘注脚，而是理解当代社会中移民与身份认同复杂性的重要参照。这种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关怀的视角，使作品在国际学术界与公共文化领域引发广泛回响。

安妮·科恩-索拉尔之所以能如此深入地揭示毕加索“异乡人”身份背后的历史复杂性，也与她自身跨文化的成长与职业经历密切相关。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她，拥有地中海多元血统。作为作家、历史学家、大学教授、策展人、外交官，其职业生涯横跨学术、艺术与外交领域。她曾担任法国驻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并执教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美国纽约大学、法国卡昂-诺曼底大学等多国高校，多次受邀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办专题讲座。正是这种深植于多重文化语境的生命经验，使她对“他者”的身份处境和漂泊者的内在感受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并在对毕加索的书写中，赋予“异乡人”这一概念以新的时代维度。

作为傅雷出版资助计划支持作品，《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于2025年推出，在中国引发了新的文化共鸣。译者陆洵因其20年前的留法经历，对毕加索“异乡人”的身份感受尤深。他在译后记中提到，与本书的相遇是一场“历史的奇遇”：20年前初次造访法国时，他参观的首个博物馆正是位于法国普罗旺斯名城昂蒂布的毕加索博物馆；20年后，他以译者的身份重新进入那个熟悉而又遥远的世界。这种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特殊缘分，使作者、译者与毕加索之间形成了深刻的文化回响。

在当今全球局势紧张、国际秩序重构的背景下，安妮·科恩-索拉尔通过梳理毕加索的移民轨迹与文化身份，重新唤起我们对两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冷战等20世纪重大历史节点的集体记忆。毕加索作为“异乡人”的生命经验与当下的移民身份与文化多样性困境形成共振，也为理解当代社会中关于边界、认同与归属的议题提供了深刻镜鉴。通过这位生活在法国的西班牙艺术家，我们得以重新思考文化融合的矛盾与可能，探索多元国际格局中实现文化共存与交融的路径，毕加索也因此成为与我们携手同行的当代人！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