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是谈不到打出租车的，那个地方连公交也没有，再远的地方也得步行去。父亲当时在郑州郊区的中学工作，周日回家，单程就有五六十里地，来回都是走路。现在想想，真是令人感慨。

    因为是闲谈，小姨只是谈到我父亲带她找工作这点小事。其实，差不多整个五十年代，母亲的亲族把我们家拖累得够呛。五十年代初，我父亲先后任太康师范学校和鹿邑师范学校等学校的校长，母亲是教师。家中的孩子有先兄小申、姐姐和我三个，都还没上学。就收入和消费水平而言，本应是中等偏上的家庭。可是母亲两个弟弟一个该上初中，一个该上小学，再加上小姨正上高小，拖累得母亲连本科也没能上完，被迫转到专科毕业。直到六十年代，我没有穿过毛衣，先兄初中毕业典礼想买一件白衬衣都费了莫大周折。可母亲的大弟大学毕业后对我们家没有提供过一丁点儿帮助，一母同胞，行事竟同天壤。对于这些，若干年后，母亲私下不时有些怨言，可我从没听父亲提过。仅从这一点看，父亲的涵养真非我能望其项背。

    母亲的病很重，访客的一般性谈话往往还可能起到负面作用，而从我父亲的为人谈起，对母亲回顾自己的一生是莫大安慰。小姨是有良心的人，我感谢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