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五日天刚亮，有人敲母亲病房的门。打开门，看到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女士搀扶着一位八十开外的老太太。看到我，老太太说：“你是小鸥吧？”这不能是外人，谁呢？老人说：“我是杨金凤，你妈妈的老同学。”又指着那位六十岁左右的女士说：“这是小桂枝。”我醒悟过来。赶忙让坐。妈妈不能起身待客。杨阿姨也没有什么客气，问候母亲几句，就拉起了家常。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人，但心里很感亲切。我知道，老人是母亲的六十年前在河南大学中文系上学时的老同学，她的女儿带过我玩儿，我当时称她小桂枝姐姐。关于这个姐姐，我在2011年初写过一篇小文，后来刊登在《大河报》上，小桂枝姐姐看到后，还专门到我家来看望过母亲。

    杨阿姨是一个快言快语的人，她说：我和你妈妈是老同学，比你妈妈小八岁。你妈妈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她给过我许多帮助，也帮助过不少别的人。杨阿姨说，我到开封师专附中实习的时候，你妈妈替我接送小桂枝上幼儿园。晚上还辅导她画画儿，我周日回来，孩子拿一本画图给我看，让我得到很大安慰。杨阿姨说，我离开的时候，小桂枝很难受，但没有哭（这话有背景，我在《小桂枝姐姐》一文中，说她和妈妈分手时哭了），你妈妈给她买甘蔗吃。是她自己的钱，可对孩子说是我给的钱买的。杨阿姨说，其实你们家也很困难。不困难，你妈妈会从本科转到专科吗？

    母亲是1951年考入河南大学本科的，和杨阿姨本来不是一个班。入学的第二年，先外祖遇难后，她负担起几个弟妹的生活和教育，从而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理想转入专科，这事儿成为她一生的遗憾。

    顺便说一下，我在《小桂枝姐姐》一文中说小桂枝姐姐比我大一两岁，这次知道比我大两岁多。怪不得当年比我懂事。

附《小桂枝姐姐》

    这次母亲来北京过冬，闲谈中，我向她老人家问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个玩伴，我叫她小桂枝姐姐。那时，我年纪还非常小（不足四周岁），许多事情都记不得了。和这个小姐姐在一起玩的情景，我记得清楚的只有一个细节。

    那是1953年，当时，母亲在河南大学中文系上学，我和姥姥全家住在离河南大学不远的游梁祠街。有时候，母亲会带我到学校去。小桂枝姐姐的妈妈是母亲的同学和室友，这就是我们相识的因缘。

    小桂枝姐姐比我大一两岁，在那个年龄，这个差距足以使这个姐姐树立起在小弟面前的权威。那时国内战争刚刚结束还不久，除了民国时期的一些老建筑外，河南大学的校园还比较破旧。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学校西部空旷的场地和土围墙。记得有一天，小桂枝姐姐带着我在那空场上跑着玩，忽然，我发现她的棉袄袖子上套了一圈黑布。我很好奇，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回答说，是黑纱，因为斯大林死了。

    斯大林死了，那时，这是一个重要事件。稍后，我看到北门大街小学的学生排着队，抬着花圈，站在校园的操场上，等候开封南关外火车站鸣起的汽笛声，以为斯大林致哀（我当时在开封市北门大街小学附属幼稚园上学，小班）。这是1953年3月份的事（斯大林是1953年3月5日逝世的）。以当时一边倒的中苏关系，这一切本属正常，可我当时年纪小，不懂这些。黑纱事件可以看出小桂枝姐姐和我在对世界认识上的差距。

    昨天，我又向母亲提起小桂枝姐姐的事。母亲说，小桂枝姐姐是一个单亲家庭，她的妈妈杨金凤阿姨一个人带着她上大学。母亲说，平时，杨金凤阿姨把小桂枝送到幼儿园，星期天接出来。杨阿姨去教学实习的时候，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母亲就代她接孩子，替她带。母亲说，她周六把小桂枝从幼儿园接回来，周日带一天，周一再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杨阿姨为此很感谢母亲，两人关系很好。

     母亲说，杨阿姨去实习的时候，小桂枝哭着不愿离开妈妈，杨阿姨就给她买甘蔗吃。吃甘蔗在当时是很奢侈的一种消费。这个小细节，可见她们母女两人生活的不易。

     母亲说，杨金凤阿姨后来在郑州教中学，和母亲时常有些来往。小桂枝1978年作为“老三届”考上了河南中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儿童医院工作。前两年，她以主任医师的身份退休。因为医术和人品都好，医院又返聘了她。五十多年了，我们长期同住一个城市，可再没见过面。这中间原因当然很多，可现在的孩子们，想不到生活的艰难在其中占据了多大的位置吧。

 

附记：博文上传后，母亲告诉我两件事。第一，小桂枝姐姐带的黑纱是河南大学发放的。第二，杨金凤阿姨和母亲同系、同级，还住在同一个宿舍。杨阿姨考的是两年半学制的专科，母亲考的是本科，所以两人不是同一个小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