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声明，本系列翻译节选没有经过原作者D. Soyini Madison教授和Sage Pubilication的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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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理论的辩证关系

本书旨在为强调批判分析、伦理考量及展演理论与实践的质性研究者提供方法论资源。在展开之前，我必须首先申明：批判、伦理与展演三者的实践均需以理论认知为基础。理论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为这三个领域提供了意义框架与话语体系——批判分析植根于社会理论，伦理发轫于道德哲学，而展演本身即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在承认理论重要性的同时，我们还需理解理论时而与方法重合、时而与之分立的辩证关系。

理论与方法的同构性与异质性

二者的同构性体现为：理论在民族志中常作为阐释方法或分析工具。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种族理论还是现象学，我们都依赖理论来诠释社会现象。然而，尽管理论能指导我们撰写摘要、设计访谈或编码数据，但最终驱动任务完成的仍是方法化操作流程。二者关系在学术史上充满张力：学科边界与研究传统或独尊其一，或强行割裂。

从事民族志、伦理与展演研究的研究者必须兼通理论与方法。要化解这种张力，需同时把握二者的独立价值与共生关系。

批判理论的民族志方法论化

乔·L·金奇洛与彼得·麦克拉伦（Joe L. Kinchloe & Peter McLaren，2000）指出：批判理论在批判民族志中找到了它的方法论化身。在此意义上，民族志成为批判理论的"实践"——或更准确地说，成为其展演场域。将民族志视为"行动中的批判理论"是一个极具生产性的表述。吉姆·托马斯（Jim Thomas，1993）的论述恰印证此点。他将批判理论称为"智识反叛"，这段文字同时揭示了批判理论与批判民族志的共同旨归：

批判思想的根系蔓延自悠久的智识反叛传统——对观念与话语的严密检视本身即构成政治挑战。社会批判就其本质而言是激进的，它意味着对研究、政策及人类活动中的意义与方法进行价值判断。批判思维通过以下认知实现自由：社会存在（包括我们对其的认知）并非全然由强大而神秘力量强加的"既定事实"构成。这种认知催生了超越现存力量的可能性。批判行动意味着：通过思考与改造世界，我们既能改变主观诠释，也能变革客观条件。（p.18）

批判社会理论源自改变世界的"智识反叛"传统。作为民族志学者，我们在分析中运用理论具有多重维度：

• 揭示表象之下的隐性力量与模糊性

• 引导源于不满的价值判断

• 关注不同阐释共同体基于其符号系统、习俗与符码的批判表达

• 祛除权力无处不在的迷思

• 激发正义行动

• 命名与分析直觉感受到的存在

方法论的情境性

若如金奇洛与麦克拉伦所言，批判民族志是批判理论最具说服力的方法呈现，那么我们不仅要理解理论的必要性，更要掌握其方法化过程。恩里克·G·穆里洛（Enrique G. Murillo, Jr., 2004）强调：

理论关联方法，方法关联研究场域，从而锚定研究工作。方法主要依赖直接观察（参与观察）、开放式访谈及人类产物的文本分析。但这些方法的具体运用程度与方式，取决于研究目的、核心问题、理论框架及场域特性本身。（p.157）

尽管理论为实践提供指导原则，但对操作指南、技术流程等方法论要素的专注仍不可或缺。当理论作为阐释模式时，它即是方法；但当特定场景需要具体行动链完成任务时，理论又需让位于方法（甚至退居次要地位）。穆里洛的启示在于：方法绝非孤立静止的操作，而是始终与研究目的、核心问题、理论框架及场域特性动态互构。

关键概念的辨析

批判（Critique）批判旨在解构并重构那些压制真理权威体系替代可能性的认识论确定性，揭示强制机制与知识构成之间的隐秘关联。当主体赋予自身权利去质疑通过权力运作的"真理"，并质疑通过真理运作的权力时，批判便得以发生。它是对生成中自我的关照，挖掘并解构那些在主体形成之前就已预设的限制与意义。福柯提醒我们：批判是打破"我可能成为什么、我可能冒险认知什么"之界限的勇气。

立场性与归属（Positionality and Belonging）

归属先于存在。我们与他人的归属关系及位置，界定了我们的存在方式——包括认知、情感、世界观，乃至身体姿态与肌肉记忆的取向。法国社会理论家皮埃尔·布迪厄称之为惯习（habitus）：一套后天习得的敏感性、倾向性、图式与品味，它们非生物本能，而是源于我们与他人共存的"家园世界"所塑造的文化化存在方式。

立场性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在批判他者所处权力结构的同时，迫使研究者反身审视自身的权力、特权与偏见。对立场性的关注即反身性民族志——一种对自我的"回视"。通过这种回视，我们检视研究意图、方法及潜在影响，对自身的研究范式、权威地位及表征/阐释的道德责任保持清醒。

反身性民族志（Reflexive Ethnography）

我们关注自我觉察与自我批判的多层次过程，以及在整个研究动态中观察自我的要素。田野工作者对其反思进行再反思——刻意审视自身思维的"如何""为何"与"什么"。反身性民族志的核心追问包括：

• 我的在场改变了什么？

• 我的知识盲区何在？（有哪些"未知的未知"？）

• 我的证据是什么？它产生了什么效果？

• 这项工作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

"自我民族志"最初指民族志学者在本土文化或同文化群体中的研究。1980年代随着"表演转向"及对叙事作为文化批判现象的新评价，这一概念逐渐演变。自反性的自传式叙事与个人经验开始作为数据被纳入自我民族志。自传性与民族志性结合，形成一种"自我的生态"——自我既是研究主体，又是分析对象（最佳状态下与他者不可分割）。正如埃利斯（Ellis, 2004）所言：

自我民族志"作为民族志的一种形式，部分是'自我'（auto），部分是'文化'（ethno）"（p.31），且"是超越二者之和的独特存在"（p.32）。

对话/他者性（Dialogue/Otherness）

对话强调人类之间感知交融、具身互动的鲜活共在。它使研究者与他者之间的意义生成与话语交流保持开放与持续。通过对话呈现的言说不再是民族志独白或文字转录中凝固的"标本"，而显现为随时间流动演变的生命体。

研究对象称谓谱系

• 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向他人提供信息者

• 顾问（Consultants）：提供专业建议者

• 朋友（Friends）：具有情感联结的相识者

• 主体（Subjects）：具有能动性的身份承载者（源自贝尔·胡克斯的观点："人们通过定义自身现实、塑造新身份、书写自身历史、讲述自身故事来抵抗霸权，确立主体性"）

• 成员（Members）：属于某一集体的关联者

• 对话者（Interlocutors）：参与对话或话语的交往主体

注：本人早期民族志工作偏好"主体"一词，以强调贝尔·胡克斯所述的能动性；受学生与康克古德（Conquergood）对"对话者"概念的启发，近期著作中更侧重使用后者。

理论/方法

批判民族志是批判理论的"实践"或"展演"——即行动中的批判理论。当理论作为阐释模式时，它即是方法；但当特定场景需要具体行动链完成任务时，理论则需让位于方法（甚至退居次要地位）。我们依赖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种族理论还是现象学）来诠释社会行动，但在撰写摘要、设计访谈或编码数据时，真正驱动任务完成的是方法化操作流程。

方法/方法论

• 方法（Method）：解决问题、开展研究或完成任务的工具、程序、策略或系统方案

• 方法论（Methodology）：对方法本身及知识获取方式的阐释、分析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