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GLOBAL PERSPECTIVE ON ORAL VACCINATION OF WILDLIFE AGAINST RABIES 

前记：

人类狂犬病的99%以上来源于狗。只要实现了狗群中狂犬病的彻底消除，就能确保人类狂犬病的彻底消除。

2015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联合提出了到2030年在全球实现犬介导的人类狂犬病零死亡（Rabies: Zero by 2030）的战略目标。我国政府也承诺将在2030年全面消除本土狂犬病。

由于狂犬病毒在多种野生动物中持续传播，难以通过疫苗接种或隔离彻底消灭，对狂犬病目前设立的目标只能是消除而不是根除，只能是要求在人类及其主要传染源--狗中将狂犬病彻底消除。

在猫狗和人群中消除狂犬病以后，仍然存在从野生动物输入狂犬病的风险，仍需持续监测野生动物和猫狗并采取防控措施，如发现突发的由野生动物引发的狂犬病的个别病例时，要及时在周边的猫狗和人群中进行预防性疫苗接种，以防疫情扩大。

理想状态当然是将狂犬病彻底根除，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要积极探索在野生动物中消除狂犬病的可行方法。

以下综述论文概述了野生动物口服狂犬病疫苗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对未来的展望（见参考文献）。

该综述论文的7位作者都是国际知名的狂犬病专家，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以色列、德国和韩国。其第一和通讯作者是美国的Charles E. Rupprecht博士，他是目前在世的全球最著名的狂犬病专家，是过去三十年全球在狂犬病研究方面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曾于2021年获得国际兽医卫生协会( International Veterinary Health，IVH)的狂犬病英雄奖（Rabies Hero Awards）（见相关博文）。

 野生动物口服狂犬病疫苗:全球展望(2)

2. 疫苗（VACCINES）

2.1. 早期的疫苗研究（Precursors）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狂犬病生物制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最初的概念发展到实际应用 (Rupprecht et al. 2016)。到 19 世纪末，医学界对狂犬病的根本病因和病理生物学有了共识，包括接受疫苗学用于预防人类疾病 (Carter 1982; Schwartz 2022)。然而，将疫苗从人类扩展到野生动物的想法却发展缓慢，在人类和家畜疫苗引入几十年后才逐渐形成。作为“反向同一健康(reverse One Health )”应用的最初示范，兽用狂犬病产品的开发借鉴了人类医学的方法，即采用 19 世纪 80 年代巴斯德及其团队为人类暴露后预防（PEP）引入的相同方法制成的粗制神经组织衍生物(Cavaillon and Legout 2022)。这类基于神经组织的疫苗是通过将狂犬病毒（RABV）接种到动物大脑中制备的（最初在兔子中，后来在绵羊、狗、啮齿动物等中）。在这些受感染动物出现狂犬病临床症状后，采集它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组织，并通过干燥、辐照或添加化学物质（如苯酚）等方法对狂犬病毒（RABV）进行部分灭活 (Wiktor et al. 1972)。然而，这些疫苗中仍残留有狂犬病毒，可能会导致病毒的增殖性感染，引发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自 19 世纪巴斯德的原始模型问世以来，狂犬病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逐渐得到改善。在小规模的概念验证演示之后，狂犬病疫苗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在日本成功地对犬只进行了大规模的注射免疫接种，从而开始在动物中实际应用，但随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了大规模的推广计划 (Umeno and Doi 192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疫苗学迎来了真正的复兴。20 世纪 50 年代末，为了提高疫苗效力，通过在鸡和禽类胚胎中连续传代，或在仓鼠、犬或猪的原代肾细胞中培养，研制出了改良活病毒疫苗（modified-live viral vaccines，MLV）（Kissling 1953；Koprowski 1954；Fenje 1960）。到了 20 世纪后期，从自然感染动物身上分离出的多种“街毒（street）（即野生型）狂犬病毒，成为所谓“固定（fixed）”（即实验室衍生）疫苗种子病毒的主要来源材料，通过在动物脑组织或细胞培养中多次传代获得。这些包括源自 1882 年巴斯德从患狂犬病的奶牛身上分离出的病毒的后代，即巴斯德病毒（PV），以及 20 世纪 40 年代从其衍生出的攻击病毒标准株（CVS）；通过在鸡胚中重复培养减毒，如低鸡胚传代（ low egg passage ，LEP）株和高鸡胚传代（high egg passage，HEP）株，前者来自 1939 年的一例人类狂犬病病例；以及最初于 1935 年从患狂犬病的狗身上分离出的街毒-阿拉巴马-杜弗林（Street-Alabama-Dufferin，SAD）株，及其衍生的伊夫林-罗基特尼克-阿贝尔塞斯（Evelyn-Rokitnicki Abelseth，ERA）株（Rhodes 1981；Sacramento et al. 1992）。

这些实验室固定狂犬病毒株中的几种被用作研究和开发人类及家畜用灭活疫苗或活疫苗的基础，也是首次应用于野生动物（主要针对欧洲和北美的主要宿主红狐（Vulpes vulpes））的原始材料。例如，贝尔（Baer，1962）通过胃管给圈养的狐狸注射了 CVS 或 LEP 狂犬病毒株，但前者实验组中只有 1/5 的动物，后者实验组中 0/6 的动物产生了病毒中和抗体（VNA）并存活下来，而所有 6 只对照动物均死亡。当时，口腔黏膜淋巴组织作为口服疫苗的活性部位的关键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认识，也没有意识到食肉动物胃部环境对诸如改良活病毒疫苗（MLV）等生物制品稳定性产生的不利影响(Orciari et al. 2001; TeKamp et al. 2020)。

在另一次尝试中，一种灭活的神经组织狂犬病毒（RABV）疫苗被注入狐狸的口中（补充材料图 S1），使用的是经过轻微改进的爆炸式“人道猎捕郊狼器” (Robinson 1943)。在 14 只接种疫苗的狐狸中，有 6 只产生了 VNA（狂犬病毒抗体），并在面对强毒 RABV 的实验室攻毒时存活了下来，而所有的 6 只对照组狐狸都死亡了(Baer et al. 1963)。考虑到一种不同的远程给药技术，Hudson et al. （1968 年）使用了一种装置，在其中一个弹簧推动的针头和注射器可以向动物注射灭活疫苗或 MLV 疫苗（补充材料图 S2）。成本以及在大片土地范围内适用性的需求限制了这种应用。

尽管这些早期发明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和良好的初衷，但它们并不实用，而且难以顺利地转化为随后广泛的应用。要实现实地的成功概念验证，还需要一种能够自我复制的病毒通过可食用诱饵被送入宿主的口腔中(Bogel and Winkler 1992)。灭活疫苗中所含的病毒抗原负荷不足以通过口服产生足够的免疫力，而且相对大量的纯化抗原的成本过高，无法通过口服途径提供有效性 (Rupprecht et al. 1992a)。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Charles E. Rupprecht,  Tore Buchanan,  Florence Cliquet,  Roni King, Thomas Muller,Boris Yakobson, and Dong-Kun Yang,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ORAL VACCINATION OF WILDLIFE AGAINST RABIES，Journal of Wildlife Diseases, 60(2) : 241-284 , 2024, URL: https://doi.org/10.7589/JWD-D-23-0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