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口服狂犬病疫苗:全球展望(1)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ORAL VACCINATION OF WILDLIFE AGAINST RABIES 

前记：

人类狂犬病的99%以上来源于狗。只要实现了狗群中狂犬病的彻底消除，就能确保人类狂犬病的彻底消除。

2015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联合提出了到2030年在全球实现犬介导的人类狂犬病零死亡（Rabies: Zero by 2030）的战略目标。我国政府也承诺将在2030年全面消除本土狂犬病。

由于狂犬病毒在多种野生动物中持续传播，难以通过疫苗接种或隔离彻底消灭，对狂犬病目前设立的目标只能是消除而不是根除，只能是要求在人类及其主要传染源--狗中将狂犬病彻底消除。

在猫狗和人群中消除狂犬病以后，仍然存在从野生动物输入狂犬病的风险，仍需持续监测野生动物和猫狗并采取防控措施，如发现突发的由野生动物引发的狂犬病的个别病例时，要及时在周边的猫狗和人群中进行预防性疫苗接种，以防疫情扩大。理想状态当然是将狂犬病彻底根除，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要积极探索在野生动物中消除狂犬病的可行方法。

以下综述论文概述了野生动物口服狂犬病疫苗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对未来的展望（见参考文献）。

该综述论文的7位作者都是国际知名的狂犬病专家，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以色列、德国和韩国。其第一和通讯作者是美国的Charles E. Rupprecht博士，他是目前在世的全球最著名的狂犬病专家，是过去三十年全球在狂犬病研究方面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曾于2021年获得国际兽医卫生协会( International Veterinary Health，IVH)的狂犬病英雄奖（Rabies Hero Awards）（见相关博文）。

 野生动物口服狂犬病疫苗:全球展望(1)

摘要

人类与家畜及野生动物之间的长期冲突的缓解工作复杂且艰难。在过去 50 年里，针对野生动物的口服狂犬病疫苗这一主要生物医学概念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实际应用，为自由活动动物的传染病管理领域带来了重大变革。在非洲、欧亚大陆、中东和北美洲的不同地区，曾对野生动物进行了口服疫苗接种。尽管狂犬病无法根除，但通过人工投放、在投饵站投放或飞机投放等方式，已投放了超过 10 亿剂疫苗诱饵，从而在中型食肉动物中实现了广泛的疾病预防、控制或局部消除。纯度高、效力强、安全且有效的疫苗由改良活病毒、高度减毒病毒或重组病毒制成，并封装在极具诱惑力的可食用诱饵中。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主要的自由活动目标物种包括郊狼（Canis latrans）、狐狸（Urocyon cinereoargenteus；Vulpes vulpes）、豺（Canis aureus）等。在北美，已对多种中型食肉动物开展了口服狂犬病疫苗接种工作，包括灰狐（Urocyon cinereoargenteus）、红狐（Vulpes vulpes）、赤狐（Vulpes fulva）、狼獾（Taxidea taxus）、浣熊（Procyon lotor）、貉（Nyctereutes procyonoides）和臭鼬（Mephitis mephitis）。除臭鼬外，其他物种的接种工作均取得了进展。对口服狂犬病疫苗接种效果的项目评估包括：在目标物种体内检测疫苗诱饵中含有的生物标志物，以证明其接触过诱饵；通过血清学检测特定狂犬病病毒中和抗体的诱导情况，以表明对疫苗产生了免疫反应；最重要的是，通过加强基于实验室的监测，在收集的动物脑组织中检测狂犬病毒抗原的减少情况，以此作为管理效果的证据。尽管这种技术常被错误地视为万能药，但将其应用于自由活动的野生动物，是符合“同一健康”理念的现实应用，对农业、保护生物学和公共卫生都有益处。基于对中型食肉动物口服狂犬病疫苗接种的经验教训，未来将其扩展到其他物种和疾病的机会将带来深远的跨学科效益。

关键词： 诱饵(baits)、生物标志物(biomarkers,)、诊断(diagnosis)、丽沙病毒( lyssavirus)、口服疫苗接种(oral vaccination,)、狂犬病(rabies)、血清学(serology)、监测(surveillance)、人畜共患病(zoonosis)。 

1.  引言

从历史上看，一些人认为在人类、家畜和野生动物之间的传染病是不同生命形式之间基本的自然的“生存斗争”，是一场“无情的战争……没有怜悯，没有停战”(Zinsser 1935)。自 16 世纪以来，人类对野生动物疾病的管理一直处于漠不关心和过度反应这两个极端之间 (Wobeser 2006; Gortazar et al. 2015)，狂犬病（一种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进行性、不可治愈的温血脊椎动物脑炎）等重要的人畜共患病也不例外。狂犬病由经典狂犬病毒（RABV）等狂犬病毒引起，并在全球范围内由蝙蝠和中小型食肉动物宿主传播(King et al. 2004)。尽管对其他人畜共患病考虑了多种选择，但在 20 世纪，控制野生动物狂犬病的主要方法包括不分青红皂白的捕杀、悬赏、无限制狩猎、夜间射击、诱捕、在洞穴中使用氰化物和一氧化碳熏蒸，以及通过诱饵投喂士的宁(strychnine)毒药(Geiger 1916; Sellers 1923; Records 1932; Lewis 1966; Blancou and Meslin 2000)。关于致命捕食者控制与保护的概念存在重大冲突，这引发了早期专业人员之间，例如在美国生物调查局和美国哺乳动物学会的人员之间，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Schmidly and Naples 2019)。

尽管狂犬病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疾病，但它并非具备可根除的条件，原因在于其存在广泛的哺乳动物宿主种群以及狂犬病毒种类的多样性(Rupprecht et al. 2008)。然而，并非一直以来都是如此被认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在此之前，人们对蝙蝠狂犬病的认识还不广泛，且狂犬病毒的物种分类尚未得到明确），人们认为通过使用致命性控制手段来彻底消灭这种疾病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Steele and Tierkel，1949)。这些考虑背后的最基本假设是，疾病的传播速度会受到种群数量减少的影响，即当密度低于一个关键阈值时，“疫情波”就能够被遏制 (Zinn 1966; Bo¨ gel et al. 1976; Schneider 1977; Gunson et al. 1978)。除了随机捕杀动物之外，其他策略，如栖息地改造、使用化学绝育剂或引入传染性疾病，也被视为管理中型食肉动物种群的技术手段(Davis and Wood 1959; Sikes 1970; Winkler 1975; Wood 1954; Wood and Davis 1959)。

鉴于大规模、长期的绝育手术计划本身所涉及的巨大开支、可疑的道德考量以及最终的徒劳无功，其他策略应运而生。由于可用生物制剂的改进、大规模犬类免疫接种的使用，以及野生动物通过跨物种传播（CST）向人类和家养动物传播疾病的威胁不断增加，研究人员开始考虑其他替代方案，例如疫苗接种(Black and Lawson 1970; Schmidt and Sikes 1968; McLean 1970; Baer 1988)。普卢默（Plummer 1954 ）很有预见性地认为：“……人们可能会倾向于希望设计出一种口服有效的疫苗……。”与专注于家养物种的注射接种不同，野生动物的口服狂犬病疫苗接种（ORV）的概念得以发展(Baer et al. 1971; Black and Lawson 1973)。这种观点的目标是：展示过去 50 年来欧洲、北美、中东、亚洲和非洲野生动物 ORV 方面取得的进展；讨论衡量持续项目成功的关键参数；而且，鉴于所面临的明显挑战，提出针对未来应用的改进措施。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Charles E. Rupprecht,  Tore Buchanan,  Florence Cliquet,  Roni King, Thomas Muller,Boris Yakobson, and Dong-Kun Yang,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ORAL VACCINATION OF WILDLIFE AGAINST RABIES，Journal of Wildlife Diseases, 60(2) : 241-284 , 2024, URL: https://doi.org/10.7589/JWD-D-23-0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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