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族，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判断： 周族最初只是一个部落，周族属于羌族的一支。 

   这里所说的“部落”，是指古代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聚集地。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大家庭，具有单一的血缘关系，当然也存在例外，如两个或多个有紧密血缘联系的家庭组合。“血缘关系”是部落的重要特征。

   我们可以从《周易》中大概了解到，在周族的组成方面，血缘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首先，《周易》的卦文，暗示了周族的血缘关系。

   之前分析《恒》卦的博文中[1]，我们解释了《恒·初六》“浚恒”和《恒·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意思是文王埋怨：自己总是替族人疏通做错的事，如果总是按照大家的想法做事，对文王妻子来说是好事（因为不断有人到她那里求情），对丈夫和儿子来说不是好事（因为很难管理）。我们说，这样的抱怨在现代一般会发生在家族企业或以亲情关系为基础的群体中。如果文王面对的下属，不是拥有血缘关系的人，那么有什么抹不开情面，使自己为难的？

   其次，在《周易》中直接有6例“血”字。分别为： 

• 《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 《屯·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 《需·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 《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 《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 《涣·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虽然关于该字还有争议，但其很可能和血脉，周族血缘有关。

   现代社会已经有了很多对古代社会和原始部落的研究，从这些研究及古人的一些描述中，我们可以大概推测之前周部落的组织形态超脱不了血缘关系。

   “部落”不同于部落联盟，主要区别在于没有一个共主，即统领所有部落的王。

   周族是在周文王的爷爷的时候，才开始向商族臣服，以商王武乙为王的。

   周文王的爷爷叫做“亶（dǎn）”，这个字的本义尚有争议，但很可能具有“诚实、忠厚”的褒义，即“老实巴交”的意思。 《竹书纪年》记载“（武乙)元年，邠迁于岐周... ... 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 《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 ... (古公)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

   《史记》虽然是一部比较严谨的史学著作，但是这一段记载很不靠谱。它把事实和对事实的解释混杂在一起，强迫读者忽略事实，接受他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和传统儒学一样，存在以价值观随意解释事实的弊病。在司马迁的描述中，生活在山林中茹毛饮血的落后族群突然就跨越时代，拥有了近代理想王国的伦理道德观，这太荒谬，不符合逻辑也违背了现代社会学常识。司马迁囿于旧时代，这样描述无可厚非，但现代社会的人如果不加以辨别，就完全相信，那就不只荒谬，而且愚蠢了。

   我们需要将《史记》中描述的事实，和司马迁主观的伦理解释分开，依据事实和自身经验，给出符合逻辑和现代社会学常识的新解释。这就是对史料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出：“亶”的部落原来居住在“邠（bīn）”，也叫做“豳（bīn）”，二者其实是一个字。从“豳”的字形就可以看出，该部落在山林之中，以狩猎为生。“亶”部落后来与其它部落产生矛盾，竞争中失利，不得不从山林中迁往平原。结合“亶”字“老实巴交”的义项，我们可以推测，“亶”部落不是一个很大的部落，其家庭成员对“亶”的失败未免会有抱怨。因为褒义词“忠厚、老实”在原始部落阶段相对应的贬义词就是“无能、窝囊废”。 但这并不说明“亶”部落战斗力弱。相对于长期在平原生活的部落，他们对艰苦生活的忍耐力更强，对获取物质资源的斗争手段更残忍、直接。也就是说，他们更野蛮，战斗力也更强大，我相信这也是他们可以在岐山脚下安家的主要原因。

   （武乙)元年，“亶”部落搬迁到“岐周”之后，很快就向商族臣服。 “周”只是一个地名，即周原。这里生活着不只一个部落，大家可以想象在平原中的一个一个村落，只不过相距较远，所有的村落其实都有或多或少的血缘联系，只不过长期以来既有亲密，也有矛盾。关于它们的具体形态，我认为同美洲印第安部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大家可以参考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我们不知道刚刚在山林中落败的“亶”部落是否很好的和“周原”其它部落融合、相处。但它臣服于商族的事实，很可能说明这是一个外来户面临本地土著的剧烈冲突时，立刻紧抱大国大腿的现实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亶”可能没那么“忠厚、老实”。

   从商族的角度来说，支持这么一个部落是有好处的。首先是他们的臣服很可能是真诚的，因为他们可能面临周原原有部落的重大排外压力。其次就是这个部落的人单纯（野蛮相对的褒义词），战斗力更强大（残忍相对的褒义词），可以为商族所用。再者是他们刚在山林野蛮部落“薰育戎狄”的竞争中失利，期待复仇，对那里情况非常了解，能够成为商族手中的“枪”。

   我相信，以上理由就是“亶”部落协助商族讨伐“鬼方”的主要原因。

   没错，《史记》中的“薰育戎狄”就是“鬼方”，王国维进行过考证[2]。

   商族和“鬼方”存在矛盾，成为东方的霸主后，长期优越的生活很可能使商族腐化堕落，族人不愿意打仗，那么像“亶”部落这样的羌人力量就成了商族很好的依仗。

   “亶”部落来自于“薰育戎狄”所生活的山林，他们本身就属于羌人的一支。 所谓的“羌”不是地名，是商族对位于西部的一类野蛮人的统称，《说文解字·羊部》说“羌，西戎牧羊人也”，也就是说许慎认为“羌”和“西戎”是一回事。这些野蛮人也被称为“氐”、“翟”，我们不管其名字叫什么，怎么称呼，只是从文化的角度判断，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

   《史记·周本纪》记载了神话传说周族有始祖女为“姜原”，而“姜”被认为是女性羌人的称呼。《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学者共识有“男羌为羌，女羌为姜”的说法，据说引自于《说文解字》【注】，但我没有查到。“姜原”的神话传说证明在文化上，周族有“羌”人的传承。

   《史记·周本纪》记载“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髪，以让季历”，其中“文身断髪”与“羌”传统习俗相符合。周武王在起兵伐商时，有“羌”等八部跟随周师，这些部落与周之间都存在血缘联系，而最有名的姜尚，就属于“羌”人。

   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至少存在着3种文化。

   一种是最早的，存在于传说中的“夏”文化，以发达的炼铜技术为其象征。一种是商文化，它征服了夏文化，与其高度融合。

   这里顺便说一句，我非常怀疑，甚至基本确认“莘”族就是夏文化的核心。《史记·五帝本纪》“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史记·夏本纪》“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莘”族就是“姒”氏，文王的妻子来自于“莘”，被称为“大姒”，所以“夏”就是“莘”。

   我们说“商”与“夏”高度融合，指的是商王的外戚基本都是“莘”族。

   《史记·殷本纪》说“（伊尹）乃为有莘氏媵臣”。我们之前的博文就分析过，伊尹很可能是商汤王后的嫡亲弟，之后的商王都有“莘”族的血统。所以如果用“国”来称呼的话，“商”和“夏”是一个国，只不过这个所谓的“国”有很多个部族，“夏”是其中几个部族的统称。所以在商末，夏商文化已经融合将近为一个文化了。

   再有一种文化就是“羌”文化。它们生活在“商”的北部、西部和西南部。换句话说，这部分区域的族群也许众多，但都被商人归类于同一种文化，那就是“羌”。就像我们将所有的原始部落都称为野蛮人，上海人将非本地的都称为“外地人”一样，没有差别，一律平等。

   《后汉书·西羌传》“（羌人）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递泽，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

   《后汉书》的这部分描写非常有道理：野蛮人各族群相互通婚，相互战争和合并，长久以来就是这样，谁还分得清有什么差别呢？所以都是“羌”人，只不过不同时期，不同环境背景下，称呼有差别就是了。

   “亶”部落生活在“羌”的生活区域，拥有“羌”的生活文化，与“商”、“夏”不是同一族类，那么，如果不是“羌”人，它是什么？我们哪里有必要给这个民族另取一个新的名字呢？

   当然“亶”之后，文王和“商”、“夏”通婚，不仅商的后族，也包括周的后族，基本都来自于“莘”族，周族就脱离了“羌”人的范围。周文王在《周易》中认为自己是商人[3]，而周武王认为自己是夏人[4]。文王的妻子“太姒”很可能是“莘”族族长嫡女，所以周武王认为自己是夏人就非常合理了。

   “亶”的三儿子和其它晚辈加入了商军。三儿子名字叫做“历”，意思很可能是“让人痛苦”或“厉害”，被称为“季历”，“季”就是排行第三的意思。

   从“亶”和“历”这样的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该部落成员出生时的名字应该和成年时不同，名字中很可能加入了性格特征。“季历”很可能性格威猛，脾气暴躁，这样的人容易成为同龄人中的领袖。 我相信同时加入商军的不只“亶”的直系晚辈，因为一个部落的适龄年轻人不可能都离开，所以应该还有生活在周原，臣服于商的其它部落的年轻人也加入了商军。只不过到最后，所有这些年轻人都聚集在“季历”身边，以他作为首领。

   我们基本可以确认，就是在“季历”时期，他率领的族人及其它部落年轻人所形成的军队加入了商族讨伐鬼方的战斗。这一仗打了三年，直到鬼方完全臣服。

   《周易·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震”本义为雷电，这里如果没有出现错误的话，很有可能是形容这次战争规模大，动员程度较深；或者是形容“季历”参战的态度坚决，像雷霆那样做出决策，不容改变。

   如果我们对《未济》卦“震”的第二种解读是对的，那么就说明季历参与对鬼方战争，替商族卖命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战争持续了3年，其族人有挫折，有怀疑，但季历始终坚定不移的忠实于商王，最终得到了商王的奖赏，也实现了身份的转变。

   《竹书纪年》的记载“（武乙)二十四年，周师伐程，战于毕，克之。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 ... 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 ... （文丁）二年，周公季历伐燕京之戎，败绩。... ... 四年，周公季历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牧师。五年，周作程邑。七年，周公季历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公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来献捷”。

   所以说，季历的威望完全是打出来。我们之前判断季历是职业军人，就是依据这些记载，否则一个小族不断的挑衅四方，没有商王的命令，怎么可能？

   我甚至可以想象，商族最初使用这些周族部队时，未尝没有把它们当炮灰的想法，只不过由于这些人作战勇敢，战绩突出，最终才成为职业兵。

   那么下一个问题，“季历”带领的族人，规模有多大呢？

   《竹书纪年》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里，玉十皞，马十匹”。

   试想，“三十里”的土地，在现代农业技术下当然可以供养很多人；但在那个时代，不过就是一个村庄的大小。往小了说也就几十户人家，往大了说，能有三百户就已经非常大了。 在文王的时代，一个“邑”也就住三百户左右。《讼·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意思大概是：一个部落在战争中失败，该城邑的三百户人家被文王部落收留，这当然影响了战胜方的利益。在争论中，文王失败了，回来后把三百户还给了对方。

   因此《竹书纪年》中的方圆三十里，也就是一个城邑的范围。在这里，“季历”带领的族人和战斗伙伴也就在几十人到上百人之间，“季历”算是一个百夫长。它以忠诚获得了商王武乙和文丁的信任，被武乙带回了殷都，驻扎在殷都附近，成为武乙和文丁父子的直属部队，是威慑、镇压商族其它高层贵族的重要武器。 像这样的人，文丁怎么可能会让它离开，回到周原去呢？

   所以说，在周文王父亲季历这一辈，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他不再是原始部落中野蛮的小伙子，而成为直接为王服务的将领。不仅是他，他的儿子周文王，也变成为“王”服务的“臣”。如无悬念，将一辈子在殷都，替商王打仗。 

[1].请参考博文系列：《恒卦解析01-易学43》，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303836-1476447.html

[2].请参考：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我赞成其部分意见，鬼方就是玁狁，但昆夷不同，我之前的博文提过，其实是商族一支。 

[3].请参考《明夷》卦及我的解读，《明夷》卦中，文王自比“明夷”，也就是“夷”人中看的清楚的人，“夷”就是“殷”，是对商人的称呼。 

[4]. 《尚书·康诰》“用肇造我區夏”，意思是：（文王）开始造就了我们夏的区域。也就是说，我们 夏人能够控制这个地区，是从我父亲文王开始的，与他的努力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