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厚宣在《殷商史》中认为“殷商时代已是中国古代的信史”，这种说法其实存在很多问题。

   甲骨文的出土和殷墟发掘的成功，确实印证了《史记》等古代文献中的部分史事。然而，这些文献中也存在大量明显与现代常识相悖的神话传说。我们不能因为某些史实得到验证，就相信这些记载信史，正如我们也不能因为其中包含神话，就完全否定它的史学价值。

   司马迁无疑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家。他在撰写《殷本纪》时，参考了大量如今已失传的文献和材料，因此《史记》中的大部分记录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然而，任何历史学者都有其时代局限性，司马迁的认知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西汉社会。

   他与我们现代人一样，对几千年前的古代社会和原始部落的运作方式一无所知，也缺乏现代科学常识。

   以如下二例为证：

   1.姓氏与家庭观念：在《史记》的描述中，姓氏、婚丧嫁娶等文化现象似乎是天然存在的。然而，现代人类学研究已明确表明，这些观念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早期的原始部落领袖，很可能并没有姓氏。

   2.占卜与科学：再例如，《史记》中有专门的《龟策列传》，司马迁花费大量篇幅来探讨如何通过龟甲占卜来准确预测未来。然而，现代科学告诉我们，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试图用占卜的方式来预测未来是完全徒劳的，这只是一种信仰行为。

   《史记》的首篇是《五帝本纪》，其开篇第一句话是：“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这段描述充满了与现代常识相悖之处：

   从上篇博文，我们已经知道了，古代社会“王”的观念有长期发展的过程，很可能在“商”朝时，才真正形成了“王”的概念，在“商”之前，很可能连“王”都没有，又哪里来的什么“五帝”呢？

   黄帝姓公孙也同样不可能。“公孙”作为姓氏，明显是从爵位中来的。当确定一个血缘分支是“公”的孙辈时，可以用“公孙”来进行区分。而“公”的爵位概念很可能是商末周初才形成的，主要依据是当时对部落首领称为“伯”，其字形为“白”，而“公”的字形就是“八”和“白”或“厶”的组合，表示和“伯”不一样，或者这个人做的事和“私”不同。而所谓“黄帝” 被认为是“夏”各族的祖先，按照史书中的历史断代，他怎么可能姓周时的“公孙”呢？

   至于说“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其叙事逻辑和神话传说如出一辙，既不符合常理，也无法证实。

   所以在“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句话中，恐怕只有”黄帝“这个名字才具有客观史料的价值。

   当然，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这个名字也可能存在问题。因为“帝”是商人对已故“王”的尊称，而“黄”也有可能是“王”在民间的误称，所以“黄帝”或许只是最早的“王”的代称。当然，这只是一种有待证伪的假设。

   我们称司马迁是严肃的史学家，是因为他有批判和选择的态度。司马迁自己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这段话表明，司马迁已经意识到关于黄帝的许多记载“不雅驯”（即不规范、荒谬），但他仍然在有限的条件下，选择了最可靠的材料进行编纂。这在当时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我们不能苛责他。

   然而，作为后人，如果我们不以现代科学为基础，认真分析、选择那些符合经验、逻辑和常识的内容，岂不是连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都不如？

  是为《殷商史》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