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客家话书面表达2：客家话书面用字问题及误区

转摘自《客家话书面表达优化体系探析》，钟茂初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年版

    客家话书面表达的用字问题，是关乎客家话书面表达体系及其简洁化实用化的核心问题。只有解决了书面表达用字简洁化实用化的既有障碍，才能为客家话书面表达体系的完善与优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客家话书面表达“用字”，不能简单等同于“考本字”。强求“历史真实”的“考本字”，难以整体性地实现客家话书面表达。应以“逻辑真实”解决客家话用字问题，为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体系的构建与优化奠定基础。

客家话书面表达的核心问题是“用字”问题。因为，客家话口语是非常完备的语言系统，但要对其语音作出语义准确的文字表达，存在相当大的难度。长期以来，客家话学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求解客家话“本字”。本书作者认为，客家话书面表达“用字”问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客家话“考本字”问题。因为，客家话书面表达“用字”问题，根本目的是形成客家话书面表达的文字系统，以便于客家话以书面文字方式传承与传播；而客家话“考本字”，则是针对客家话口语词语的读音追本溯源地探讨其“原本用字”。换言之，“用字”问题追求的是“逻辑真实”，只要其语义、读音符合汉语言特点和客家话语言特色，无论其是否是“历史真实”，都可以作为客家话书面表达的用字；而“考本字”，更多地追求“历史真实”。但由于客家话并没有多少历史文献资料可供考证，最终还是依靠逻辑推理去得出。所以，本书作者认为，过于强调“历史真实”，过于强求“考本字”，是难以解决客家话书面表达问题的。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采用“逻辑真实”的方式来实现客家话的书面表达，形成客家话的书面表达体系。

在语言学领域，“逻辑真实”“历史真实”问题，不知是否有学者直接提出过。但这一问题却是广泛存在的。例如，采用现代汉语的标点符号对古文进行标点断句，采用简化汉字来书写印刷古文，显然不是“历史真实”，而只是“逻辑真实”！再如，采用汉语拼音方案对汉字进行标音，显然也不是“历史真实”，而只是“逻辑真实”！所以，客家话书面表达特别是用字方面，采用“力求逻辑真实、不强求历史真实”原则，并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做法。

本书作者强烈主张客家话用字“力求逻辑真实、不强求历史真实”。对于这一主张，许多客家话研究者可能不赞成，尤其是“不强求历史真实”！本书作者为什么坚持这一主张呢？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一主张的合理性。现代汉语中的“祖父（爷爷）”一词，不少客家话地区的发音都是“Gōng Da”，写作“公爹”大体不错。但在现代汉语和北方方言普及的语言环境下，很难将“祖父”与“公爹”联系起来，即使是客家话为母语的现代读者也很难做到。可见，将“祖父”写作“公爹”或许是“历史真实”，如果我们的客家话书面表达强求这样的“历史真实”，不仅无助于客家话的传承与传播，反而徒增混乱！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也能很好地阐释这一主张的合理性。现代汉语中的“没有”一词，客家话中读作“Máo”，基本上都写作“冇”。事实上，“冇”是一个后造字，用在客家话书面表达中显然不是“历史真实”，但由于该字已经传承了一段时期，且为大多数客家话使用者接受，而且也被收入了现代汉语之中，所以，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中少量接受“冇”之类的后造字，也是“力求逻辑真实、不强求历史真实”主张的体现。

要认识到，类似的客家话词语并非仅此几例，而是存在一批。所以，“力求逻辑真实、不强求历史真实”应当成为客家话书写中的一个基本准则。

二、既有客家话书面表达“用字”及“本字”研究中存在的若干误区。

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的既有研究（主要是“考本字”，如各种客家话字典辞典中收录的“本字”），出现了以下几种倾向，从而使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走向缺乏逻辑的误区（既缺乏语言文字发展的历史逻辑，也缺乏一种语言自身内在的逻辑关联性）。这些误区，是客家话书面表达体系的完善与优化必须有效处置的关键性问题。

误区之一：不顾“本字”常用性的逻辑特点。

既有客家话文献中的大量“本字”，是现代汉语中并不常用的“字”，即使在唐宋时期历史文献中也并不是常见的“字”，即使客家字典辞典中引用的例句也往往是孤例。本书作者对这一研究倾向不敢苟同。因为，这样的“本字”不符合语言文字发展的逻辑。其一，客家话作为一种客家群体日常生活交流中的实用化语言，不可能流传许多繁难、生僻而不常用的字词。尤其是一些在唐宋时期就不常见的字词，为什么会在客家群体中流行起来并不断地流传下去呢？显然不合乎常理。其二，客家话与北方方言（包括现今的普通话）是同源流的语言文字，为什么许多繁难、生僻的字词，只在客家话中留存，而北方方言中则荡涤无存？从语言文字的发展逻辑上来分析，也说不通。从发展逻辑上来看，同源流的语言，在有一定区隔的相对孤立的环境下，某些字词的读音和语义可能出现不同的变化，但字词的常用性不大可能出现很大的差异。可类比的例子，同源流的汉语，在大陆与台湾两个地区相互隔离70多年的状况下，一些字词的读音和词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留存的常用字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异，最多只是常用程度的差异。更具说服力的例子是，日语汉字是隋唐时期流入日本而在日语中广泛使用的，但比较现代汉语与现代日语，经过一千多年的语言流变和各自发展，除少量日语自造字以外，两种语言中的常用汉字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别。由此可知，客家话与现代汉语的常用汉字不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别，只是用字的常用程度可能存在一些变化而已！既有文献资料中大量的繁难生僻字，必定是人为臆想导致的，既不是历史真实，更不是逻辑真实。

误区之二：不顾汉语言及汉字源流发展逻辑。

例如，客家话中的人称代词，既有客家话文献中，第一人称写作“𠊎”，第三人称写作“佢”或“渠”。选用这些“本字”，表面上看，符合汉字表义表音的形声字特征，但恰恰忘记了汉字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代词都是“假借字”，而不是“象形字”或“形声字”。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𠊎”、 “佢”等字是后造汉字，而不可能是客家话人称代词的“本字”。同理，几乎所有的虚词，既有客家话文献中都仅仅根据相近的读音而选择近音字。合乎语言逻辑的思路应当是，既然都是假借字，在现代汉语已经确定了其规范的假借字并流传有年，何不在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体系中，主要虚词采用同样的假借字，赋予其客家话读音即可。

误区之三：考本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整体性综合考量。

在客家话本字考据中，往往都是单独地对某个字词进行考虑，而缺乏对关联字词一并考量的过程。如，客家话中，作为否定的常用词“Ngu”，一般客家话文献中都写作“唔”。其实，只要关联性地考虑，客家话中读“Ngu”音的字，如“五”、“吴”等，就很容易确定客家话否定词“Ngu”的本字应为“无”或“毋”。写作“唔”，毫无道理，毫无必要，语义上没有任何关联性，语音上也没有更接近于“Ngu”的读音。再如，有学者论证表“儿子”的“Lài Zi”的本字为“裔子”，独立来看或许有一定道理，但结合表“男性”的“Lài Zi Ngín”来看，则完全站不住脚。本书作者认为，客家话表“儿子”的“Lài Zi”、表“女儿”的“Mòi Zi”或源于“令郎”、“令嫒”之用语，本字当为“郎”、“嫒”（分别为“男”、“女”的雅称），音变转为“Lài”、“Mòi”。

误区之四：缺乏对词义情境的逻辑考量。

有方言学者认为，“确定本字的关键是方言词和本字在语音上对应，在词义上相同或相近”。这一主张，在客家话“考本字”的研究中也被广泛引用。本书作者认为，这一原则对于其他方言是否适合，不敢妄自评判。但对于客家话而言，完全是本末倒置的思维方法。客家话字词，通常受周边方言以及各时期官方语言的影响，所以，语音往往会不断变化，有些字词的读音在同一方言小区域内都可能存在多种读法。相反，核心词义反倒是较为稳定的。只要是长期流传下来的字词，其词义基本不变。因为，一旦受到了其他语言的影响，就会出现新的词语，而不是通过原有字词的词义变化来适应。因此，本书作者主张：确定客家话本字的关键是词义精准（精准地体现核心词义和词义情境），语音和声调上存在流变合理性即可。

例如，表“对老人小孩关心照顾”的词语，其读音为“Zhāo Fū”。如果把语音对应作为首要原则，必然会选择写作“招呼”，词义上存在较大的偏差。反之，如果将词义相符作为首要原则，则可以选择写作“照拂”或“照护”，虽然音调上有所差异，但两个选择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再如，表“宰杀”的客家话词语读音为“Chí”，客家话文献一般都写作“治”。本书作者认为，该词的核心要义在于表“宰杀动物并处理其皮毛”，“治”无法表达这一内涵。语义读音相符的“褫”，是更为合乎逻辑的选择。

误区之五：刻意复古的思维倾向。

某些“本字”考据，为了“有理有据”，刻意从古代字典类书籍中去寻找字义、字音相近的古代汉字。殊不知，客家话是特定历史时期（上限是五胡乱华衣冠南渡时期，下限是靖康之难时期的南渡）中原地区的日常用语。之前时代的用语（特别是书面用语），与客家话用语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古代字典类书籍中近音近义用字，不足为凭。最具证据价值的只有“隋唐及其前后历史时期”的记载性文献。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古字作为客家话本字是正确的。但是，这些用语并不是客家话的固有用语，而是客家话受周围南方方言影响而纳入的用语。这些南方方言是更早时期从中原地区流传下来的，这些南方方言中的本字，可能与古代字典类书籍中近音近义用字存在渊源关系。但与客家话并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客家话字词的“本字”，应当有其发展脉络，应当与中古时期的汉语字词有源流关系，而不应是凭空出现的一个生僻字。各种客家字典辞典中所举例句、所举早期汉语字典辞典的收录、所举前人的考据，如果缺乏清晰的源流逻辑，那么就不足为凭。为什么古代文献中会出现客家话“本字”的个别例句，其实当时的使用者也未必清楚某个字词的“本字”，而以“趋雅避俗”的方式选择了某个“本字”。

相当一部分的复古字，乍一看颇有道理，使得相关文献作者不作深究而人云亦云。实际上，经不起逻辑推敲。例如，客家话表“铁制利器因久用未磨变钝”之义，亦表“铁锈锈迹”的词语为“Lū”。多数客家话文献写作“黸”。但深究一下，此字仅有黑色之义，与客家话语境完全不符。

客家话“考本字”过程中，可适当追求“古意”。但是，“古意”绝非体现在繁难字、化石字方面，而是体现在：用字为常用字，现代读者能够理解其意，却不常用。例如，表“谜语”的客家话用字为“令”，用字为简单的常用字，其词义现代读者能够体会到，但现代汉语口语中一般不用“令”来表“谜语”。

客家话研究中“考本字”的目的，一是便于研习者更精准地理解方言字词的含义和读音；二是便于研习者理解客家话字词的源流变化；三是从客家话留存的古汉语因素中认识现代汉语字词的源流变化；四是便于记录或创作真正意义上的可读的客家话文本，使客家话得以以可读文本流传下去。

大量使用生僻字，基本上属于自娱自乐，完全失去了传播价值。例如，客家话表“用刀划割”为“Lá”，明明有现代汉语常用汉字“剌”，某些客家话文献却非要煞有介事地“考证”并使用“𠠝”，对于客家话的有效传播而言有什么意义？

误区之六：大量使用“后造字”，陷入臆造误区。

既有客家话文献中，某些“本字”的选定，类似于古物仿造中的臆造品（貌似有一定的古意，却不符合时代特征，生硬地把某些古意特征附着在器物之上）。例如，客家话中，作为对女性长辈亲属称谓有“ōi”与“Mēi”两个读音，一般客家字典辞典把该字写为“娭”与“㜷”。其实，古代汉语中“母”本来就有“ōi”与“Mēi”两个读音，否则以“母”为表音构件的形声字“海”、“每”、“梅”等的读音从何而来？更何况作为客家话中高频常用字，怎么可能没有其本字而需要后造字来表达呢？以“娭”与“㜷”这样的后造字或复古字来表达，毫无逻辑、毫无价值，反倒人为地割裂了语言文字的历史逻辑。

本书作者主张，客家话中除了极少数已经被现代汉语接受的“后造字”之外，其他后造字、臆造字都不宜保留。

误区之七：过于强调读音、音调流变的所谓“规则”，忽视客家话字音存在“讹变”现象。

对于字词读音的变化，不必“食古不化”地引用有关音韵的古籍，也不必“刻舟求剑”式探究其流变过程。客家话由于长时间不作书写用语使用，母语者都是口口相传。说者和学习者都不知道“本字”，只知道大致的读音。在流传过程中，很容易把一个词语的读音“讹变”为某个常见事物的读音。如同英语初学者用汉字读音来标注英语读音，初学者标注读音往往会选择语音相近的日常事物来标注，如将“thank you”标注为“三块肉”、将“good morning”标注为“鼓捣猫呢”，这样才便于记忆、也便于交流流传。但这样标注的读音，肯定是不准确的，也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同样的道理，客家话之中，必定有为数不少词语的读音发生了类似的“讹变”。如果非要从已经“讹变”的读音中去探寻其本字，无异于缘木求鱼。例如，客家话中“矮凳”的读音为“aa Má Dèn”，实际上“矮”字的读音讹变为了更为常用的“鸭”字读音，而“鸭”又进一步“讹变”为客家话日常事物“鸭嫲”，久而久之，“矮凳”讹变成了“鸭嫲凳”。我们探寻客家话的本字，应当还原“矮凳”，如果还原为“鸭嫲凳”就失去了探寻本字的意义。再如，客家话表“太阳或阳光”的词语读音为“Ngiè Téu”，写作“热头”，表“月光”的词语读音也为“Ngiè Téu”，写作“月头”。但从语言的整体性来考虑，“日光”与“月光”为同一读音，是不符合语言准确表达逻辑的。合理推测，“Ngiè Téu”（热头）是由“Ngii Téu”（日头）讹变而来。又如，客家话表“外孙”词语的读音为“Ngòi Seāng”，写作“外生”。从语言整体性来考虑，“外生”与“外甥”同音，不符合语言准确表达的逻辑性。可以合理推测，客家话中的正确用词应为“外孙”（Ngòi Sēn），但在流传过程中，讹变为“外生”。所以，对于此类词语，应在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体系中适当加以纠正。

同理，对于音调的变化，也不必“讲死理”地引用相关古籍、探求其流变。音调的无规则变化，很多情形是由于客家话口语词汇在口口相传过程中“讹变”为日常熟悉事物而造成的。这一现象，相对于汉语书面文字传承中的“雅化”现象，可称之为客家话口语传承中的“俗化”现象。例如，“酒酿”（Ziǔ Ngiàng）讹变为“酒娘”（Ziǔ Ngiāng）；再如，“长揖”（Chāng Ya）讹变为“唱谒”（Chàng Ya）。如此之类的音调变化，有什么规律可言？何必对其如逢大敌、不敢越雷池一步呢！

我们应当追求的是语义正确，而不是形式上的“精准”。客家话词语读音，不可避免地存在流传传播过程中的讹变。应当认真地判别，并通过适当方式予以纠正，尽可能避免走向无法还原的地步。

误区之八：有闻必录，不顾词语的适用范围，不作逻辑分类地选择字词。客家风俗文化器物用语，与客家话用语，混杂在一起，人为增加了客家话语言的繁复程度。

客家话词语应区分：正式场合的常用词语、非正式场合的俗语、俚语、口语；长期传承变化不大的词汇、新近所造词汇；客家话各方言区的通用词汇、小方言区词汇；与语言有关的词汇、与语言关系不大的日用品词汇。

客家风俗文化用语，本质上并不是客家话作为一门语言的特有用词，不应纳入语言范畴。例如，客家话词典中，多数会列入“金罂”一词。其实，这个词语，并不是客家话语言范畴的特殊词语，而只是客家族群迁葬风俗中的一个用语。再如，客家话词典中，多数会列入“饭甑”一词。其实，这个词语，并不是客家话语言范畴的特殊词语，而只是客家族群常用煮饭方式的一个器具用语。相关词语，在有关客家风俗文化的文献中记载即可，加入到客家话语言文献中，没有必要，徒增烦杂。应当明确：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语言体系，是用客家话记载描述世间一切现象的语言，并不是单纯用于记载客家族群风俗文化的语言。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体系中收录的词语应主要包括：正式场合的常用词语、长期传承变化不大的词汇、客家话各方言区的通用词汇、与客家话语言直接有关的词汇。而与现代汉语表达相同的词语、与现代汉语表达略有不同但易于理解的词语、客家话中非常用和非典型的词语、客家话小方言区的非通用词语、仅表征客家族群风俗文化、生活环境、日常器具的词语，则不予列入。 

引文格式：钟茂初.客家话书面表达优化体系探析[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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