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精神世界是对自然环境的长期反应，也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

自然法则没有温度，它遵循着能量最小原理。熵增定律也是能量耗散后的表现。具体而言，就是自然界倾向于用最小的能量做事情。任何局部能量聚集的现象，最终都会被自然重新厘定。曾经有一个纪录片，展示了一个辉煌的城市，当人类突然全部离开后的后续变化。在短短几百年内，自然就会重新覆盖并分解这座城市。

自然法则不讲怜悯。曾经有人问，为什么自然界不给动物们设计一套系统，被捕食的时候让它不惊恐，没有痛苦。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设计这样一套系统，花费太多的资源和能量，对于自然界来说并不划算。现在航空公司也不会为乘客设计一套紧急跳伞系统，原理如出一辙，所花费用和效果不成正比。

人体有着最为精妙的结构，看细胞内部的小小世界如同一个复杂的巨型城市。人体的各个系统，包括神经系统、淋巴系统、循环系统等等，各司其职，且密切合作。但是，其宏观器官几乎杂乱地堆积在身体内部，这就是典型的演化后遗症。这有点像上一代的老人勤俭持家，对于一双袜子，前三年，后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身体演化也是如此，凑合着能用，就绝对不会重新建立一个体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颈鹿。随着其脖子的眼神，其迷走神经也跟着延伸，最后造成其声控系统失效。即使如此，大自然也没有像芯片一样重新设计布线，让长颈鹿的迷走神经分布得更合理和高效。

上面这些论述其实在表达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这个宇宙并不是给人专门设计的。人类的出现有绝对是一个自然界的BUG。太多巧合，太多因素决定它不可能出现在地球上。

在人类没有出现前，在没有人为干扰和思维模型进行简化前，自然的宇宙规律就是道。这种道就是理学用“格物致知”想追求的外在真理和运行规律。老子所提的最本质的自然之道，这种道被西方文明加以重视，以科学认知的方式推进。

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就在于科学与宗教的结合。科学为他们带来了征服世界的工具。而宗教则为西方社会国家稳定和作为人心灵的藉慰提供了方法。这二者结合解决客观世界和人内心之间的双重需求和矛盾。

在西方主体文明中，缺乏我们有关“心的理解”，缺乏一个准确的英文词汇来描述我们的“心”与“心学”。我们的心大致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

在文明层面存在着一个从原始到高阶的进化。最原始的思维就是生存。让文明演化下去的策略就是可行的策略。这不是个人层面上的利己，而是在文明这个层间的利己。在这个基础之上，则是文明的高阶阶段，文明利他。文明间相互依存，互相成就。这并不是人类世界独有的一种思维和运行方式。自然界中，也会出现不同物种之间的协作关系。因为这种模式最可能保留文明的多样性，长周期对人类发展有好处。

这种文明级别的思维跃升是大势所趋。专门利己的文明，比如历史上的各种豪强帝国都灰飞烟灭了。但是，就如古代皇帝虽然是个高危职业，每个新上任的皇帝都认为自己有能力掌控局势，于是历史一再重演。但是，历史终归会演化到世界大同的阶段，只不过这个时间会很长，而且会经历多次的文明碰撞，甚至会是经历很惨痛的代价才能完成人类文明的整体跃升。

西方文明整体上还处于第一层次，属于极度利己文明。但凡比别的文明技术超前一点，就会把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以及后面匪夷所思的百人小队就可灭一国的故事，都属于这种思维的产物。当英国的五月花号登录北美东海岸，饥寒交迫时，当地土著给他们带来食物和生的希望。他们首先感谢的是自己的上帝，上帝显灵，给了他们生机。之后，印第安人的悲惨故事开始，而北美白人依旧可以心安理得地每年过圣诞节。

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和极度利己主义？

要回答这个问题，自然要回到欧洲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现代欧洲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密切相关。这一地区高山林立，缺乏土地，绝无可能发展农耕文明。向海而生，发展海上商贸是最佳选择。他们人口少，商贸培养的文明精于算计、独立性、以及契约精神。从最初，这些文化基因就镶嵌在其文明之中。

而中国地大物博，农耕文明是首选，也就催生了非常强的大团队合作精神。我们对天象的系统系需求，远比古希腊文明的高。因此，对自己的理解成为了中华文明一等一的大事，这就为我们的天道和大道理论做了重要的铺垫。个人则依附在这个系统的农耕社会，是保障其生存的最佳方案。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社会竞争，有利于资源整合，利益最大化。可以说，中华文明早期就是熟人社会，乃至于孔子专门抨击这种现象—“乡愿”。这种老乡之类的社会关系，在现在中国社会，依旧非常流行。

尊重长者，尊重祖先，是家族传承的重要文化纽带。我们形成了一种多代平衡的社会发展模式，最小单位就是血亲三代的循环，这也是目前中国城市生活的典型模式。每个人都身兼多个身份，上有老下有小，既要为国家，也要为家庭。这种关系非常牢靠，是儒家文化的基石。治国如烹小鲜，先修身齐家，才能安天下，其实都是在说，国家治理的思维模式是家族管理的加强版而已。

以家族和血缘关系构建的中国古代社会，是早期欧洲人无法想象的。因为他们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无法支撑向中国这样的庞大人口，也无法建立这种密切的家族体系。缺乏家族社会的整体约束，为个人的人性发展提供了空间。

治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强化最小单位—家庭与家族—的作用。上层建筑和皇帝可以轮流坐庄，但是底层的乡村依旧按照自己的方式是在运行，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基本状态，也是中华文明一直可以延续的主要底层逻辑。

儒家其实表达的就是这种农耕社会所需的规矩和运行方式，所以与其说儒家是思想，不如说就是中国人的底层思维逻辑和生活模式。孔子作为大儒，能够以最系统的语言来描述这种模式，但是儒学并不是孔子等儒家的创造。

统一、稳定、守时、合作是农耕社会的最基本需求。脱离了这个社会，个人几乎无法生存。与其说是个人让渡了自我，不如说每个人都放弃了自我，把自己衔接在这个社会网上进行生存。从这个特征来看，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构建起了以文明整体为发展的策略，个人荣辱与得失，与文明发展相比，或者与具像为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相比，都微不足道。舍生取义，其实是为了文明的逻辑为舍身。这个义就是中华文明的底层基石。

义，就是一种大道。如果没有这种传承几千年的精神，就不会有那么多仁人志士，为新中国的成立义无反顾地舍生取义。

在思想领域，儒家就像一个家庭的父亲，任劳任怨，没有那么多激情。有的是直来直去的道理。有人抨击儒家没有在艺术领域发挥作用，没有像道家和禅宗那样有丰富的思想和艺术活动。儒家就是“100”前面那个1，释和道就是后面两个“0”。如果没有了“1”，后面两个“0”也就是失去了意义。辩证关系就是，后面的两个“0”让“1”的价值极大地增加。

在历史长河中，儒释道三教融合，都有机会去融合对方，并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是，历史还是选择了儒家，并通过王阳明等几代大儒的努力，成功地改造了传统儒家，把佛教和道教的优秀思想吸纳进来，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心学”。

“心学”解决中国传统社会的过于人内心的忽视，尤其是个人之心的培养。“心学”向禅宗思想中关于“心”的借鉴，使得儒家学说变得有了温度。除了硬邦邦的社会管理和阶层分明的说教，还包括了个人内心的解放。这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思想来说，是一个绝大的进步。

但是，“心学”最大的缺憾就是对朱熹“理学”的对立。王阳明只看到了一面，而没有进一步进行调和。这无形中扼杀了中国对“科学”认知的萌芽。

开篇我们就提到，人的社会包含了自然和人两方面。社会进步一定是对自然的开发和人性解放两个层面展开。如果条件不容许时，前者是王道，是生存的法则。当西方人为了生存，以科学为利刃向全世界开刀，开疆扩土时，我们的传统思维就跟有些不上形式。清政府除了能勉强保持国家的大厦摇摇入坠，在和西方列强对阵时，一败涂地。

其实，“心学”与“理学”无外乎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个视角。心学，从内心出发看到世界。理学是先研究世界，在延及内心。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体系。“心学”人为地割裂这一点，这非常遗憾。很多时候，他们在争论“理”或者“道”时，用一个简单的词笼统地“天之道”和“人之道”混合在一起。

人类其实挺可怜的，尤其是当喊出“吾心即是宇宙”之时，那种悲凉感更会油然而生。如果古人们能看到宇宙飞船从遥远太空拍摄的地球如一粒尘埃时，就会理解宇宙为何要关心人类？人的一切活动影响的只是这粒尘埃一部分而已，与宇宙而言实则可以忽略，这和蚂蚁说我就是地球一个道理。能说这种话，可见其身心已经被蒙蔽，被人类自己的自大，也就是认为自己内心的无限远所蒙蔽。但是，这种思维就是唐吉坷德的勇敢。虽然不管用，但是依然冲向风车。在现代社会，人类终于能够较为正视自己的无知—认知边界。承认有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也就不会用一个简单的心来与宇宙进行衔接。

但是，人类社会毕竟要发展，人心毕竟要安顿。我不排斥王阳明的心学，让人放弃一切烦恼，让心纯净的思维，亦儒亦道亦佛，我举双手赞成。如何让这一大类的“心学”和现实的“科学社会”衔接，面对现实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现阶段，以美国为首的“科学社会”，以文明利己主义为思想纲领，以军事和高科技为手段，对其他文明进行空间打压。当国将不国时，但见乌克兰的科学家、艺术家、甚至是孕妇都被调往战场，成为炮灰，谁还关心他们的心？此时就会知道与心相比，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何其重要。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是一个大国，其责任和历史义务不是其他小国能比的。中国的这种利他文明发展模式，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未来。中国提出世界大同各民族和谐发展，是人类文明思维的最高点。

在社会物质财富高速发展时，注重传统文化的浸润，可以有效地预防现代社会的流行病—“空心病”。具体表现为缺乏历史责任，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把西方的个人主义强硬地嫁接到中国的文明体系中，造成很大的不适应性。

在文化发展上，我们现在遇到历史机遇，如何协调天地人几者的关系，让人心安顿，让国家和民族富强，这一定是人类向往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