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说得好：“文艺靠汇演，体育靠比赛，学术靠交流。”交流才能提高和进步，进而创新。

有一段话不知道您是否听过？

时间回到1886年6月18日，美国医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ians，AAP）第一次会议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弗朗西斯·德拉菲尔德（Francis Delafield，图右）在1886年的首届会议上当选为新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在开幕式的致辞时，Delafield有一段令人难忘的讲话，他说：“我们希望有一个……一个没有人会问谁是官员，谁不是官员的协会；一个我们不会问一个人来自哪个地区，而是问这个人是否做了好的工作，是否会做更多，是否有一些值得一听的话，并且能够说出来。我们希望有一个由成员组成的协会，每个成员都能为共同的知识库贡献一些真正的东西，并且他阅读这样的贡献时，会感到确信有一个有鉴别的听众……我们还希望有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协会。”(We want an association in which there will be no medical politics and no medical ethics; an association in which no one will ask who are the officers, and who are not; in which we will not ask from which part of the country a man comes from but whether he has done good work, and will do more, whether he has something to say worth hearing, and can say it. We want an association composed of members, each of whom is able to contribute something real to the common stock of knowledge, and where he who reads such a contribution feels sure of a discriminating audience .... we also want a society in which we can /earn something.)

今天看了，仍令人耳目一新！

讲者术业有专攻，听者有辨别能力，而不是为了混一个学术职位来浑水摸鱼？那时，善意医生的聚集确实取决于他们促进医学实践和医学科学的目标，以避免，尽管不一定是蔑视，那些更棘手但不太被接受的医学伦理学和医学道德话题。

回望150年前十八世纪中叶的美国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出国培训、学习、交流似乎走了一条相似的路线图。二三十年后，学成归来的各类人才也都在各自的领域成为最有权威的人物。医学领域亦是如此。

我们对病理学知识的增长是由一些才华横溢、充满热情的杰出个人完成的，他们成为了临床和病理学领域最受尊敬和记忆最深刻的人物之一。不幸的是，我们经常忘记，在许多情况下，还有其他人，他们的才华和研究并不逊色，但他们的贡献却被遗忘了。

140年前，正是这样一群人在美国成立了美国内科医师协会。

1885年10月10日，在纽约弗朗西斯·德拉菲尔德（Francis Delafield）的办公室召开了首次组织会议并决定成立AAP，参会的除了德拉菲尔德，还有六位医生，他们是德雷珀（William H.Draper）、皮博迪（George L.Peabody）、艾德斯（Robert T. Edes）、威廉·佩珀（William Pepper，1843-1898）、 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图右）和詹姆斯·泰森（James Tyson，1841-1919）。

右图：弗朗西斯·德拉菲尔德（Francis Delafield，1841-1915）

左图：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

1885年12月29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许多关于学会名称的提案，学会的宗旨里就重点强调了病理学的作用。学会使命是一个荣誉性的、选举性的美国医师科学家组织，他们代表了在改善健康方面做出开创性和持久性、有影响力的贡献的巅峰。早期的考虑重点是协会和其会议的纯科学性。美国医师协会通过每年召开一次医师科学家年会来展示和分享科学，并就科学和实践问题进行交流，以实现其使命。第一次正式的大会计划在1886年6月举行。

德拉菲尔德在1886年的首届会议上当选为新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协会的创世成员都是非凡的人物。许多人都是著名的，都是有地位和有影响力的人。他们的名字将长久地被人们记住。包括Pepper、爱德华·詹韦（Edward Janeway，1841-1911）、米切尔·普鲁顿（Mitchell Prudden，1849-1924）、威廉·考次曼（William T.Councilman，1854-1933）、威廉·亨利·韦尔奇（William H.Welch，1850-1934）、雷金纳德·菲茨(Reginald H.Fitz，1843-1913)、Osler、恩斯特（H.C.Ernst）、斯坦格尔(Alfred Stengel)、弗朗西斯·米诺特（Francis Minot）、弗雷德里克·沙塔克（Frederick Shattuck）、Draper、Peabody、Edes、Tyson和Delafield等共计75个会员和7名名誉成员（最初的限制名额是100名，直到学会成立10到15年才达到）。6月18日第一次大会上有58人参加了会议。第一次大会上大多数宣读的文章曾是或仍旧是病理学家撰写的。大会上的一篇文章具有特别的意义，是Fitz写的关于穿孔性阑尾炎的经典论文。

1895年，Osler在他的主席任期引用了德拉菲尔德的讲话，并强调“病理学是发展的坚实基础”，发布了他的著名格言“实验室研究将最终服务于临床”。 在1899和1900年，古斯塔夫. 鲍姆加滕(Gustav Baumgarten)和Janeway 在他们的主席任职讲话中，指出临床医生和病理学家紧密联系将大大有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人们的一致共识是首先要有一个坚实的病理学基础。为此，美国学生一直到巴黎、德国和英国的医学院校就读，在著名的导师指导下学习病理学。那时，有许多条件优越的实验室和研究所可供选择，这些单位都由世界著名的学科带头人主持，如罗基坦斯基（Rokitansky）、魏尔啸（Virchow）、朱利叶斯（Julius）、科恩（Ferdinand Cohn）、维格特（Carl Weigert）和埃利希（Paul Ehrlich）等。这些导师既是临床医生，同时很大程度上也是病理学家。

二十年后，病理学在美国才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开始迅速发展并壮大，此后涌现出一批非凡的人物，如克拉克(Alonzo Clark)、Delafield、Janeway、杰克逊(J.B.S.Jackson)、Fitz、怀特(Moses C.White)、Prudden、Pepper、Welch、Councilman、Osler、凯利(Howard A.Kelly)、.哈尔斯特德(William S.Halsted)等，同样，他们中绝大多数既是医生也是病理学家。

附件：Delafield的简单价绍

弗朗西斯·德拉菲尔德（Francis Delafield）是著名人物约翰·德拉菲尔德（John Delafield）的孙子，约翰于1783年从伦敦移民到美国，随身携带了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临时和平条约。弗朗西斯于186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6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然后到伦敦和柏林继续深造，在柏林期间，病理学家魏尔肖对他影响深远，在那里他对病理解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66年担任贝尔维尤(Bellevue)医院的病理博物馆的馆长，负责病理学和博物馆的所有工作。1875-188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内科实践的主席。1882年，继Clark后，他被聘为病理学和内科教授，在这个职位上他一直工作到1891年。1886年，他成为美国医师协会首任主席。

Delafield是组织病理学特别是肾脏疾病组织病理学的先驱，由于他身兼临床和病理学二职，因此以把过去依靠五官感觉的临床诊断和实验室的检测结果相结合而著名。

对于每个医学生来说，从组织染色“Delafield苏木素”而非常熟悉他的名字。

2025-5-29于济南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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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ery.1995 Sep;118(3):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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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 Intern Med. 1961;108(4):643-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