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记（第三章 南京十中）

在我们中学绿树成荫，紫藤缠蔓，芳草萋萋，四季花香的校园里，西洋建筑多彩多姿，质朴无华，它高低错落，疏密相间，像一曲曲凝固的乐章，似一幅幅流淌的画卷，在学生的记忆里萦绕不绝，挥之不去……

在众多校友的回忆文章中，文革中进入南京十中的学生相对较少。或许当时主要是按学区就近入学，而不是之前或之后都是以优异的考入这所名校。所以，这些校友相对比较自卑。至于我，既不是学霸，当然也不是学渣，至多算一个学酥，看上去有型，一碰就散。1970.1-1974.7，我曾在这所“汇文书院”度过五年的中学时光，那是在黑暗时代的一线光明。

初中生的“择校”

1969年底，我父亲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重新恢复工作后，由江苏省商业厅（南京中华路5号）调到江苏省财政厅（南京中山北路101号）。当时，省财政厅负责管理共有房产的是原省商业厅的刘伯伯，是一位老熟人。他告诉我父亲，因为文革中下放了不少干部，所以现存的空房子比较多，待分配的宿舍有几个可选的地方：

最好的是城北高楼门的独栋洋房，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官邸。具有典型的西班牙建筑风格，有独立的院子，主体建筑高二层，砖木结构，外墙为黄色，大圆拱窗，坡屋顶，上铺红色筒瓦，入口处设一门斗，朝南一排圆拱形大玻璃门窗，采光通风良好，二楼设一半圆形带护栏的阳台。整个建筑造型复杂多变，令人过目不忘。但缺点是需要两家合住，公用厨房与卫生间，有点不方便。

其次也是在城北，大方巷的“眷村” 。白先勇《台北人》里有一篇短篇小说《一把青》,开篇第一段“抗日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我们住在大方巷的仁爱东村，一个中下级的空军眷属区里，“朱青”们最初与最后的情爱之所；这个二层砖木结构的小楼，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建时是给民国时期的外国使节及家属居住使用，后当时中交农四大行还有一些私人银行的行长，由他们买了下来，之后居住在这里的主要是当时银行业的官员。

最差的是城中的华侨路平家巷一幢三层的新式楼房，共住九家人家，大中小各三套，大约是60年代建造，原省轻工厅宿舍。这里的地理环境很好，新街口中心地带，华侨路闹中取静，居住户是省财政厅、省电力局、工商银行等机关的工作人员；还有几幢小洋楼，里面居住的是老红军老干部，例如，做了几十年的省轻工厅厅长，省邮电局局长，省工商银行行长，省电力局总工，还有很大一个公共草地，可以活动。这里不仅是比较新的房子，相对干净整洁，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好学区。

我向父母做了房子的调研汇报。当然，我们并不清楚单位能给我家什么房子，那是需要根据地位级别、任职资格给予分配的。只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我建议放弃居住洋房别墅的机会，竭力主张选平家巷的房子。我主要考虑学区，南京十中的施教区，当然是首选。“昔孟母，择邻处”，今天我们只能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有所选择。

作为一个初一学生，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见识，是因为文革初期，我还是小学生，跟一群68届高中生（一中，三中，六中高一学生）厮混，打牌，游泳，造反。他们带我参加保卫江苏省委的赤卫队活动，观看“文攻武斗”的现场（火烧机校楼，攻打五中“八八”），听他们上中学的经历与大串联的过程。他们多次教导我上一所好中学十分重要与幸福，这就是我择校的理论依据与经验基础。

后来，或许是我父亲接受了我的建议，或许是没有选择，我们如愿以偿的搬进了平家巷的宿舍楼。

接下来，我又独自一人以初中生的身份完成了艰难自主的择校。在拼爹的时代，我们拼自己！在尚未“鸡娃”的时期，我们“鸡”自己。

按照政策规定，我们这个院子里1969级初中生都是划在南京十中，我自然就到鼓楼区教育局要求办理转学到南京十中。不料，立刻就遭遇到了人生一次重要的“滑铁卢”。一个中年干部，这形象在巴金《寒夜》之类作品中反复出现过，穿长衫、人干瘦的小公务员，满脸冰冷、毫无表情一口拒绝，将我分配到上海路附近的一所小学—-麻家巷小学（现在的拉萨路小学新华校区），继续读小学初中班。我一听就火冒三丈。

我是1969年9月上初中，但没有能去任何中学，依然留在原小学读的附属初中，俗称“戴帽子”。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葩。通常，原则上应该是学校向下兼容，大学附属中学，中学附属小学，小学附属幼儿园。不知为什么那时会出现小学附属中学，是教育革命“造反”的产物？还是因为文革中，中学受灾比小学更严重，复课闹革命时中学师资严重缺乏，只好让资质较好的小学勉为其难地消化小学毕业生，承担初中的课程教学？那些毫无初中教学经验，甚至不具备讲授初中课程的老师滥竽充数般糊弄学生，实在令人作呕。现在，长的很像电影《青春之歌》中“余永泽”（于是之饰）样子的家伙，居然还要让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继续“戴帽子”，我怎么能接受？我坚决要求按照政策的规定转入南京十中。我和这位工作人员据理力争，一直磨了一整天，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以后一连几天，一上班我又来了，在他的办公室里继续磨一整天。后来，理屈词穷的“余永泽”又拿出一个方案，说区里正在重划施教区，我家所在地区在下一届（1970级）划给大寨路中学，离我家更近，在沈举人巷。当然，仍然遭到我严厉拒绝了，我坚持，既然我这一届的施教区在十中，我的邻居同学都在十中，为什么我不能去十中，不是对我歧视吗？最后，“余永泽”可能觉得一个初一学生择校的决心那么大，又那么难缠，严重影响到他的工作，也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就给我办了转入南京十中的入学手续。

很多年后，我应中共鼓楼区委组织部的邀请多次来鼓楼区政府参加活动，在走廊里还是能听见“余永泽”那一口雌公鸡的江阴口音，使我能很准地识别出他来。当然，“余永泽”肯定早已或者根本就不记得我这个无名小卒了。

拿着转学通知，我立即到南京十中报到，由学校教导处办理好入学手续，并直接去初一年级报到。初一年级年级组长，一个长的像电影《烈火中永生》中许云峰（赵丹饰）的中年教师，拿着教导处开出的单子，看了看我，一个初中生已有1米7了，皱了眉头，说“怎么是一个男生”。男生好像是调皮捣蛋的代名词，我还被严重的性别歧视！随机问了几个老师，都被拒绝收留。

这位年级组长顾荣爵老师的社会阅历丰富， 曾经从事多种职业，因为热爱教学后转入学校任教，60年代，曾与十中的青年教师排演过当时十分著名话剧《年轻的一代》，在其中扮演男主的养父，坚持原则的老干部林坚。顾老师退休后，去美国与子女一同生活，听说在美国中风，在牧师的安抚下恢复健康，皈依了基督教。

只有一位女老师愿意收我，留在她做班主任的班级里。一位慈眉善目，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的中年女老师，她叫劳元丽，四十多岁，微胖，是五十年代初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在外交部做过翻译，曾因吃饭时误译而被下放来中学教书！她做了我整个初中的班主任，劳老师是一位充满母爱的老师，对所有学生都关心与爱护，一直对我悉心教导，精心栽培，没多久就任命我为班上的学生干部，成为她组织协调班级工作好助手。我中学毕业后，插队期间还去她家看望过她，她丈夫是南京电影机械厂的总工程师。

就这样，我终于打破了多年来南京十中不接受转学生的惯例，成为一位成功靠自己力量实现择校的初中生！

钟楼的“业绩”

在钟楼的办公室，办完了一切转学手续，正式开始我的中学生活。那是还是“文革”的中期，校园里，大喇叭震天动地，大字报铺天盖地。虽然“武斗”已不见踪影，但是“文攻”依然火药味十足。别人“文革”中主要批判刘邓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学校还要加上组织批判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我们中学的前身是“汇文书院”，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战火冲击的古城南京诞生，由美国美以美教会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在南京干河沿创办的教会学校。“汇文书院”是南京金陵大学、金陵中学和鼓楼医院的源头，开启了南京地区近代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和西方医学教育先河，在南京近现代教育卫生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为报答劳元丽老师收留的知遇之恩，我也积极投入写大字报的热潮中，批判美帝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与掠夺。其实，我们既不知晓教会学校，也不了解美帝的阴谋诡计，什么都不懂，只是鹦鹉学舌而已。

政治吴让老师对我的初中成长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吴老师像电影《英雄儿女》中沉稳干练、慈祥可亲的志愿军政委王文清（田方饰），充满激情的全文念给我们听了林豆豆的《爸爸教我怎样学会写文章》，此文当时风行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文中用“电光石火”来比喻灵感，还用了一个“稍纵即逝”的形容词，让我至今不忘。还有“熟能生巧，巧能生华”，提到19世纪俄国大文学家托尔斯泰代表作《安娜·卡列妮娜》，赞扬了他用词严谨慎密的精神，在那个时代是石破天惊的。我第一次知道，大人物在公开场合说的话与私下跟子女说的话是完全不同的。

为了进一步更好地学习，我从吴老师借来《爸爸教我怎样学会写文章》，这是从一份油印的传单，在钟楼的教师办公室里全文抄写，成为我的第一本“手抄本”，陪伴我度过整个初中阶段。后来，我还找来整版长篇通讯《向阳花开》，介绍红遍全国的学习“毛选”标兵单位太仓县洪泾大队沈玉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迹。沈玉英是初中毕业的农村女青年，患有截瘫，身残志坚，每天“狠斗私字一闪念”。《向阳花开》是我初中学习的范文。

很多年后，我在教MBA的核心课程《战略管理》时，回答同学们的提问，如何在案例分析中严格区分“六经注我”、“我住六经”，两种不同研究案例的方式与思路。我还深情地回忆当年手抄《爸爸教我怎样学会写文章》的经历。

曾经是南京第一高楼的钟楼，我在这里渡过多少青春时光。钟楼是我们十中的标志性建筑，也是现在金中校徽的原型，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汇文书院钟楼当时被称为南京第一幢“洋楼”，也是当时南京最高建筑。该建筑由美国人汇文书院首任院长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亲自设计督造，陈明记营造厂建造。主体为三层，中部高为五层的钟楼，钟楼的占地约330平方米。钟楼为砖木结构，外观为青砖砌筑，勒脚、檐口等处有精细的装饰线脚。每层楼的窗户上沿及水平绕墙体一周还有外凸的橘红色装饰线。现屋顶为四坡形，由水泥方瓦铺设，其上还有两个壁炉的烟筒。门窗为半拱形木质结构，楼梯也是木质的，室内还铺有木质地板。当年钟楼的钟声一敲响，半个南京城都能听到。在悠扬的钟声里，叙述着东西文明的碰撞和融合，见证了近代教育的沧桑与传奇。

初二的时候，我的一篇“讲用报告”被学校选中，这是一篇关于读书学习的文章。在钟楼的一楼办公室里，学校教务处的周老师（恕我一直不知道周老师的名字）帮助修改。周老师写的一手楷体好字，在原稿上，斟字酌句、删节补充，全文刊登在油印的校刊（《教育革命战报》1971年4月27日，第四期）上，并被邀请到鼓楼区红卫兵代表大会上做主旨报告；以后还去几所中学做过交流。

作为学校写作组的学生成员，在学校办的大字报专栏（新街口广场的东南角）上有过多篇议论文章与调查报告。除了批判文章，还有一个调查报告，关于曙光机械厂改造冲天炉的事迹。曙光机械厂是进驻我们中学的工宣队单位，也是我们中学学工的主要基地。我和几个同学经过十多天的采访，最后由我执笔完成。

钟楼上广播站，我没有怎么去过，但经常向他供稿，不仅是我写的，也有我从各班征集来的。我曾经负责过学校的黑板报，就是进学校大门二门之间的黑板长廊。经常可以听到同班同学的口诛笔伐的洪亮播音，他后来做过江苏省教育厅主要负责人。

我们中学是对外开放的学校，经常有外宾来访。比较出名的有，曾任燕京大学的教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7.19—1972.2.15）夫妇，以及陪同者、燕京大学出身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学生领袖黄华（1913.1.25－2010.11.24）。1936年，燕京大学经济系四年级学生黄华，放弃了毕业考试，陪同斯诺在陕北采访，担任翻译，并促进了《西行漫记》在中文世界的出版发行。如今，又陪同斯诺在中国访问，为中美建交立下汗马功劳。

只是因为50多年前中学校园钟楼傍，“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传奇》）。第一次见到伟大领袖的美国老朋友，第一次听说《西行漫记》这部伟大的著作，迷信与神话都扎根在心中。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燕京大学，黄华，还有天安门城楼上的四个伟大……

我在钟楼里参加接待，还有好几位外宾，法中友协主席夏尔·贝特兰，是个非常有名的亲华人士。文革结束后，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贝特兰公然宣布辞去法中友协主席职务，他污蔑中共现在的党中央在搞非毛化，认为“四人帮”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

北平房的“窘迫”

我的初中大部分是在北平房教室里度过。绝对的简易房，像工棚。没设计可言，就像农村盖房，图纸也用不着。墙体用的是煤渣混合而成的水泥砖，还有另外加固的支撑。往教室后排走，不小心就绊着。地面原本不平。北平房教室，隆冬时节，里面积攒的“人气”愣是一点用没有——我说的是似乎不增加半点暖意，嘴里哈出的气倒是有形有状，只是这视觉效果更让人觉得冷。

初中教过我的老师有好几位，大多数已经完全没有印象，甚至都记不起叫什么，长什么样子，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惟独十分清晰地记得史济芬老师的音容笑貌，往事历历在目。

史老师最突出的特点是一张“娃娃脸”，大大的额头，圆圆的脸，一副天真无邪的娃娃形象，个头不高，大约1米5几，清脆的童音，有点像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

史老师是1963年江苏师范学院的毕业生，那一年江苏师范学院分来很多大学生来十中任教，例如，后来做过校长的杨祖恒与岳燕宁，南京晓庄学院陈善卿教授等等。

史老师教我们时应该是30岁左右，远比我们这些少年老成的中学生，显得幼稚得多。我们在背后亲切地称她“娃娃老师”。当然，决不会当面叫这个外号，我们这点师生伦理还是有的，决不会造次。

在那个服装与色彩单一的年代，史老师穿得干净整洁，好象每天都要换一件鲜艳的新衣服，看得我们眼花缭乱。特别是与其他老师相比较，我不记得有重复，当然，肯定会重复。只是我的辨别能力比较差，或许还有一点色弱。1977年高考体检时，被判为色盲，差一点就与大学失之交臂。

史老师上课极其严谨，条理十分清晰，板书简明扼要，语调铿腔有序，很好地掌握课堂教学节奏，循循善诱，逼迫学生跟她的节奏走，不能一点开小差。她经常大声训斥学生，毫不留情，同学们并不反感。     

我现在还记得在北平房教室的台阶上，上课铃响了，我依依不舍地里离开篮球场，气喘吁吁地跑回教室。史老师在教室前拦住了我，她站在平地上，昂着头、面对我，毫不留情地咆哮：“你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所有写文字的答案都是对的，但写数学符号大于小于就几处与文字答案不一致”。她认为我掌握数学符号不过硬，或者做作业不认真。我后来努力去克服，但还是经常有个别的地方出错。这就遭到史老师暴风骤雨般的呵斥。

很多年后，我研究了神经教育学，才理解我为什么会一再地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实际上是神经认知障碍，视觉神经上的问题；不是智力问题，也不是态度问题。就像现在我在等公交时，经常将56路、65路、66路看混，当公共汽车开到分叉路时，我才发现坐错车。虽然史老师是师范院校毕业的老师，尽管学过一点心理学与教育学，不过基本没有任何神经科学的训练，当然不懂这些。

史老师批改作业也十分仔细认真，主要注意力并不是放在对答案上，简单地打个对错完事，而是特别注重逻辑推理，每一步是否合理，是否有依据，前提条件是否站住脚，表达是否准确清晰。经常在我的作业本上，写得密密麻麻，页面上满目苍欹，给我极大的压力，打掉了我们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傲气。看着整版红色批注的作业本，令我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初步建立起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与学习逻辑，为我后来学好工科课程奠定了良好的数学与逻辑基础。

不知为什么，我们在史老师的严格训练下，刚刚养成很好的学习习惯，史老师就不来上课了，接替她的老师是物理老师唐绍密，唐老师的教学几乎与史老师完全不同。他提倡思维开放，不拘泥解题的一般思路，总是分析各种解题方式，对于开发思路，创造性有很大好处。不过，对于我们这种资质一般的学生来说，很难掌握，也不利于基础的建立。唐老师的教学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但基础训练不够，比较适合天资聪慧的学生，对一般学生很不利。

反观史老师的教学，一种典型的师范教育的摸版，一步一步引导学生，严格要求，强化训练。对于打好基础有很大帮助，或许不利于思维活跃有某种限制。师范院校与综合大学的教育模式对于中学教育的功效各有千秋，主要视学生的现实需求与发展阶段的不同，能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一样的。我在理智上倾向于唐老师，情感上接近史老师，两位老师培养了我的数学思维，体会到数学的美妙。

大约在金陵中学120周年（2008年）校庆活动中，我又遇到史老师，她一再抱歉地对我说：“如果当年能再多教一段时间，或许能将你们的数学素养真正培养起来”。我问她为什么她不能多教我们几节课，她说当年她怀孕反应强烈，身体吃不消，不得不在家休息。我才明白，史老师为什么突然不辞而别；也理解史老师新婚不久，多穿几件新衣服而已，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此我要为史老师的“臭美”彻底平反。

现在学校在北平房新建了一幢辉煌的教学楼，那个冰冷破旧的房子随着时代过去永远不复存在了。金陵中学校歌依然那么悠扬洪亮：

大江滔滔东入海，我居江东；

石城虎踞山蟠龙，我当其中；

钟楼嵯峨，教育之官，桃李坐春风；

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

图书馆的“打工”

1971年的秋学期，刚升为初三的我，照常到我们南京十中图书馆“打工”----课余时间帮助图书馆整理图书，“报酬”是可以进书库翻阅馆藏书籍，这在文化凋零的时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图书馆楼建筑建于1902年，最初为汇文书院的青年会堂，也叫库珀厅、琥珀厅，为二层砖木结构小楼。青砖墙，红砖砌筑门廊，每层窗户腰部水平一周都有红砖装饰线。

沉稳的图书馆显露出一种自由生长的蓬勃童趣，感觉进入了一个魔法世界。图书馆坐拥海量资源信息，是充满知识能量的魔法屋！

图书馆里有几位不允许上课的、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牛鬼蛇神 ”：

解放前毕业于“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夏国炯老师，写的一首秀丽的小楷，满腹经纶，曾向我吹嘘在大学时就可以拟定一部民法通则；还向我解释，六法全书究竟是采用“民商分立”原则---宪法、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还是采用“民商合一”原则---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尽管我一头雾水，还是觉得很了不起。当时，我并不知道国立中央政治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直到80年代在南京工学院读研究生时，系里有位工作人员罗老师也是中央政治大学的毕业生，解放后一致没有工作，只能给誊印社刻钢板勉强有微博的收入。在文革中，可能应该算是专政对象，符合“公安六条”的范围。

国立中央政治大学的前身，是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于广州。北伐战争期间，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于1927年迁至武汉.”宁汉合流”后，该校又迁至南京。1947年，中央政治学校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更名为国立中央政治大学，直属国民政府教育部，顾毓琇担任校长（顾毓琇，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国立中央政治大学是国民党培养党政干部的摇篮，从功能上讲，它类似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党校。从一开始起，这所国立学校就被视为中国公务员的唯一摇篮，学生大多一经毕业，就派任为作为县政实验的县长与各级官员，所以报考者趋之若鹜。

三十年代金陵大学毕业生宋家淇，古文修养极高，在南京中教界是出名的学问大家。他的书法，更是闻名遐迩，南京街头有不少店铺的门头用的就是他的墨迹。作为30年代金陵中学学生刊物《金陵钟》的主编，宋老师深情回忆他在中学读书时，如何组织编辑与撰写刊物，对我这个70年代学校板报主编很多启发。宋老师在主编校刊《金陵钟》时，曾受到过一位学者的指导。当然，当时宋老师并没有说出曾昭燏（1909.1.27——1964.12）的名字，就更没有讲出她是曾国藩的长曾孙女。

1929年，曾昭燏考上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1931年，偶然的一次机会，聪明、好学的曾昭燏在好朋友、胡小石的女弟子游寿（1906～1994，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的建议下，开始旁听胡小石(1888年—1962年，国学大师）教授的甲骨文和金石课程，大受震动，深感胡先生引证之渊博，说理之致密，于是每课必听，并亲自登门请益。翌年，曾昭燏转入国文系师从胡小石教授，学习书法、历史、考古、金石等诸多学问。曾昭燏因其兄曾昭抡（中国化学奠基人，时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应北大校长蒋梦麟之邀去北京大学当化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原本居住在其兄家的曾先生，移居胡小石“愿夏庐”吃住，这一住便是三年，师生二人相夕与共，留下诸多温馨的慈父爱女般的深情厚谊。1933年，中央大学毕业后，曾昭燏担任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国文兼职教员，同时担任《金陵钟》的指导教师。1934年，曾昭燏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生班，1935年，曾昭燏中断金陵大学研究班学业并辞去附中教职，在两位兄长的资助下赴英伦求学，1937年6月，曾昭燏以学术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获得伦敦大学考古学硕士学位,并留校担任助教。

中国考古文物界的巨擘，声望最高、贡献最大且业内人人皆知的就数“南曾北夏”，“南曾”的曾就是曾昭燏，中国杰出的女博物馆家、考古学家，生前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先后参与和主持了各项文物挖掘及保护活动，曾反对将大陆文物运往台湾，对中国文物的发掘和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1964年12月，曾昭燏在南京灵谷寺跳塔自杀身亡

在图书馆里，我曾读到宋老师的一篇教学经验的论文，主要精神是，语文教学应当强调范文的背诵：一个学期背诵五篇文章，整个中学6年，背诵60篇，而且必须每学期累积背诵直到高考，仍然可以全部背下来。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体会不同文体、不同风格，在理解的基础上较深理解，同时可以综合利用，类似“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那么还有什么样高考作文不能应对自如？这样才能真正体味中国语文博大精深的奥秘。

我至今都不明白，这些接受改造的“牛鬼蛇神”，他们怎么敢这么明目张胆拉拢与腐蚀“冲锋陷阵、挥斥方遒”革命小将，而不担心被我举报？是不是我天生长着满身“反骨”，他们一眼就识别出来了。

为了巩固这个“特权”，我还经常为图书馆的壁报写一些新书推荐与读后感的文字。1971年九月初，刚开学我看到新到的周赤萍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小册子，因为有部电影《黑山阻击战》（1958年），全面壮观地反映了塔山阻击战之激烈，该战役在辽沈战役中首屈一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典战例之一。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真实地描述了我军史上的顶级战神—--林彪的雄才大略。解放战争初期，多年脱离军队的林彪被中央派到东北指挥作战，开辟新区。当时跟去的七大政治局委员就有彭真、张闻天、高岗、陈云这样的重量级人物，而只是个中央委员的林彪却被毛主席特命负东北大区总的领导责任，其中可见党中央对他的信任。林彪也不负重望，恢复了良将本色，越战越强，将出关的10万部队带成了百万大军，解放了大半个中国。

据此，我写了一篇2000字的读后感，交给学校图书馆。正好，图书馆的橱窗里张贴着1971年七八月份合刊的《解放军画报》和《人民画报》，我将上面的《孜孜不倦》照片（署名作者为峻岭，拍摄时间为1971年）与周将军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联系起来，我十分得意地自己的神来之笔。

不久，中学图书馆负责出壁报的的老师趁人不备悄悄地将文稿退给我，她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毁掉。我虽不知就里，还是照做了。

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中共中央在1971年9月18日发布通知逐步扩大了传达范围。 直到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以77号文件发布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 我才知道“九一三事件”。

约我写稿并及时退稿的那位老师是林敏，一位老革命，曾任南京市第十中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林书记可能早一点听到了“九一三事件”有关文件的传达，又不便于对我说明情况，所以只能叮嘱我销毁原稿。但她这一惊人举动，以革命者的道德良心，安全地保护了一个无辜的学生，免除了我的牢狱之灾。我十分庆幸遇到品德高尚、敢于担当的林书记，否则，我就卷进漩涡，万劫不复，逃脱不了难以想象的厄运（叶明：我差一点就“万劫不复”。

东课楼的“魅力”

东课楼是我们中学的科学实验馆，一楼的化学实验室和二楼的物理实验室，当时在南京市是最好的。每次去实验室上化学课或物理课时，我都异常兴奋。在老师们的耐心引导下，我开始对自然科学萌发兴趣，并努力学习科学文化，而基本杜绝了写大字报、批判文章的一切活动。尽管我们敬爱的老师们从来不会说，好好学习，长大去读大学，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这在当时几乎不可能的。

在我们中学，我最幸运的事遇到了很多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老师群体；他们都是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而且是名牌大学优等生。除了江苏师范学院毕业生，这是主要的，还有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如今，“清、北、复、交”毕业生扎堆进入中学还成为新闻。殊不知，在我们那个“秋风萧瑟”的年代，我的数理化生老师，就是“清、北、复、交”的毕业生，而且还有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的杰出留学生，真可谓群星璀璨、阵容豪华。

数学、物理老师唐绍密，今年应该是诞辰110周年。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师。抗战前一年，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然后校迁南下，成为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再后来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走到昆明，转入西南联大。大学四年，读了三所大学。资料显示，1936年在北平清华大学入学时物理系不知多少人，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物理系学生仅25人，毕业时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已经减少到只有8人，十分稀少与精贵。

在唐老师同班同学中，最出名的当属钟开莱（1917－2009年），世界知名的概率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前系主任。也是1936年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来转学到数学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师从华罗庚，也是中国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的许宝騄的学生，之后留校任数学系助教。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奖学金，1945年底赴美国留学，194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

1971年7月，世界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首次回国探亲，周恩来总理亲自设宴款待杨振宁和他的家人。消息一经公布，就听有老师们说唐老师是杨振宁的学长。我好奇地问唐老师，杨振宁是一个怎样的人，唐老师只是轻描谈写地说“他读书读的比我好”。其中，无不悲凉与深感遗憾。

我曾听担任过班主任的数学老师李宪斌告诉我，他曾在旧军队做过通讯技术工作，毕竟大学是学物理的，唐老师也是。唐老师清华大学毕业后曾在科研机构工作，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为投身抗日而加入国民党军队，为美国援华的志愿人员和军事使团服务。抗战胜利后，唐老师因厌倦内战，脱离军界到中学任教。解放后，唐老师成为南京市中教界唯一的一级物理教师。1977年后十年，唐老师作为教育界的代表，连续担任过两届江苏省政协委员。

唐老师不仅教过我数学，当然也教过我物理。他的讲课天马行空，思绪丰富，对于思维活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吸引学生对物理世界的好奇心，探求自然奥秘背后的客观机理，完全能做到“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而不是埋首于数学公式与物理定理的纠缠。

物理老师孟昭华，交通大学（唐山学校）毕业生，教我们时已年近花甲，头发花白且有些谢顶。他讲课时，方言较重，但语言严谨，深入浅出，从不说废话，也不说空话。对于课堂纪律不太好，他却从不发火,总是耐心的劝同学们安静，极具涵养。我的第一次物理考试，当时的课程名称是《工业基础知识》，我根本分不清物理知识还是机械知识，拿到了生平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及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刺激了我学习物理的兴趣与动力，以至于1977年考大学的三个志愿都是物理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在中学里受到孟、唐两位老师潜移默化的熏陶。

化学老师是戴玉仙，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戴老师一口东北口音，能将枯燥的化学元素，高声朗读成唐诗宋词。我现在还能朗朗上口地流淌出“金银铜铁锌”，“氦氖氩氪氡”。

我们中学的学农基地是在栖霞区十月人民公社尧辰大队尧舜生产队。中学时几乎每年都会去一次，时间一到二周。戴老师和我们多次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戴老师主要在厨房安排伙食，负责烧饭，我们共度过一段相互关爱的美好时光。戴老师居然还是东京帝国大学女子排球队队长，我的排球就是跟她学的，受过她“魔鬼地狱般”地残酷训练。

当我中学毕业后插队时，为了节省能源，资源共享，我和一位学妹“搭伙”——每人负责烧一天饭，轮流在各自家开伙。因为强劳动后饭量会增加，故而烧的饭多了一点，往往剩余的饭不久就馊了。有一次剩余的饭饭比较多，我们都觉得太浪费了，实在不忍心扔掉。学妹急中生智采用在馊饭里加几块烧碱，放油锅里再炒一下，耳边响起的就是戴老师字正腔圆的音调“酸加碱生成盐和水”，搜饭终于成为次日的佳瑶了。

1972年10月中日恢复邦交后，南京大学外文系筹建日文专业，戴玉仙携手陈德文、凌大波等老师成为日语系的主要创系者。1975年创建了日语教研室。戴老师在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日本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在中国重要的专业翻译刊物《译林》杂志上发表过一个部著名的日本电影剧本《风雪黄昏》的译文，描写青年男女风中残烛般的飘摇爱情故事，由山口百惠、三浦友和出演男女主角。

生物老师已经不记得是那一位老师，当时的课程名称是《农业基础知识》，讲一些如何种植高脚黄、矮脚白的农业常识。出身于北京大学生物系，我们中学校长李治中（十中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出任首届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一口京腔，满腹经纶，风度翩翩，学者气质，令人肃然起敬。当时正在接受劳动改造，从来没有给我上过课，恳切地要我相信，国家总是要科学的。遗传变异、生物精华等现代生物学的概念，都是李治中校长普及的基本知识。

他整天在校园里拿住着一把扫帚，看见垃圾及时清除。遇到时闲聊会讲一些遗传变异，生物进化的尝试。有时在我的座位旁上逗留一会儿，旁听青年教师上课，习惯性旅行校长的督导职责。

我上大学时，有次，在胜利电影院门口等退票，李校长路过，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我，还报出我的名字，着实让我感动不已，敬佩李校长的职业素养的精深。

地理余老师（抱歉，已经记不得她的名字）是一位年纪很大的长者，一上课就是“上点钟，我们讲了**，现在我们讲##”，饱含深情地叙述中国的地质地貌，“西高东低” 是它的基本特征。这个表述印象特别深刻，以致以后来我研究中国经济东西部发展的“梯度理论”以及中国文化的基本生态构成，都会回想到余老师当年反复讲的地貌特征。

大约在20世纪最后几年，年三十晚上，我们一家在大三元酒家吃团圆饭，我看见余老师的一大家的人也在那里欢聚，我主动上去打招呼，可惜她只记得我是他的学生，已经叫不出我的名字，那时余老师大概有八九十岁了。

除了上述数理化生地的老师，还有一些优秀的老师，如音乐老师徐美钰、体育老师朱景云，政治老师陈善卿，学长兼青年教师陆佩珍，朱心，金萍，袁东林，陈平兰，王海韵等，无论有没有教过我课，他们都给予我很多指点与帮助，是我在“汇文书院”读书时得到的最大收益所在。以至于后来上大学，实在瞧不起那些乏味可陈的工科教师，所用的参照就是我的这些中学老师。正如有的校友戏言：“和我们中学相比，那些大学几乎就是一片文化沙漠的开发区”。

西课楼的“诱惑”

    我的高中基本上都在西课楼度过，这一段学习生涯充满了新奇与诱惑。旁边有可以经常锻炼单杠双杠，篮球场，还有南京市唯一的室内体育馆，方便在阴雨天上体育课，学会了大部分的垫上运动项目，如平衡木、鞍马，有一个健魄的身体打下良好的基础。

     高一时，在西课楼一楼办公室里，我去向语文老师冯世森老师请教，他在我作文本上整整一页的批语，以及在整篇文章多处的用红笔批改，有赞扬写的好，也有批评写错的，还有商讨是否可以修改提炼的地方。冯老师十分耐心地回答我的疑问，并做了清晰的解读，使我受益非浅。

冯老师解析的十分精当，完全是就着原文做深入理解与点评。

我曾读过现代作家、教育家叶圣陶撰写的如何修改著名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文章，以及解读毛泽东的代写社论《友谊还是侵略》，其中，类似脂砚斋批注《红楼梦》一般，挖掘深明大义，点评语言得失，看得如醉如痴，体会收获满满。冯老师也基本上，做到了叶圣陶、脂砚斋式的点评。冯老师是我在中学见过的最好的语文老师，没有之一。

很多文学作品中描写女学生爱上老师几乎都以一个共同的桥段，就是风流倜傥的语文老师在学生作文上的批语给予女学生无限的深情，致使豆蔻年华的女学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自然而然地爱上授业老师。我当时也有类似的感觉，当然，我不是多愁伤感的女中学生。

冯老师看我如此学习认真，还让我帮助他批改我们的考卷。考完试后，他先改出我的试卷，然后让我试改五份试卷，他再看一看改的如何，如果符合要求那就让我批改全部试卷；如有个别我的评分不合适，他会及时指出纠正，并说明评判尺度的掌握。

我不会认为这是冯老师拉差，无偿占有我的劳动，倒是给我一个学习机会，在某种程度上是训练我了解出题思路以及提高应试能力。对我以后各种应试考试有很大帮助，也为后来有能力参与国家考试命题提供了最初的训练基础。

在批改同年级别的班级的试卷，我第一次深深体会到家庭教育资源的差异，对一个孩子的成长的重要性。一些南大、南师教师教师家庭出身的学生，从试卷上就可以明显看出，有的学生几乎不是我们老师能够教出来的水准，远远超过我们中学教师能够给予的教育深度与广度。即使他们当时的学校成绩也许并不比我好，但我的实际水准比他们差了很多，不得不承认。

1977年高考，我改过试卷的班级不仅考上大学的人数远超过其他班级，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顺利进入各级各类大学，我们班只有2个人；而且，其中最好成绩也是我们所望尘莫及的。在西课楼我第一次深深感觉到阶层留下的难以逾越的门槛，这是我在过去从没有感受的阶级差异。

遗憾的是，冯老师后来离开中学教学岗位，走向仕途去南京市教育局。再后来，在民盟江苏省委调研处，专门替民主党派领袖代笔“泡制省”政协会议的无聊提案，提供“粉饰太平”的调研报告，写那些 “锦上添花”的官样文章。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丧失初心”，迷失在杯觥交错的迷雾之中。特别是冯老师给新入盟盟员宣讲民盟的光荣历史，那叫一个鹦鹉学舌、枯燥乏味，起码的一般政治素养几乎完全不具备！实在可惜可叹。

相反，刚入职在冯老师带教过的喻旭初老师，尽管经受种种磨难不改初心，终于成为南京中教界一个标志性的特级教师。如雷贯耳的喻老师，虽没有给我上过一节课，但我们交流还是比较多的。1970年底，发生在战备年代的“野营拉练”，强度高、条件艰苦，是当今生活条件好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喻老师带领我们初一学生被捉行李，徒步旅行，在深夜行军路上写下了“头顶星光，脚踏寒霜”诗句，意气风发，壮怀激烈，风云一时，豪迈无比。

没多久，喻老师就被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关押在钟楼的地下室里，他愤然逃脱，后来还是被抓回来。放出来以后，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他，拎一个浆糊桶，张贴申诉的大字报。那个大学报写的又长又臭，翻来覆去、唠唠叨叨地申诉自己的冤屈，毫无文采，也没有逻辑。

喻老师是江苏教育学院1963年的毕业生，在我们十中的资深教师眼里不仅学历比较差，而且关键的是古文功底薄弱；同时也被同辈教师所轻视，小资情调太浓厚，下雨天打把伞，在玄武湖畔吟诵残花败柳。跟有甚者，喻老师年轻时追求一位女老师不成，就写诗讽刺她“烂苹果”。这位深受学生爱戴的音乐老师，是一位极为和善活泼的好老师。在冬天，她脸上经常有冻疮，已经都深感不悦了，还要被侮辱性极强的比喻讽刺，实在令我们这些爱戴她的学生，对喻老师不得不流出鄙视的目光。

在西课楼的最后一个学期，刚获得上课资格的喻老师在我们同年级的别班任教。有一次课间，他缓缓向我走来，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坚定地跟我讲“只要有一样站住脚，就打不倒”。我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会跟我讲这样的话，但是我却牢牢地记住了。以后，经常还回闪出喻老师当时的情景，成为我的一项行动准则。

“文革”结束后，喻老师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埋头专研语文教学。我在2000年的5月，因为要为我儿子小升初企图择校进入金陵中学做些努力，通过各种关系拜托时任金中的校长与校科研室主任。同时，我去向喻老师求教如何提高孩子的应试作文水平，看到他在校园居住的简陋的房子里，生活的磨难早已将当年不可一世的“小喻”压弯了腰，低下了高贵的头，整个一个谦谦君子式的“老夫子”了，还是感慨万千的。几十年来，喻老师致力于中学生写作，尤其是辅导学生的高考作文，终成教学名师，一个终身热爱中学语文教学的好老师，名副其实的特级教师！

在十中我还接触过一位“另类”的特级教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美术特级教师恽宗瀛老师，今年应该是恽宗瀛老师诞辰100周年。当时，我们就知道，恽老师是中央大学学生，徐悲鸿的入室弟子，“慈悲”女主角———孙多慈的同窗。

80年代初，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宿舍里，我聆听过专职编剧高行健，深情地回忆跟恽老师学画的幸福时光，立下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的志愿，后被北京外国语学院以小语种（法语）名义提前录取，高行健的学画志愿没有实现。没想到高行健在2000年拿下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曾在欧洲举办巡回画展，他的艺术作品结合了西方的抽象和中国水墨画，表达内心的感受甚至比文字更加深刻。他描写苍茫混沌、度阔无垠的天地至境，反映自己的心灵历程，探讨人生与宇宙的哲理和奥秘。观者通过欣赏高行健的性格独特绘画风格从而远离烦嚣，进入画家所说的真正的宁静境界，沉醉于黑色和灰色调子的水墨世界。恽老师多年教诲终于开花结果。

   我在“汇文书院”读书期间，美术课应该都是恽宗瀛老师上的，完全不记得学的什么内容与画法，一共也没有几节课。印象深刻的是跟恽老师学木工，是不是美术课改为劳动课？音乐与美术课，我既无兴趣，也无才能，所以审美意识基本没有建立。

在我们中学老师中，并不是都像前文所叙说的那些精英老师，也有很一般的老师，鱼龙混杂，滥竽充数也不在少数。

英语老师刘辉华，解放军张家口外语学院毕业，在服役期间主要工作是监听美国太平洋舰队每日的起床、吃饭……，转业到南京袜厂当过几年质检工人。刘老师的英语水平还是可以的，只是因为长期从事谍报工作的原因，保密单调的军事化生活，使她显得十分木纳，反应相当迟钝；基本不懂英语教学的规律与方法，更不要说学生管理，根本掌握不了课堂，只能说是勉强完成教学任务。刘老师应该在学校难以为继的，还是让她去她该去的地方，这也是一种解脱。

接替冯老师的是一位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的69届毕业生，强伯明，一个典型的红卫兵大学生，充满了造反派的精神风貌气质，企图打碎一切旧世界，红旗插遍全球的豪迈，目空一切，大有气吞山河的气魄，毫无含宏万汇的雅量；不仅完全蔑视我们这些中学生，对课本选用的文章也是不屑一顾。倒是津津乐道他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光辉事迹，还有同班同学—-杨沫的女儿小胖（马豁然）通过假离婚，从徐州调回石景山区中学当老师，以后跟歌唱家刘秉义（《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原唱）学习美声唱法，与这位有妇之夫的歌唱家发生了不伦之恋，以及怀孕“逼宫”、自杀身亡的小道消息。

很多年以后，我受邀去无锡参加一个医院管理的国际会议，并根据芝加哥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关于美国医院战略管理的经典案例，结合我的研究做一个主旨发言。在晚宴上，见到在一个美国教授身后做翻译，一副摇尾乞怜、猥琐卑微的形象。强老师有意回避了我一脸狐疑的目光，是不是无颜愧对当年在中学课堂上糊弄过的学生？据主办方讲，强伯明是几年前，从江苏省医学会调回老家无锡，现在无锡市医学会工作。他们不知道强伯明还在中学教过书。

比强伯明更差、更低劣的老师，当然是蒋国辉，一个曙光机械厂的工宣队员。为了贯彻落实最高指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浩浩荡荡进入学校，全面领导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文化大革命，积极开展“斗批改”运动。对于“工宣队”这个革命的新生事物，学校师生大都以敬畏的心情对待。大家普遍的感觉是：工宣队，比老师的老师还要厉害。而作为工宣队员本身，除了感到无比光荣自豪外，更有种骄傲和优越感——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我们来管学校的。

蒋国辉后来作为掺沙子混进教师队伍，居然不止天高地厚地“窃取”了语文组组长。上课时，他几乎离不开别人提供的教学资料，结结巴巴地念讲义，故作深沉的一字一顿，几乎没有讲过连贯流畅的句子。这哪是优美的祖国语言文字，简直像一个濒于死亡的人在吞吞吐吐留下临终遗言。对于听者来说，实在一种煎熬；对于他自己，似乎也是一种折磨。不要说他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就是那个时代，他作为一个中学生，也一定是“差生”，居然堂而皇之的“霸站”中学课堂，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荒唐的一页。

80年代，我读研究生时，也是在胜利电影院门口等退票，看过蒋老师。他下身是一个大裤衩，上身穿一件皱巴巴的老头衫，肩膀上搭一条白毛巾，恢复到码头搬运工人的打扮，对人、对己都是一种舒适的感觉。

在西课楼的教师办公室里，我还遇到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沈嘉荣老师。1958年，沈老师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前身）。文革中，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解散了，沈老师来我们学校教历史。有一次，在东课楼的教师办公室里，沈老师翻阅厚厚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十分认真地做摘录卡片。他耐心地与我讲解做资料卡片的重要性。

当时，正是“评法批儒”运动甚嚣尘上之际，沈老师在课堂上经常大肆吹嘘当时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他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同学朱永嘉---上海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心腹，常用笔名如“罗思鼎”、 “丁学雷”）的负责人的学识与才华如何如何，无不得意洋洋，溢于言表。

文革结束后，沈老师回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任历史所所长，从事清代通史（包括前后期）及史学理论研究，是一位研究太平天国历史以及江苏近代史和顾炎武的著名学者。沈老师居住的省社科院宿舍与我居住的天津新村相邻，还能经常见面。2001年我搬走了，同年沈老师去世。

如果说， 100年前基督教传教士的努力与奉献，将科学、教育和医学体系引入了中国大地，那么，50年前南京十中老师的教诲与引导，将科学、理性和逻辑体系植根于了我的心灵。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结束了我在“汇文书院”的中学读书生涯，告别了我亲爱的老师们；奔赴江浦农村战天斗地，开启我的插队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