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收记

 叶明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白居易：《观刈麦》，以下引用，不再注明）香山居士的诗句总让我想起当年插队时的麦收时光。

1974年12月—1977年4月，我在江浦县大桥公社护国大队油坊生产队（现为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护国社区）插队落户，第一年种了一季西瓜，完整地经历了从选地、整田、点肥、下种、浇水、间苗，除草，直至看田、采摘、卖瓜的所有过程，曾撰有短文《种瓜记》详细记录了我插队时干这项农活的各项细节以及体验与悟感。第二年我主要参与了种麦、种稻、种棉花等三项主要农活，50年后的今天，才有机会动手写一篇《种麦记》，不过由于种小麦的工作前期的耙田、撒种、除草、施肥等农活，我参加的不多，离散的记忆信号丢失很多，数据难以恢复。所以，只能将 “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普希金，穆旦译）麦收活动搜集起来，定名为《麦收记》。

              磨镰刀

“一夜南风起，小麦覆垄黄”。季节的车轮终于在人们“望眼欲穿”的期盼中转到了芒种。芒种前后，所有带芒的植物成熟了。可要把它们颗粒归仓，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割、拉、碾、晒、藏”等“五行”，蕴含着农耕时代的肌理：麦芒扎过手背的微痛，扬场时眯眼躲避麦麸的狼狈，暴雨突来临时抢收的慌张，都在“龙口夺粮”的紧张中，凝成了对粮食最朴素的敬畏。

这里所说的“望眼欲穿”，我是有确切地感受的。由于我第一年的冬季没有参加挑河堤（出民工），所以一整个冬天在生产队做杂工，都是在自己家吃饭。秋收的稻米消耗过多，等到麦子（面食）上来还有一段时间，只能从农民那里买来（从外地贩来）的山芋干充饥，第一次真实地体会到“青黄不接” 这个成语的真实含义。

麦子成熟后，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为夏收夏种做好准备。首先是工具，磨好镰刀，备好扁担。我从花旗营供销社买来两把镰刀，找本队社员借一块磨刀石，把买来的镰刀磨好的。镰刀是种田人手中的坚韧武器，渴望丰收最原始的图腾；其次是食物，社员们会在农忙的时候，拿出一点“硬通货”：大米与腌肉。由于粮食不够，我们那里农民在雨天不出工时吃稀饭或者山芋干、玉米，农忙时才吃大米干饭，配上一点腌制的肉与鸡鸭。大米与腌肉，我一样也没有。

由于前一年我出工正常且表现良好，用今天的术语就是KPI指标较高，下乡第一年就被评定0.8工分/天（每个工分0.5元）。第二年，分配什么就做什么，我从不推诿，也不挑选，所以队里给予的评定等级1.0工。/天。

我们生产队的粮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地，一般一个人一、两天就收完了。我被分配到一块地，割完麦子算一个工分。当然，明显比一个正常劳力分配的割麦任务要少很多。也算是生产队长对我的照顾与鼓励，因为我队的其他知青从没有人独立承担割麦的农活。那些壮劳力分配的麦田比我大得多，计算工分一个半或者二个。也是干半天时间就可以完成。

              割麦子

六月的麦田就像金色的大海，风吹麦浪，听起来是多么浪漫的一个词。但是，我根本没有这个心情，在庄稼地里收割麦子的人来说，就是累、热、痒、热、渴。顶着烈日割麦子，汗水从头顶往下流淌，火辣辣地疼。由于割麦技术不熟练，既怕割不干净，又怕割到自己的小腿伤到自己。所以，割得慢，割得少，一个上午根本就是割不完，下午只有再割，那就更困难了。因为上午的麦芒沾有露水还不扎人，下午的麦芒经常会刺痛人的胳膊。

割麦子时，生产队的青壮劳力割得很快，天气再热也不停息，镰刀不快了就地头上磨磨再割。可我不行，割一会就要歇一歇，那没有办法，体力与技能都不行。“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我双脚受地面热气熏蒸，脊背受炎热的，精疲力竭深感酷热，只是感叹夏日天长，而不是“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由于是割麦子是包干制，我根本完不成任务。不过，总有人看不下去，提出帮我割一小片地的麦子，当然，我也寻要付出一点代价。年轻、略有文化的农村男青年，到知青点宿舍里，让我专门给他讲一段古代演绎故事，例如，薛仁贵东征之类；在我扫盲识字班上教过的年轻妇女，让我教她认几个新字或者简单的四则运算。我就是这样“换工”，才完成割麦子的任务。扫盲与说书两件事，使我第一次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也是我后几十年在大学当老师的“预科训练”。

由于我们生产队的田亩距离村子住房，麦田也不大，不像北方平原“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喝水自带水壶，吃中饭各回各家。社员家中通常有妇女老人烧饭，而我中午回去要自己跳水淘米煮饭，苦不堪言。割麦忙完，浑身刺挠的难受，灰头土脸，精疲力尽，已经没有力气吃饭了。

如果麦收时遇到一场大雨，麦子可能就直接泡在地里了。生产队社员的口粮、要交的公粮就全没了，所以生产队的社员们争分夺秒的抢收麦子，如今金融市场流行的“落袋为安”概念大概就是来源于此。

割下的麦子，平铺在地里，一垛垛的码好。等一块地都割完了，就开始捆扎好，一梱梱麦子挑到粮仓门口。因为是丘陵地带，沿着乡间的土坷垃路运，拖拉机都不方便；尽可能的多装些，这样就可以少跑一趟，收麦的工作才完成了第一步。

麦田里，只剩下零散漏割的麦穗，或者是运输时落下的麦穗头，通常是生产队社员的孩子去检。非常努力的话，一季可以捡上几十斤麦子。

 有幅世界名画的油画《拾穗者》（法国米勒）对这个场景做过非常深刻与形象地描绘：在漫无边际的金黄色田野上，农妇正弯着身子，专注地拾取遗落在麦田上的麦穗或麦粒。在麦垛的旁边，还有不少农夫在辛勤劳作，有的在割麦子，有的在捆绑麦秆，一辆马车已经装好了满满一大车麦秆。米勒用了迷人的暖黄色调，呼应了丰收的季节，牧歌式地传达了对农民群体艰苦生活的同情。《圣经》里有这样的要求：在田间收割庄稼时应行善举，如果偶然落下了一些庄稼，不可回去再取，而应留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当时我哪有闲情逸致去欣赏孩子们拾穗，只是后来在法国巴黎奥赛博物馆看到那副著名的画作，才认识到麦收的魅力。

              打麦场

从田里把收割的麦子挑到“场上”。“场”是一大片平整光滑的泥土地，平时不种庄稼，就是为了麦收、秋收的时候装垛和脱粒、晾晒的场所，一般在生产队粮仓前面的一片空地。“场”是泥土打制的，如果遇到太阳好的天气，一、二天的功夫便了使其晾的透彻干硬。这就是所谓“抻场”，不过，不是我这种菜鸟能做的农活。

割下来的麦子要均匀的摊在“场”里晾晒。麦子拉到“场上”时，一般还没熟透，摊开晒一、二天。铺得厚厚一层，仿佛盖上了软软的被子，等着后面拖着大石磙来“压场”。打麦子最好在中午太阳最毒、最热的午后，麦秸上的潮气和露水都晾干了，拉着大石磙的黄牛（很少用拖拉机）碾压，碾上几遍后厚厚的“棉被”变成了薄薄的“被单”，服服帖帖地盖在麦场里。然后，抓紧用叉子把它们翻过来，又变成松软的一大场。这时候再碾压一遍，通过石磙自身的重量将麦子进行脱粒，脱出来的麦粒堆起来，同时将剩下的麦草堆成草垛。

只有在实在来不及的时候，我们生产队才用脱粒机脱粒，因为需要柴油与机械。我连夜加班往脱粒机上送麦子，双手两臂都被麦芒刺得十分疼痛，又困又累，但后面的人还在催促，因为雨季大约随时就要到来，会把没有脱粒的麦穗淋湿，很快就会发霉变质。所以，必须立即将割下的麦子及时处理，就是必须通宵达旦。实在熬不住了，找麦垛挖个洞，钻进去秒睡，然后再精神抖擞去干活。

几年以后，我在1978年的大学课堂上被老师拎起来问：“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是先合作化还是先机械化？”我脱口而出：“当然是先机械化！”老师继续追问：“为什么？”“先机械化，我就被不用插队了；就算插队，也不会那么辛苦了”。好在那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没有人揪住我这“政治不正确”的言论。

脱粒后的麦子，夹杂着麦麸，还不能直接入库，必须经过进行“扬场”。 一木锨麦子撒上去，麦麸飘走，落下的是黄灿灿的麦粒。“扬场”有一定技术，会扬一条线，不会扬一大片。一锨又一锨，我的脊背渐渐被汗水浸湿了，脸上沾满了尘土；麦粒越来越多，成了一大堆。看着这些麦粒，我们仿佛看见了热气腾腾的馒头，香喷喷的面条……扬场时我不理解农民总是扬出一木锨，同时大吼一声“喔”或者“喔喔”，是用作呼风驱雨？我虚心问：“你叫什么？”农民勃然大怒：“我不是牲畜，是喊不是叫！”完全没有想到，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居然能够严格辨析“喊”与“叫”，这或许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收获之一。

经过“扬场”后，留下干净的麦粒，仍然要摊开继续晒几天大太阳，等用牙咬咬麦粒，是嘎嘣脆的时候，说明麦子才干透了，可以装到麻袋里，每袋大约100斤，扛进粮仓。过了梅雨季节再弄出来在“场上”晾晒。

生产队要选好的麦子缴公粮；瘪的，没干透的，公社粮站不收。除了大部分缴公粮（实质上就是农业税）之外，一小部分留待生产队社员分配的口粮；我就等着它和面贴在锅边做饼吃。如果还有剩余，生产队做储备，抵御灾年的风险。当我满心欢喜地说：“马上要分麦子，就有面粉吃了”，立即被农民纠正：“不是分而是赊”。我冷静仔细想想，确实很有道理。“分”是无偿获得，如“打土豪分田地”；“赊”是在麦收时先领回、到年终分配之后扣除。赊账是先领后付，因为生产队不是按月结算工资，其实，领是已经付出劳动，只是还无法具体结算，与欠账、分配等概念有本质不同的。

麦秆齐聚成一个麦秸垛，烧锅的最佳材料。麦草用来做柴草正合适，它柔软易燃，连火苗都是温和的，用它烙出的煎饼吃起来满口软糯，唇齿生香；冬天非常冷的时候，用它来铺炕，柔软又温暖。

一个收麦季节下来，我累得脱两层皮，衣服脏的看不出来原色，鼻孔里全是黑乎乎的。晒的黑黝黝的是普遍现象，胳膊也得蜕层皮，人瘦个十斤八斤很平常。

缴公粮

虽然生产队有拖拉机可以做运输工具，但是，当时人力很便宜，而且我们那里的路并不好走。从生产队到粮站直线距离大约半小时的路程，需要翻过一条铁路（南京往北方去的主要干道），过几个村子；如果拖拉机走公路，则需要开到林场附近，然后折回到花旗营，车程也需要半个多小时。所以，交公粮主要采用人挑运输方式。一般农民，青壮年劳力一次可以挑200斤，前后各100斤；我只能挑120多斤，前后各60斤，实际上我挑了一趟，就挑不动了。

在花旗营（原来江浦县大桥公社所在地）的粮站，拥挤与嘈杂。验粮员用专用的铁钎插进粮袋，抽出一把粮食看色泽、捏硬度，合格了才能过磅。那铁钎像是一把无情的利刃，伤害社员的自尊，粮站的工作人员或许是认真负责吧。只要他们一句话，就能决定生产队的粮食的品级，一等粮，二等粮，还是杂质过，水份大，不能收，被打回去，白费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力气。

以往检验员都是男性，生产队往往会买一包烟给检麦人员。不过由于这次是一个女检验员。所以，生产队副队长就让我去公粮。利用女性对知青的同情心，或许容易过关。这或许是副队长选我去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照顾我。

从仓库出库点清每个人挑粮食的重量，到粮站收到麦子并检验过秤需要一个人做记录，记录整个生产队一共交了多少斤粮食，每半天合计打一张收条。到中午时，假如累积20000斤，粮站负责收货的人员，就给我记账20000斤。

中午，粮站同意扣除10、20斤麦子，生产队也默许这个“潜规则”，我们交公粮的几个人拿这10斤麦子，到饭店换一顿吃饭的钱。但是，每次我去从粮站拿出10、20斤粮食，都不从交出公粮的帐里扣除。

据说，那位验收公粮的是原南京五中的学生，在隔壁永宁公社插队，后招工进了江浦县粮食局。她看我也是知青，就给予一定的照顾。每次我们提留一些粮食换一顿午饭，她都不做扣除。本队社员知道后，以后缴公粮，大家都推选我去过秤。其实，她利用粮食晾干可能产生的自然损耗，基本不影响总量；照顾我一点方便，也不必来回挑多趟。

由于我是插队知青，不是“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所以，收完麦子后，我根本没有“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我倒是发现了人民公社一条致富秘密：瞒报、减少真实的田亩数是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一般说来，提高社员的收入有几个途径，一是种两季（一季麦子与一季稻子）或者种三季（两季稻子一集麦子），但肥料与农药都要加大投入。在有限地力条件下，未必增收多少。另一是提高每亩的单产，选择优良品种，精耕细作，可以提高一点，但是增产的空间有限。实际现实的办法，就是开荒种地，瞒报田亩数。这样在更多的土地上可以增加产量更多，增加的又不被缴纳公粮拿走。

瞒报真实的田亩数，实现少交公粮、提高单产骗取荣誉等行为，不仅是切实可行的，也是普遍实行的。由于我队处于丘陵地段，开出的山地又不是整片的，很难核定真实的田亩数，这样我们队田亩的核定数在不变的情况下，实际田亩数增加不少。注意，每年开一点荒地，逐步扩大，统统不加入核定数；不能一年开很多地，一下子增产太多，别人一看仓库也可以估计出来。以后，看到《平凡的世界》主角也用这个办法种山芋，终于明白生产队如何与政府权力博弈的伎俩。核对田亩数不仅是国家利益与农民收益之间的博弈，而且也是生产队长能够做稳位子的主要因素。

如果公粮交得多，固然可以得到上级的嘉奖。但是，社员的利益被侵占，在实际工作中指挥不灵，在选举中往往得票不高。如果瞒报田亩数做得好，不仅受到社员欢迎与支持，而且可以吹嘘单产高，农业技术水平高。从农村得到的经验，为我后来做政策研究，分析经济数据、了解企业运行的实际情况提供了的估量尺度。

五十年过去了，割麦子、打麦场、缴公粮的情景已经被大脑分散保存，由于没有容量限制，且不用更新存盘，“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酒干倘卖无》）。但是，美国作家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国作家的长篇《白鹿原》、油画《拾穗者》、歌曲《风吹麦浪》……使我一次次地从大脑海马体的褶皱上，找回即将逝去的回忆。

时光纵然老去，记忆永远光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