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邻居们

       叶明

在南京内桥以南，一般都称为南京老城南。沿着中华路，不远就是府西街，一中原来的大门斜对面有一条很出名的小巷——大砂珠巷。我在这个“非常出名的大砂珠巷13号省商业厅家属大院” 生活过10年（1960-1969年），也是一个充满复杂性与转折性的历史时期。大砂珠巷13号大院邻居们的做一点回忆，局限在我的同层邻居与同学邻居。

整体格局

我们这个机关宿舍大院，大砂珠巷13号大约有130户人家，主要是三类干部：厅长一级不住这里，主要是厅本部的处长及以下干部与厅直属公司的经理（正处级）及以下的干部，大都是一些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党员干部，行政14级干部及以下干部；还有一些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商业公司的资方留用人员，他们除工资之外，还有定息收入，生活比较富裕；稍微年轻一点的，大概就是扬州商业干部学校等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他们年富力强，有较高的文化水准。

院子里孩子每家大都数是2-3个，从幼儿园到高中生都有，小学生主要是砂珠巷小学的，中学生大多数是白下区的南京一中、三中、六中、23中的，鲜有大学生。

大砂珠巷13号大院里，共有三排楼房，每排两座楼，其中南面与中间是前苏联风格的公寓，二排4座楼（三层），分别是甲、乙、丙、丁楼。每座都有一个楼梯朝南的门洞，类似现在的单元门。同时，每座楼有两个朝北的厨房门，也可以进出，一般不允许非本层居民进出，因为要走过几家公用的、拥挤的厨房。     

厨房有自来水，但没有煤气。当时，每家烧饭、烧水用的是煤基，由煤基店工人送到楼门口，各家自己将它们搬进厨房或过道上码好（含义：堆叠；做动词用）。因此，我从小就有这种码煤基的经验。10年后，在南京航空学院大学计算机专业的程序设计课堂上，被筒子楼烟火气熏陶的老师，用煤基堆垒---先堆的煤基后用，后堆的煤基先用，阐明“先进后出，后进先出”的堆栈原理，我与老师还是可以共情的。今天要这么解释堆栈概念，估计没有这种生活经验的青年学生就难以理解了。

每层10个门牌号码，中间是厕所，配有3座抽水马桶；以楼梯为分界，两边分别是是五个门牌号码。每5件间门牌号码公用一个厨房，20平方，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有几个比我大一点的小伙伴，在省商业厅食堂里抓野猫，在公用厨房里煮好，像现在吃火锅一样，每人吃几口，我也吃过几次。

北边是一排民国公教人员公寓建筑（两层），两座楼，分别是戊楼与己楼，上下各有一条走廊是面对朝南的。

两排楼之间是一片平地。我们年少时多少热情挥洒在这块土地上，攻城（一种传统民间团体对抗游戏），跳绳，滚铁环，格房子（一种游戏），甚至踢足球、骑自行车。

在这块平地上，冬天是一个晒场，每家把雪里蕻挂在自己撑起的架子上晾晒。春天与秋天是一个聚会场地，听一个小学老师讲述诡谲怪诞的“梅花党”案件，还有扣人心弦的小说《一双绣花鞋》。夏天是剩凉（在炎热的天气里找一处清凉的地方,消遣度日或休息）的地方，夕阳西下，泼点水，搭好床，铺好凉席，聊天、打牌，数满天的星星，甚至露天睡觉，类似现在的露营。

我努力强体健身，平躺在长板凳上练卧举（仰卧推举）石担，据说是可以避免练举重导致长不高，实际上我14岁就长到1米7；当然，也练单臂撂石锁，摔跤等。我去河边淤泥里，摸螺蛳，捡河蚌。我到节制闸附近的河里游泳。我原本都是不会游泳的，遵循伟大导师的“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在没有教练指导的情况下，直接下河里扑腾，不讲究什么姿势，也不管什么动作，只要游起来就行，很快就学会了游泳。不久，我可以单手托干衣服游横渡到河对岸。

我在省商业厅办公院子里粘知了，不小心被马蜂蛰了。我们马上跑到省商业厅的小礼堂。一位老人给我一小盒膏药，抹了一下很快就好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新加坡的红花油。那位老人是省商业厅厅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肄业，苏南行署财委秘书长，是我父亲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老上级。文革后他担任过省财办主任、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我偶然发现省商业厅的图书馆有个气窗没有关好，我试着从气窗爬进去，“借出”几本从封面看上去有点意思的书。我未经任何人许可私自取出图书，带回家读几天，然后偷偷地还回去，再找几本书……如此循环，初步构建我现代中国文学的知识框架。。

1968年的盛夏，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树荫下热火朝天地打40分。有一个比我们大很多的男孩子，孜孜不倦地坐在小凳子都上读书。没有人与他说话，他也不理会周围的人的吵闹。我实在忍不住，直接上去问他“什么书看得津津有味？”他告诉我，他的老师写的《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他的老师叫严济慈，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

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子核物理与原子核工程系，二年级大学生。他兴致勃勃地介绍大学的读书生活是如何美好，如何欢乐，实在令人神往。他的妹妹是清华大学一年级学生。他们这一对兄妹，住在戊205、戊206，他们的父母是资方留用人员。

丙楼一层的邻居

我家住丙101，是一个套间；两间房，一间朝南，一间朝东，每间房15平方。乔家是丙102，一间房，朝南，20平方。马家是103、104，两间房，均朝南每间房20平方。还有一家是一个套间，全朝北，那家人好像没有小孩，所以不记得了。由于我们5家公用一个厨房，日常生活接触的比较多。我的父亲、马家的父母、乔家的妈妈是江苏省商业厅机关的干部。

丙10，丙102、丙108三家都是苏州人。我父亲是苏州城里观前街的，母亲是昆山周庄的。我父亲初中毕业后到上海吴良材眼镜店做学徒，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父亲曾在当时《申报》上发表过短篇小说。1948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父亲奉命转移到华中根据地，在华中党校十四队；不久进入范长江创建了“全国第一所革命的新闻专业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成为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第三期（复校后第二期）学员。

1949年5月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我父亲到苏南区党委秘书处工作。1952年，苏南行署与苏北行署与南京市---新中国第一个被撤销的直辖市，合并组建江苏省政府。我父亲跟随苏南行署财委秘书长，参与组建江苏省商业厅，母亲被安排在南京市商业局工作。1960年，我们家搬进新盖好的大砂珠巷13号大院。一同搬进来的还有我的外婆。

外婆是一个“漏网”的地主。她出生在光绪33年，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曾中过举人。解放前，家道中落，变卖了良田，供我母亲读当地师范学校。解放初期，我母亲学校毕业后参加革命，去了无锡，认识了在苏南区党委工作的我父亲。五十年代初，他们在无锡结婚。

从年龄上看，我家的姐弟居中，乔家三个孩子都比我家姐弟要小几岁，马家有五个孩子，三个是高中生，老四与我姐姐是小学同学，老五比我小一岁。

值得夸耀的是，在“新三届”大学生中，乔家3个孩子是一年考上一个：1977年，乔家老二考上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1978年，乔家老大考上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电子工程系气体放电器件专业；1979年，乔家老三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学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大学）航空检测技术与指挥专业。

乔父是5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部队调干生。1962年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任教。在60年代，他就在《江海学刊》上发表多篇、十分有分量的哲学论文，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70年代末，乔父曾担任华东工学院党委宣传部长。由于，他在50、60年代还是军人，很少住在我们院子里。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回来一次，我很少见到他。

1970年以后，我父、乔母分配了新的工作。我们都搬离江苏省商业厅宿舍大院，我家搬到城中的华侨路，乔家搬到城北的傅佐路，每年还会串门见过一、二次。以后，我插队、工作，就很少往来了。

不幸的是，乔家兄妹在80年代先后去世。1983年国庆节假期，乔家老二在家香消玉殒！乔家老大，大学毕业后进工厂，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不久考进江苏电视台《科学宫》栏目担任编导工作，在一个夜晚独自一人在家去世，大概是哮喘发作，未能及时抢救。

    1983年5月，我去陕西西安出差，顺路去解放军空军工程学院看望过乔家老三，见识了部队大学生的学习、训练生活。他大学毕业后，成为第一批本科生飞行员，作为中国第一代宇航员候选人接受训练，后在空军任职飞行员。几年后，因身体原因转业到解放军南京海军指挥学院，主讲飞行课程。

另外一家邻居，马家父亲在文革前因公殉职，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马家母亲在文革初期因病去世，留下五个子女靠抚恤金生活。马家老二是个男孩，南京三中67届高中生。他带我踢足球，教我骑自行车。他经常带我到府西街上的南京一中看露天电影，南京一中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以后去一中上中学。

马家有两位姐姐，老大66届高中生，老三66届初中生，两人长得像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祝希娟饰）一样的浓眉大眼。她们不仅学习很好，为人极其善良，对我关爱有加，特别是马家老大，她是我的偶像与启蒙老师。她在不满十八岁的小小年纪，一个人依靠微薄的抚恤金，精心、合理安排一家五口的生活。为了节省开支，在马家老大要求下，还搬到戊101，小一点的一个套间。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968年，马家老三应征入伍，到南海舰队做海军战士。马家老大去扬州宝应插队，后来到县委办公室做秘书。80年代初期，马家老大住在沈举人巷，我在平家巷，两家相距100米，我还去过她家。在她家看到，她丈夫从床头柜大小的单门冰箱里拿出烧饼，泡开水给他躺在床上的母亲当下午茶。

丙108的住户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女的是我们幼儿园老师，一个温情有爱心的老师，男的原来是扬州商业学校毕业生，还担任过校团委书记。但是，我几乎没有过他家的孩子，可能是放在老家苏州吴县。80年代，我在南京工学院读研究生时的一位室友，告诉我，他的女友是江苏省民盟机关的工作人员，她的父亲是省石油公司经理（正处级）某某。这时，我才知道丙108住户还有两个女儿。

           同学邻居

60年代，大砂珠巷归属白下区，13号院的学区划在砂珠巷小学（现在合并到府西街小学）。我的前几届或后几届学生都在砂珠巷小学就读，唯独我们这一届被划到建邺区上小学。我们府西街小学同学有十几个，一同上学与放学，同时我们都是省商业厅幼儿园的同学，所以，我们至少有9年的同学友谊。

70年代，我和傅同学曾在江浦县大桥公社护国大队插队，我经常去花旗营，为生产队办事，路过她所在知青点，有空聊几句。她插队5年，1979年招工去了江苏省邮电管理局的邮电设计所。

住在丙305、丙306的钱同学父母都是资格很老的领导干部，他父亲是江苏省食品公司经理（行政十四级），在13号院子里职位最高的一位。我们那时无知地认为，钱同学父亲直接管理猪肉的销售，当时猪肉是凭票供应。如今耳熟能详的“苏食”公司就是江苏省食品公司改制而来的。钱同学本人学习与认知都远优于我们，他和王同学是被指定参加南京外国语学校第一批二年级招生考试的“种子选手”。后来他上山下乡回到父亲参加革命的苏北启东老家（他父亲担任过启东县委书记）。1975年，钱同学的母亲，省级机关某公司的领导带队在我隔壁生产队帮助夏收夏种，看到过我烧一锅饭，就酱油汤下饭的悲催场面，她十分感概我能这样生活。她就是不放心儿子，后悔让他插队回到苏北她丈夫老家。我跟她讲，其实，我们经常吃白饭，也是很香的。我用古代演绎故事或者教授识字，“换取”农民的一点菜，就酱油汤下饭还是很少的。其实，人在什么环境里，都是可以适应的。

1978年，钱同学考入镇江农机学院（现江苏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12月，我去镇江出席一个学术会议，遇到镇江农机学院老师，正好与钱同学一个教研室，我们就重新建立了联系。钱同学后来搬去城北大方巷的“眷村”， 我还去过他家。

几年后，钱同学调入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担任《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编辑。我给他们刊物投过稿，偶尔也去他办公室坐坐。最近十多年，他住龙江芳草园，我住龙江阳关广场，我们经常在龙江的外秦淮河边散步碰面。

住在甲105的温同学父亲是留用人员，被揭发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饭店吃过一顿饭，花了16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天文数字，不可想象。还有一家资方留用人员，住在甲乙304的男孩是六中68届高中生，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在那个年代比较少见，属于门当户对，父母之间曾给他们定下婚约。上山下乡放运动后，他们各自劳燕分飞，就没有以后了。

在我小学毕业那年，196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看到几位军人，在院子里与住在乙208的曹同学母亲讲什么，她脸色苍白，目光呆滞，强忍着没有将泪水流下来，原来是曹同学父亲遇到不幸。这是我第二次听到邻居父母的噩耗。不久，曹同学就去当兵邻了，令人羡慕不已。一年后，我也应证，但因年龄太小而未能如愿，抱憾终身。曹卫平当年了几年兵，转业到无锡轻工业学院工作。2000年左右，因一个亲戚孩子报考无锡轻工业学院需要调整专业，我去找无锡轻工业学院有关领导咨询，曾去过她在无锡的家。

下放是困扰我们这一代的噩梦，最初的恐惧主要来自于此。文革前，在机构调整过程中，就有下放农村或基层的工作安排。住在戊201的刘同学父亲下放到苏州地区吴县县机关工作，刘同学的父母去了，刘同学兄弟姐妹留在大院生活。刘同学曾无比悲凉地告诉我，他们家在吴县的房子比我们院子里的公共厕所都要差、还要小。

住在甲108的池阿姨，和我父亲同一个部门。1969年下放到江浦大桥公社护国大队简庄生产队，她哥哥原来在新华日报社工作，搞四清运动后留下来担任江浦大桥公社党委书记。文革结束后调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办公室主任，在收集整理雨花石方面卓有成效，有“金陵石痴”之美誉。池阿姨的儿子在农村受到相对好的教育，1977以很高的分数考进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机软件专业，大学毕业后考上公派出国的研究生。赴美前，我在他的宿舍里见过一面。

我插队时，按照当年规定分配在大桥公社落户，池阿姨介绍我去大桥公社护国大队简庄生产队同村的另一个生产队---油坊生产队。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是我顺利度过开头最艰难的几个月。

1970年初，我离开了13号院。以后，在70年代曾回来拜访池阿姨一家，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很多邻居，因为下放或者调整工作，搬离了大砂珠巷13号院。不知道院子何时被拆除？90年代，我去过一个十分有名气的珠宝店商人的家，他不仅有一个知名品牌的珠宝连锁店，还投资拍摄过电视剧，自己出演过角色。到了他家，我才发现是砂珠巷小区，全部都是20、30层的高层建筑。13号院二层、三层楼房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了。

本文是这个机关宿舍大院----大砂珠巷13号院的一曲挽歌，以此记录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南京城南，位于南京著名晚清民居“九十九间半”的“甘熙故居”旁的熙南里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