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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丰厚

----穆旦与几位民国女大学生的情缘

“现代诗歌第一人” 穆旦的生活坎坷，独自走完一条荆棘丛生、危险遍布的道路，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穆旦的情感世界，如他经历般丰富，如他诗歌般深邃，他与几位民国女大学生的情缘,交织成一部灵魂的史诗，成为理解穆旦人生一条隐秘而炽热的线索。不仅塑造了他的生命轨迹，更在暗夜中点亮了他的创作火焰，品味到痛苦的丰富。正是痛苦使得在时代的荒原上穆旦的思想和人格闪现出双重的光芒。

万卫芳，燕京大学学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来，穆旦见到了自己的一位女粉丝——万卫芳。因为是同乡，穆旦很快和万卫芳走在了一起，成为当时校园里的一对才子佳人。万卫芳当时就读燕京大学，家境很好，且有婚约。穆旦为她写的爱情诗《玫瑰的故事》。

1937年，万卫芳陪伴穆旦南下，借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万卫芳鼓足勇气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拒绝婚约。万卫芳家中以母亲病重为由，催促她速速返回天津。穆旦敏锐地察觉到这可能是一场骗局，他极力劝阻，深知一旦她回去，便可能陷入无法挣脱的命运牢笼。然而，万卫芳选择了听从家人的安排。回到天津后，她接受了包办婚姻，与同样在燕京大学读书的余姓男子结婚，随后两家安排他们一同出国。这个消息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穆旦心上。他愤怒、痛苦，整个校园楼道都回荡着他不甘的怒吼。

10年后，穆旦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万卫芳曾致信穆旦，希望能够在美国见上一面，被穆旦拒绝了。万卫芳的丈夫因精神分裂而先死去，万卫芳自己不幸也得了精神分裂症，病发中她竟把自己的两个亲生子女杀死，酿成了一出惨绝人寰的悲剧。穆旦写给万卫芳的一百多封信，由于没有保存下来，很多恋爱细节就这样全放任在风中散逸了。

杨苡  西南联大学生

在穆旦的情感世界里，与杨苡的关系显得格外特殊。在西南联大杨，苡从高原社出的壁报上读到穆旦等人的诗，很喜欢，她本人也喜欢写诗，就加入了高原社。自高原社的一次诗会上相识，杨苡便对穆旦心生钦服。她喜欢穆旦的诗，也因此格外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一同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穆旦和赵瑞蕻都与杨苡过从甚密，但是谦谦君子、绅士之风的穆旦，知道杨苡和李尧林（巴金的三哥）的关系，想等到他们的关系明确后再决定。赵瑞蕻“乘虚而入”的“纠缠”非绅士所为。穆旦为此和赵瑞蕻绝交，赵瑞蕻杨苡婚后，穆旦和赵瑞蕻又和好了。

杨苡与穆旦的交往可谓“发乎情，止乎礼” 穆旦说过，他们的关系“More than friendship，less than love.” （朋友之上，恋人未满）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两人的交流与特殊情谊，如同一股细水长流的清泉，滋润着彼此的心灵。

杨苡在一众老友中最为健康长寿，与穆旦也没有中断过联系。

是相互始终保持通信的友人，又是为现代诗坛成就超卓的穆旦诗歌从尘封中复出、跨世纪传播而奔走尽力的同仁。杨苡晚年，亲自撰写或接受访谈，复现了穆旦生平与创作的诸多往事；同时，对于穆旦诗文的发掘及其年谱的编纂，又保持着“同代人”的严谨审慎。为收集穆旦史料，杨苡不顾高龄且不遗余力，介绍亲历者、走访当事人，亲自电话联络、书信索寻。直至《穆旦诗文集》初版即将杀青，杨苡反复斟酌，又提供了1972年穆旦写给她的一封书信，并附函对32年前的特殊背景与文史价值予以说明。寻线索、觅诗文、捐文献，怀挚友，忆往事、见真情，书信呈现的人格与情意。

    2022年底，杨苡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出版，记录了她跨两个世纪的种种人生际遇、时代变迁，其中有大量篇幅回忆与穆旦交往的点点滴滴。2023年1月27日杨苡去世，享年103岁。

萧珊   西南联大学生

萧珊，原名陈蕴珍，一九一八年出生于浙江鄞县，一九三六年因喜爱巴金小说而开始与巴金通信，从而相识。一九三九年，萧珊考入已经迁至昆明的中山大学外文系，随后转入西南联大，先在外文系就读大约一年时间，后又改入历史系，是穆旦所教英文课的学生。

因对文学和诗歌共同的热爱，穆旦与萧珊在西南联大初识和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的抗战岁月里各自颠沛流离，偶有短暂的聚会。1942年暑假之后，萧珊辍学离开昆明，到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办事处协助巴金工作。1944年与巴金在贵阳结婚。

因为萧珊，穆旦结识了巴金。1948年2月，穆旦的诗集《旗》，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九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1948年3月，穆旦的女友周与良从上海起程赴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穆旦送行。逗留上海的一段时间，霞飞坊（后来的淮海坊）五十九号，巴金和萧珊的家，成了穆旦度过许多愉快时光的地方。

1953年初，穆旦、周与良夫妇从美国学成归来，途经上海，巴金、萧珊在国际饭店宴请他们。巴金在1949年主持了一个小型的出版社---平明出版社，以出版世界文学的翻译作品为主，尤其是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巴金自己翻译的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很快就由平明社出版了多种。萧珊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阿西娅》、《初恋》、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等作品。当穆旦说自己准备译介俄罗斯及苏联文学作品给中国读者时，得到了巴金与萧珊的鼓励，希望尽快译出交平明出版社出版，以便适应新形势下文学转型和读者的口味。穆旦翻译的黄金时代，迅速来临了。

1953年12月，《文学概论》、《怎样分析文学作品》出版；随后又在1954年2月出版了《文学发展过程》，1955年2月出版了《文学原理》。这四种文艺理论著作是苏联季摩菲耶夫所著《文学原理》的四部。1954年出版了普希金的《波尔塔瓦》，1955年出版了穆旦翻译的《拜伦抒情诗选》，以上这些文艺理论著作与普希金、拜伦的多部诗集都是由平明出版社出版的。1953年12月到1955年11月两年间，穆旦在平明出版社出版的译作有十一本之多。周与良回忆：“那时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课，参加各种会议，晚上和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埋头译诗。”她也特别提到：“在1958年前，良铮的翻译作品能出版得这么多，是与萧珊同志给予的极大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

后来平明出版社私营归并公营，成立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穆旦翻译的《青铜骑士》、《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拜伦抒情诗选》。1956年起，穆旦译著就分散到其他出版社，与袁可嘉等人合译的《布莱克诗选》，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8年，他翻译的《济慈诗选》、雪莱诗集《云雀》、《雪莱抒情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6年12月，穆旦成为南开大学“反右”运动放出的“一颗卫星”，法院到校宣布查良铮是“历史反革命”，到学校图书馆实施监督劳动。诗人穆旦销声匿迹了，隐形之后化身为诗歌翻译家查良铮；诗歌翻译家查良铮，最初出现的时候，带来的是流传广泛的普希金诗歌。

穆旦着手翻译普希金之初，从工作方式到翻译计划，都在与萧珊商量。穆旦在给萧珊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也让你知道，你是我心中最好的朋友”两个老朋友的“共感，心的互通”。这既在译书和出版这样的事业之内，又在这之外，也可以说超乎其上。对于那个时期的穆旦来说，这种“共感，心的互通”的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

1958年萧珊买过一部《拜伦全集》，把这本书送给了穆旦。60年代初，穆旦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开始偷偷翻译拜伦的《唐璜》，到1965年译完这部巨著。文革被抄家，这部译稿万幸没有被发现扔进火里。萧珊去世，穆旦为纪念亡友，埋头补译丢失的《唐璜》章节和注释，修改旧译。到1973年，《唐璜》全部整理、修改、注释完成，寄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译者去世三年之后，这部译著终于出版。

1971年底，穆旦和萧珊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系。1972年2月，穆旦结束了在天津郊区大苏庄五七干校的劳改，回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继续接受监督劳动，每天比别人早上班半小时，“自愿”打扫厕所。

1972年7月12日，萧珊已经是重病，还给穆旦写信，感慨万千：“我们真是分别得太久了。是啊，我的儿子已经有21岁了。少壮能几时！生老病死就是自然界的现象，对你我也不例外，所以你也不必抱怨时间。但是十七年真是一个大数字，我拿起笔，不知写些什么……”

1972年8月13日萧珊因患癌症去世。

萧珊逝世厚，穆旦在致信杨苡的信中说：“蕴珍是我们的朋友，她是一个心地很好的人，她的去世给我留下不可弥补的损失。我想这种损失，对你说说，你是可以理解的。究竟每个人的终生好友是不多的，死一个，便少一个，终于使自己变成一个谜，没有人能了解你。我感到少了这样一个友人，便是死了自己一部分（拜伦语）；而且也少了许多生之乐趣，因为人活着总有许多新鲜感觉愿意向知己谈一谈，没有这种可谈之人，即生趣自然也减速。”

曾淑昭   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

1945年5月3日，穆旦在重庆写下《给M——》，M是Margaret的缩写。 Margaret （玛格丽）正是穆旦的在中国航空公司重庆办事处的同事曾淑昭，重庆丰都人。穆旦亦曾将《裂纹》抄写给曾淑昭，

曾淑昭1923年2月10日生于南京，1939年至1943年就读于抗战时搬迁到重庆的金陵女子大学英文系。1943年11月任职中国航空公司重庆办事处，1944年6月至1945年3月转至中航印度加尔各答办事处，1946年至1949年5月至中航上海办事处。其后移居中国台湾,再后来移居美国。曾淑昭与穆旦因对诗歌的共同热爱而结缘，两人对诗的欣赏一致，穆旦甚至将一些照片和诗信手稿托付给曾淑昭，可见他对她的信任。然而，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笼罩在阴影之下。穆旦在《赠别》中写道：“你的美繁复，你的心变冷”“我徒然渴望拥有”，字里行间满是无奈与失落。

穆旦曾在信中对曾淑昭充满期待地低语：“只要时机好一点，什么都可以实现了。” 但现实却残酷地打破了他的幻想，时局的动荡、身份的差距，让这段感情逐渐走向破灭。

1949年10月曾淑昭与胡适的长子胡祖望在泰国曼谷成婚，胡祖望曾就读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机械专业，以工程师终其身。他们婚后育有一子胡复，胡复生来残疾，终生未婚，更没生养。晚年的曾淑昭，将珍藏六十余年的穆旦诗作、信件手迹和照片等完璧归赵，也算是为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画上了一个别样的句号。

梁再冰 北京大学学生

     1947年春天，穆旦经由王佐良、周珏良的介绍，踏入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家，在这里，他结识了当时十八岁、正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读一年级的梁再冰。

梁再冰热爱诗歌，早已读过穆旦的作品，对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充满了敬意。穆旦也被梁再冰身上的文学气质所吸引，两人由此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在信中，他们或许畅谈诗歌创作，分享读书心得，也或许倾诉生活中的点滴感悟。

穆旦对梁再冰怀有一份朦胧的向往，他多次前往北大与她见面。“戴白草帽，着短裤，说话的语音诚挚而简单”“年轻、秀气而温文”的形象，或许正是他为了见梁再冰而精心准备的模样。

关于穆旦一再来北大，梁再冰本人也并不否认诗人对她有好感，她在一九五五年特殊时期写下回忆，她说她“只把他当作一个‘诗人’看待”。这话背后的意思，却也坦承了穆旦并不把她当作普通读者看待的事实。后来，在一段“参加革命工作履历”需要填写证明人的时候，穆旦认真地填上了梁再冰的名字。 

郑敏   西南联大毕业生

1947年、1948年穆旦在南京的那两年，先在国际粮农组织上班，办公地点在“新都大戏院”（现为胜利电影院），对面就是现在的福昌饭店。后经杨宪益（杨苡的哥哥）介绍到美国新闻处工作。

穆旦从上海过来的，借住在学长刘世沐那里。刘世沐是清华外文系毕业的，比穆旦高几级，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教，住中大教工宿舍。他因为是讲师，房子宽敞点，又因家眷不在身边，一个人住，穆旦去借宿，比较方便。

大概是穆旦住在刘世沐处的那段时间，刘世沐曾经想把郑敏和穆旦撮合到一起。郑敏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读哲学系，1943年毕业。在西南联大就读期间开始诗歌创作，“九叶派”的重要诗人。郑敏和穆旦、杜运燮一起被誉为“西南联大诗人中的三星”。

他是觉得穆旦一个人在南京，没家没室，之前恋爱上又很不顺，穷愁潦倒的，应该帮帮他。那时候穆旦和周与良好像还没开始谈恋爱。他在恋爱上一直不顺，前面有万卫芳，后来有曾淑昭，都是对方弃他而去，这方面他挺灰心的。

郑敏是联大哲学系的，毕业后是她继父（姨夫郑礼明，郑敏过继给姨妈，由王改姓郑）安排她进了南京的中央通讯社。在联大时和穆旦并不认识，但肯定读过他的诗（后来她发表过评论）。

　他们是在中山东路上的一处挺高级的酒家见的面，穆旦、郑敏之外，还有刘世沐、左登金，赵瑞蕻和杨苡。晚餐时间以后，大家坐在大厅喝咖啡。

　　穆旦和平时一样，不大说话，郑敏话也不多。聊天聊到九、十点钟散了，刘世沐对穆旦说，天晚了，你送送郑小姐。郑敏上班的中央通讯社很显眼，是新盖的大楼，在当时要算南京的最高建筑了，他们喝咖啡的地方就看得见。

第二天穆旦到杨苡家里坐了坐，昨天聊得怎么样，有希望吧？他摇摇头，说郑敏说得很明白，他们之间是不可能的。郑敏对他说得很含混，只说有个和她沾亲带故的人追求过她。过几天杨苡又遇到郑敏，是在新街口那一带，就一起叫了辆三轮车。郑敏下车前说了句，我们女的，轻易不能 surrender（屈从）。

不久之后，郑敏收到美国布朗大学的入学通知书。1948年冬，她越洋赴美，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在美国，半工半读，十分辛苦。期间，她的第一本诗集在上海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主编是巴金。

1951年，郑敏到伊利诺亚州立大学申请博士预科，在此结识了童诗白（建筑大师童寯的长子，电子科学家），他也是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留学生，二人在这一年的冬天于伊利诺亚州立大学的会堂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郑敏随丈夫移居纽约，在朱丽叶音乐学院自费学习声乐。1955年，夫妇二人从旧金山乘船回到祖国，郑敏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从事英国文学研究。1960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2022年1月3日，“九叶诗派”中的最后一位诗人，郑敏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周与良   燕京大学研究生

1946年，穆旦主编的《新报》被封，促使他回到北平伺机南下，准备赴美留学。在清华工字厅认识了燕京大学生物系的研究生周与良，当时周与良常去清华园探望二哥，穆旦对周与良的关心逐渐加深。

周与良出生于名门望族和财富充盈的书香之家，父亲周叔弢是著名的民族实业家、藏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大哥周一良，被学术界认为是继承陈寅恪学术衣钵的最得力人选。二哥周珏良是穆旦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以及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同事。

周与良《永恒的回忆》中写道：“我和良铮是1946年在清华园相识的。当时我二哥珏良是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每逢周末我经常去二哥家玩，良铮是二哥的同学，他也常去。”    

然后又是在1946年夏天，国民政府的公费考试上遇见。周与良是个学生物的理科女，但她爱看英文小说，这使诗人颇为惊喜。而在周与良眼中穆旦是“对母亲非常孝顺，对姐妹感情很深，责任心强，只是看上去沉默寡言，不易接近，相处久了，感觉他很热情，能体贴人”是个慢热型的文科男。一个非典理科女和一个非典文科男就这样平淡地相恋了，没有什么感天动地的情节。

燕京大学的校园里，周与良的身影时常伴随着穆旦；寒暑假回家时，他也总会去探望。他们一起聊天、逛书店、看电影。穆旦给周与良留下的印象是：讲话风趣、文静内敛，对文学和写诗有着独到的见解，且外表俊朗。

他们就像他的爱情诗一样，不是一味热烈，而是充满思辨与冷静，浪漫而不激烈。周与良回忆，“我们初相识，他常问我看小说吗，……常给我讲一些游记或趣事……后来我们比较熟了，才向我谈到他怎样从野人山九死一生到了印度，又回到昆明……只是看上去沉默寡言，不易接近，相处久了，感觉他很热情，能体贴人……当时良铮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讲话很风趣，很文静，谈起文学、写诗很有见解，人也漂亮”。

1948年考取官费的周与良赴美留学，穆旦需要赡养母亲与照顾妹妹，就没有同她一起去。穆旦特地从南京赶来上海送行，临行前穆旦送了周与良几本书和一张自己的相片，在相片的背面写了：

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

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

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

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

1949年8月，周与良给穆旦寄来了一张一千美金的支票，加上穆旦自己积攒了一千美金。于是，他得以赴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硕士学位。四个月之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穆旦和周与良正式结婚，一直风雨同舟，相濡以沫。

1953年，周与良与穆旦回到中国，并在南开大学生物系执教，而穆旦则担任了外文系副教授的职位。在祖国的怀抱中，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俄语诗歌翻译。他首先选择了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作品，普希金一生创作了八百多首抒情诗，查良铮翻译了其中的半数，事业步入巅峰。

随着政治运动的展开，穆旦与周与良遭遇了重大政治困境。随着政治运动的展开，他的诗作被定为“毒草”，并在1958年底被法院判决为“历史反革命”，判处管制三年并要求到图书馆进行“监督劳动”，甚至打扫厕所。周与良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停职在家中协助丈夫。

文革中期，穆旦夫妇二人与南开大学一批牛鬼蛇神被下放到河北省保定地区劳动改造，穆与周相隔几十里地。最艰难的时候，这对夫妇把四个孩子托付给亲戚，尽管遭遇困苦，周与良始终不离不弃，支持穆旦。

1969年冬天，穆旦被安排去澡堂当锅炉工。每天凌晨四点就要起来烧水，冻僵的手指连火柴都划不动。周与良悄悄把棉鞋塞进他的工具包，自己穿着露脚趾的胶鞋去南开大学实验室。穆旦在锅炉房里翻译《唐璜》，蒸汽熏得稿纸发黄，周与良就在页边画上笑脸：＂只要还能念雪莱的诗，黑暗就捂不热咱们的心。”

1976年7月，因摔倒而引起的股骨颈骨折，穆旦忍痛继续从事普希金诗歌翻译和诗作。在写于1976年12月的《冬》中，每小节的结尾都写着“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严酷的冬天”收束。

1977年2月25日，穆旦突发心梗去世，年仅59岁。周与良悲痛欲绝，坚持不懈为穆旦平反。

1979年，物理学家李政道受邀回国讲学，请求会面老同学周与良。他们曾在30年前共同在芝加哥大学深造。接到通知，周与良坚决回绝：“不可相见，他乃国家贵宾，我们家庭身份岂能相配？且家中有历史反革命背景。”周与良拒见李政道后，事态受重视，问题随之解决。穆旦逝世两年后，终获“无罪宣告”。。

1985年，穆旦的骨灰被庄重地安放在北京万安公墓。在完成丈夫的遗愿后，周与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教学与科研之中，成为微生物学领域的杰出人物。

2002年，周与良赴美探亲旅游，并在旅途中度过了生命的尾声。次年，其骨灰回国，被安葬于穆旦墓旁，实现了与丈夫的合葬。

在战火纷飞与政治动荡的夹缝中，《呼啸山庄》译者杨苡见证了他精神成长的轨迹，巴金夫人萧珊成为他终生隐秘的缪斯，而妻子周与良则以坚韧的守护为他筑起风雨中的港湾……

穆旦对苦难无以伦比的承受程度，不只是久历沧桑、看破生死之后的云淡风轻，更源于他本真的、不受玷污的灵魂和对生命的热爱。

磨砺是生活中最好的调味品；充满苦难的一生，在得道之人来看，是最完美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