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记 （第五章 华冶研究所）

在南京明故宫（大明王朝最初的权力中心）的正南门，有一条宽阔的南北中轴线，南起光华门（原正阳门），北至午朝门（原午门），是皇帝及亲信大臣进入皇城的中心通道，两侧雪松与水杉交织，堪称“对称美学巅峰之作”，展现出这条街道应有的威严。这就是南京著名的街道---御道街。

1977年，那一年，我21岁。这条2公里的柏油马路，御道街见证了我天翻地覆的两种人生转折：年初，我在自身的努力下（主要的），与多位贵人相助（辅助的，也是必要的），成功被招工进入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年末，我克服种种障碍（客观的与人为的）、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参加了恢复高考的两次考试，实现了由插队知青到研究所工人再到新时代的大学生,三个环节，两度否定，终点向起点复归，踏上了未来四十年的职业生涯的起跳平台。这一年、这条街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好的奠基，最大的底气。

预感天亮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我隐隐约约感觉天要亮了，就杀狗煮肉庆贺，请了临队几个知青吃了一顿散伙饭。不久我们招工、上学、参军，各奔东西，大都再无往来。

1976年底，江浦县大桥公社护国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杨建民，是我们中学学长（73届），他已经招工进了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四研究所（简称14所），临走前到我们生产队来负责招工动员。他强调大队关于招工的具体要求：劳动表现好，每年基本出勤180天的基本门槛，这些规定对我十分有利。

1974年我高中毕业，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我只能被迫下乡插队。按照户口所在地街道的安排，到南京附近的江浦县大桥公社插队落户。当学生变成了田野的“漂泊者”，被剥夺了人生的理想，拖着迷茫的脚步深浅跋涉在偏僻的异乡，开始艰难而漫长的“修地球”生活。在插队两年多，我每年出勤都在280天左右，生产队的各项农活基本都干过(叶明：《一个插队知青的春夏秋冬》，《兵团战友》，2025年9月7日)，虽然并不一定干得很好，但在我们生产队里，比其他知青每年至少多出勤100天。

我的室友都是南京四中1973届高中毕业生，1973年下乡，家里都是“南京水利实验处“（现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的工人，一位是袁小明，已经在1976年夏天，招工进入南京面粉厂；另一位是吴忠，他当时已经选择报名参军，客观上避免了我们之间的竞争，为我招工顺利出线奠定了基础。至于，其他女知青，虽然是1973年、1974年下乡，都是基本不满足出勤180天的基本条件。此外，我父母在我招工名额出了公社之后，还是起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没有被县里“刷掉”。我父亲因工作关系，与扬州地区财政局长比较熟悉，她的丈夫曾经当过江浦县委书记，求助他委托过去的部下帮助监督与保障我的招工名额不被别人取代。

在1977年初，我断然忍痛放弃了争取当工农兵学员的机会。我在父亲的办公室（江苏省财政厅）里面，看过1976年工农兵学员的招生文件，继续实行推荐制----“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学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年龄不超过25周岁、未婚)，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以及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文件中明确规定，2年以上实践经验时间截止到1976年12月20日，我们这届南京学生基本是1974年12月20日后由街道安排插队的，只有极少数人自己联系提前在12月20日之前上山下乡的。我的南京十中（现金陵中学）高中同班同学杨湘宁，就是自己联系去父亲所在变电所附近提前下乡，他顺利成为南京大学古生物专业76级工农兵学员，后来他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南京大学地质系做教授，曾担任过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我们大队有个74届南京四中的知青，强烈希望并坚决选择上大学。我劝他放弃，他没有听，结果在县里审查被取消了资格（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年限）。这样，他比我们多待了几年。

1977年4月25日，我到光华门御道街58号的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报到，开始我梦寐以求的工人生活。我的招工单位，最初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二一四工厂，该厂曾经是华东军区政治部印刷厂，主要承印《人民前线》《东海民兵》以及《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它在南京市鼓楼区汉口路2号，距离我家两个街口，步行只有15分钟路程；它的隔壁就是南京大学，汉口路22号。我曾想，我就有机会利用业余时间到南京大学旁听一些课程；又是人人羡慕的军工厂，这个结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如果1977年去了7214厂，那么，本文的题目就应该改成《汉口路：从2号到22号》。

后来，不知道怎么被以搬运工的名义招到冶金部隶属的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每天上班，从家里出发，我要坐4路公交车，从起点的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到终点的南京城东南边陲光华门，全程大约要1个小时。我实际没有当过一天的搬运工，搬运工的名义是告诫我们这些“上调“的知青可能干较重的体力活。

刚进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有一二个月的体力劳动，主要是搬砖头、搅石灰，在楼层走廊里打扫卫生。经常被一些地质研究人员，拉近实验室里面聊一会天。可能因我谈吐中，流露出比较“深谙”党内斗争和相当水平的理论修养，我被总工程师发现，邀请我去帮忙写大批判文章，批判刘少奇在地质勘探领域“嫌贫爱富”的政策路线，响应华国锋“十个大庆”“十个开滦”跃进路线的文章。与此同时，党团组织开始关注到我，并有意重点培养我。我十分不知好歹，尽量回避与他们接触，我对阶级斗争已经十分厌倦，完全没有心思参与党团工作。

后来，我分配到地球物理勘探研究室。一进来就被告知，我们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用重磁重现的理论，发现了梅山铁矿，为上海位于南京的飞地,代号“9424”的工厂——距离南京市中心13公里，是国内距大城市最近的大型矿业企业，是我国重点黑色金属矿山企业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

研究室主任是1952年长春地质学院的毕业生，对我青睐有加，有意栽培我。每天上班时，他给自己和我泡各自泡一杯茶，让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详细介绍李四光提出的地质力学以及三个沉降带分布假设，黄汲清倡导的板块学说，中南矿冶学院陈国达提炼的地洼学说，与我讲他从事地球物理勘探的亲身经验与惨痛教训，同时也咨询我一些社会新闻，主要是江苏省内政治经济文化一些他关心的问题。他们这些地质工作者整天在野外工作，几乎与社会实际生活脱节。同时，他指导我读一大堆地质与物理勘探方面的书籍。我只能装作十分虔诚地拜读，认真做笔记，并不时地提问、请教，讨论时还能提出一些独特的看法，给研究室的其他师傅（那时对所有科研人员都称之为师傅，而不是老师）感觉是一位勤奋好学的有为青年。例如，学习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基本原理，了解大庆油田发现的机理与过程，我发出疑问，第三沉降带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那里也有石油？后来，四川油气田的发现与汶川地震等都证明了李四光理论的预见性。

文革前，我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就阅读过家里订阅《收获》杂志，上面刊登过话剧剧本《年轻的一代》（陈耘、徐景贤编剧），给我留下了印象的深刻，曾经梦想努力成为一位勘探队员！向往“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的生活。现在，终于有机会成为一名为祖国寻找宝藏的“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

当时，研究所有到冶金部所属的学校---中南矿冶学院或桂林地质学校委培进修的机会，但是，我是否能获得进修的机会，或许比较困难，以往大多数是留给研究所的职工子弟。他们是子弟兵，我们是杂牌军。

避人耳目

1977年8月中旬，我插队时期的兄长李四南告诉我一个重要信息：国家可能要恢复高考，具体方案正在制定，还没有公布，我们可以抓紧时间做好准备。我们上大学的机会就终于快要来了。李四南的父亲是江苏省文化局长、省文联主席，一个资深的新四军“三八”老干部，他的哥哥姐姐在高等院校工作，有充分的信息渠道。

可是，我不能暴露准备投考大学的“战略意图”，每天上班还要安心钻研地球物理勘探知识。所以，尽管我比很多人提前几十天知道可能要恢复高考，但是我不能张胆地复习迎考。现在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复习功课还需要偷偷摸摸？我被招工进入地质研究所，在各级领导看来，他们好不容易把我们从农村招来，摆脱了苦难的深渊。由于我们单位有野外的工作需求，在文革后期可以有一种特权，招收本系统的子女入职，以逃过上山下乡运动。和我年龄差不大的学生都没有下乡，都被本单位搜罗吸纳，这是比当年参军等逃避上山下乡的还要好的途径。华东地质勘探研究所曾对外招工收过江苏省建设兵团的知青一批数十人，从农村招工只招过我们这一批4人，真的是十分不容易。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我的师傅们根本没有想过，会有人想离开本单位。这么好的工作条件，比较高的工资福利，出野外还有北京吉普车接送，还可能分到房子，会舍得，会放弃？

我手头有一本我父亲保存的《新民晚报》的小说连载《战斗在敌人心脏里》（文革后第一部谍战片《保密局的枪声》就是根据它改编的）的剪报贴，据说，其中有一些细节，就是作者根据他们做地下工作的经验提炼的。这部小说给了我一些启示与经验：我的整块时间，主要利用下班后的晚上看书；在每天上下班的公交车上，回忆、复述，默记有关知识点。此外，我利用研究所中午有午休的时间，每天中午抢先去食堂吃饭，匆忙吃完饭立即出大门，坐公交车（那时单位配发月票，坐车不用再计费）沿着御道街从南到北经过几站到午朝门公园，躲在大树底下，避人耳目地读书一两个小时。到时间后，再返回办公室。

当时，根本不知道高考要考哪些科目，语文数学总是要考的，于是从初中代数、平面几何开始拾级而上，大概用两个月左右时间，粗略地复习完了自己中学用过的数学教材。至于语文根本就没有怎么复习，只是把在瓜棚里看了几十遍的《鲁迅杂文小说选》与在水利工地上背诵的《唐诗100首》再背诵几遍，默写一遍。

午朝门公园在明故宫遗址对面，御道街的北端，这里隐藏着一个充满历史韵味的绿色天堂。脚下的石板路已坑洼不平，岁月的车轮无情地在上面留下了深深的辙印。棕色的水杉与斑驳的城墙相互映衬，从城门洞里穿梭而过，恍惚间给人一种时空交替之感。我坐在雪松树下，仰头望向天空，残留的深绿、灿烂的金黄、如霞的深红。橙黄橘绿，相互交织，安静读书，最能治愈我渴望读书的心灵。

 由于“时间短、任务重”，可算是真正的拼命。每天睡觉也分成两段，晚上先看书、做练习，等到有点累了，10点钟之前一定睡觉，凌晨在爬起来背公式，一些基本的数学物理化学公式需要死记硬背，当时我一遍遍地背诵知识点，然后不断被纠正再复述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这样，不会影响到家人休息，也可以保证自己的睡眠与复习精力。我家对面的邻居，江苏省商业厅长金逊的秘书，后来做过江苏省审计厅副厅长，经常对别人讲，看见我窗边彻夜的灯光。

 但是，很快就引起别人注意。有个原江苏建设兵团上来的老知青，我们研究所的团支部副书记，在大门传达室门口遇到几次，关心地询问我中午外出干什么。她的父亲曾做过南京市副市长，当时是南京汽轮电机厂厂长，她正在上职工夜大，鼓励我去上夜大。在社会巨变的一年里，她给过我鼓励，希望我更多参与共青团的活动，或许应该由我们这些更年轻的工人，担负起共青团的工作。我只好语焉不详地拒绝了她的善意，还装模作样地与她讨论黄金与一般金属矿在地质勘探上的区别，她是做岩石矿分析的。

          报名受阻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告高考重启，同时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标志着被废除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那时中国社会刚从混沌无序的十年浩劫中解脱出来，人民大众刚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歪理中解放出来。深感知识贫乏的我，如同刚从无边的沙漠中走出来，一见到一片绿洲上的小小溪流，马上狂奔过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痛饮一气。如果一个人对某一样东西有严重的缺乏，当机遇降临可以通过努力获取它时，就会以满腔的热情，巨大的干劲，想方设法、全力以赴地去获取它、得到它、拥有它。这种感觉，这种渴求，我一生第一次遇到。我们出身“三教九流”的知青，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好几年才熬到“枯木逢春”之时。文件中的招生总则“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彻底改变了必须由“群众推荐与领导批准”的枷锁，这在我们那个时代非常重要，所有人终于获得平等报名参加考试的资格，本质上就是扫除一切人为的障碍。

1977年的高考一共要过五关，报名，预考，复考，体检，政审、录取。这些环节，有的在今天看来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可是在当年，只要有一步受阻，那就完全前功尽弃。

当时，报名仍然需要单位同意出具介绍信。流程：个人向单位申请→单位/街道出具政治鉴定→区县招生办审核→发放准考证。我找研究所人事科出具介绍信。人事干事，也是我们所负责招工的同事，一位老大姐好心劝阻：“我们费了很大劲，争取到几个招工名额不容易，现在你要放弃，我们怎么办？”在计划经济时代，招收一名工人，必须经过上级多层机关批准，列进正式的国家计划，还要通过人事部门的核准，手续复杂，环节众多，困难程度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研究所领导、党支部书记对我的报名，更是一脸鄙夷，甚至讽刺挖苦：“你们插队知青在农村，整天不是偷鸡就是摸狗，哪有什么本事能够考大学？”

我立即回家拿出我们大队党支部给我办的中共预备党员的相关材料，我招工报到时没有拿出来，主要不再想参加党团活动，这些材料证明我插队的表现很好；同时，我搬出《人民日报》刊登的招生文件与《人民日报》社论据理力争，强调参加高考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是最好的政治表现。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总不能与党的方针政策对抗，所以无法直接拒绝我报考。但是，他仍然一本正经严格要求我在上班时间里，决不能影响工作，甚至用把我下放到野外地质队实习要挟我放弃考试。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儿子，和我年龄相仿，“脱产”利用上班时间无偿让研究所同事（“红卫兵大学生”）辅导补课；他妻子在南京工学院组织过一个南京市最有名气的高考补习班，由专业教师讲课，主要是南京工学院教工子女参加。他们父子从未向我透露过任何复习的信息。可悲的是，这位书记的儿子，连续考了五年，最终还是没有考上大学。

当正式报名后，几乎所有同事都不支持，包括在我们研究室负责制图的原兵团战士、团支部书记，她父亲曾做过江苏省委书记，当时是南京工学院的党委书记，觉得放弃当前工作，失去比较高的工资收入，很可惜；如果考上大学毕业后，还不知要分配到哪里，所以，不赞同冒此风险。又不是没有工作，还在农村插队，跳出农门，那就一定要考大学。 现在，放弃一切去上大学，是那么的不理智。

我不顾同事们的劝阻，执意要考大学，失去事业编制，失去高额薪水以及住房在所不惜。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大学毕业后可能分配到边远地区、离乡背井过艰苦的生活。我有位师傅，姓罗，自己没有上过大学，通过长期艰苦努力成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地质工作者，只有他一人诚恳鼓励我：“你一定要上大学！大学是一种人生经历，没有经历过将终身是一种遗憾。”

我报名参加高考，我也没有告诉我的父母，他们也没有过问。自从插队以来，一切重要的决策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的父母通常不过问，我也不会主动汇报。我探过口气，他们不赞同再去折腾，“招工上来了还要考大学，是不是吃饱了饭，没事找事？”希望我安安稳稳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

同事们、领导、师傅、父母的好意，我都能理解，但不接受，一定要考大学，我已经憋了十几年的愿望，怎么会因一点蝇头小利、在临门一脚轻易放弃？我在小学五年级，就梦想有朝一日能够上大学。1968年的盛夏，我们在树荫下热火朝天地打40分时，有一个比我们大很多的男孩子，孜孜不倦地坐在小凳子上读书。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子近代物理系二年级学生。他兴致勃勃地介绍大学的读书生活是如何美好，如何欢乐，实在令人神往（叶明：《机关宿舍大院的孩子们》，《兵团战友》，2025年8月27日）。

插队以后，上大学的梦想破灭了，当时，在1975年的秋天，我曾得到过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私淑”指点：“不动摇，不消沉，不抱怨，不负气，相信党、相信人民，现在这种情况总会过去，以后你们一定会有机会报效国家。无论你未来做什么，也无论你所处的环境如何，都要抓紧时间学一点工具性的东西，例如哲学、数学、外语等，将来总会有用处的”（叶明：《匡亚明 ： 我的“私淑”老师》，《最忆是金陵》， 2024年06月20日）。

我，一个不识时务、不知好歹的家伙，为了上大学已经有了十几年的思想斗争与精神准备，现在经过一番斗智斗勇，我终于顺利交出去5角钱的报名费，正式迈开了通往大学的第一步，开始更接近实现人生理想目标。

         茫然复习

正式开始复习迎考，首先要有教材参考，其次是教材的内容应该大致学过，这两项我都十分缺乏。在很多反映1977年高考的影视作品中，往往有一个常见的镜头，那就是父母千里迢迢给知青寄去复习资料，或者亲自给儿女们上课补习。可是，我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资源，只能自己找资料，自己重学，无人辅导，也无处请教。父母不理解，更别指望他们提供复习资料与补习机会，同时也没有这方面的书籍。我只能将农村插队时，与地主的儿子用粮票、布票换来的文革前有限的几本中学教材，一页页重头学起。

在这种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原本是可以找到帮助复习的老师与中学数理化教材，可是，我一个刚从农村插队上来的工人，根本就无法向别人开口。况且，报名之后，我很快就被派往野外地质勘探队实习，可以说是在研究所工作需要熟悉野外基层实际情况，也可以被认为是对我报考大学的一种变相惩罚。   当年，我的复习资料除了以前用过的教材，基本没有什么知识含量。《唐诗一百首》，这是我挑河堤时，为转移疼痛与疲劳而找来背诵的小册子；还有就是当年种西瓜看田是研读的《鲁迅小说杂文选》，可以学习散文与议论文的读物。这些与高考有点关系的“复习资料”，为1977年高考的四门课程中的《语文》《政治》两门课，取得好成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还有就是在农村用的农具维修、化肥使用等涉及物理化学的操作手册；为了工作需要，学习地球物理勘探基础知识，从研究所资料室借到的有关初等数学、高等数学的书籍。这可能是世界大学招考史上最奇葩的事件，完全不知道考试范围与基本内容，甚至完全不知道考试的要求是按初中水平层次还是高中水平水平？

幸亏在我高中的第一年，1972年初至1973年上半年，史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时期，像尼罗河水两次泛滥之间抢下一块肥沃的生存之地，老师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教学之中，我们学习的热情重新点燃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占据了主导地位。早读报被朗朗的英语诵读声所取代，数学课程开始有周考、月考，其中考与期末考；一点可怜的物理、化学知识还隐藏在《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名目中，老师变相讲一些牛顿力学三定律与元素周期表；下午的政治活动也被丰富多彩的课外补习所填补。总之，数理化的基础知识还是学了一点（叶明：《“汇文书院”曾读书——70年代南京十中琐记》《兵团战友》 2023年10月10日）。现在虽然没有再向中学时代的老师请教的机会，几乎没有和同时报考的同学相互切磋的机会，但却充分获得了时间和精力。尤其是晚上的12个小时，真是除了和钻井机器去聊天，连个搭理你的人也不会有。这种“孤独求学”的好处是自己可以反复推演与思考，上考场后一点也不慌张，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会的就会，不会的怎么也不会。

报名后，我的复习迎考大部分时间就在野外地质勘探队度过的。每天上午外出跑几十公里，做重力与磁力测量。由于我的方向感比较差，经常还跑错路，几乎每天都要多跑几公里冤枉路。中午回来困得很，只能用井水洗脸强打精神，看一个下午书。晚上因勘探队驻地没有电灯，只能在黑暗中背书。模仿清华大学湘黔滇旅行团“护校队员”穆旦，从长沙走到昆明的路上，每天将背好的几页英文字典，撕下扔掉，强迫自己记熟，永不忘记。

在整个复习过程中，我只听过一次老师带着复习课，还是知青兄长李四南带我去的。在初试通过后，已经接到可以参加复试的通知后，李四南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找到南京工学院的马文蔚教授，一位有几十年讲授工科大学物理学课程经验的老师。马文蔚老师从50年代就从事大学物理学教学，内容非常熟悉，举重若轻，通俗易懂。请马老师给我们讲物理知识做一个串讲，各知识点的相互联系，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三个小时的复习，那真如醍醐灌顶，获益良多。虽然，我自认为大多数内容并不能完全理解，但在提问与讨论中的表现，好像马老师还是比较满意，对我考大学给予很大的鼓励，那晚参加复习的三位考生，1978年都先后考进了大学，分别在南京邮电学院（77级）、南京航空学院（77级）与南京工学院（78级），没有辜负马老师的一晚帮助复习的辛劳。

             志愿选择

1977年江苏省高考是先填志愿后考试，大家在不知道能考多少分数的情况下，纯粹看考生的意愿，等成绩出来后结果往往与志愿的要求不匹配。当然，就是后填志愿，因为没有分数线与考生的参考数据，同样相差很大。

尽管当时我对高考没啥概念，但心气还是挺高的，那就是要上名校，因为我的老师很多来自名校！我的数学老师是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老师是交通大学力学的，化学老师是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的留学生，外语老师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解放军张家口外语学院的，语文老师有金陵大学，也有北京外国语学院。我在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的同事，基本上是南京大学地质系与化学系的毕业生，还有北京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

当年，我根本就不知道大学的学科分类，几乎对工科、农科、医科、艺术到底是什么，学什么，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在中学各科成绩都比较好，但文科相对比较有优势，而且在插队时，加强了哲学、数学的自学，如果从过线录取的角度（当时完全没有考不上的任何想法），本来应该考文科才称得上得心应手。如果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我选择考文科，或许就可以上很好的名校，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我对于党内斗争有着浓厚的兴趣与广泛的知识。当时，既不懂更不知道，根本是不会报考，主要受文革以来的影响，文科基本都是“危险专业”，而且还没有什么用处。此外，有些文科知识，虽然是必要的，但可以自学，没有必要专门去学。同时也受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只有学习成绩较差的才会考文科。我这种错误观点，经过张广厚的提醒：“自然科学是火车，社会科学才是司机”有所觉悟，在很多年后才幡然猛醒。2010年，我去中央党校接受培训，报告人全部是省部级领导干部，其中有几位77级的文科学生，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北京师范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湖南师范中文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南京师范政教系），现在已经是学者型的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听着他们在台上作报告，想着他们是如何进步，如何成长为党和国家的理论家？同样作为77级学生的我，不过是理工科学生，还是能从他们的报告中，深感他们多年的不断的努力。大学毕业28年，他们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抵御了多少名利诱惑，一步一个脚印，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叶明：《中央党校“受训记”》 《大春观察》， 2024年2月20日）。

至于理科专业，当年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就我个人兴趣而言，我比较喜欢探究事物背后的逻辑，还有就是学自己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所以理化就是首选 ，生物好像没有什么好学的。在中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数学、物理老师，我认识的第一个大学生就是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的学生，唯一听过的复习课就是南京工学院物理教授讲的，我现在正在做地球物理勘探工作。所以，我坚定全部选择了物理专业，实际上我也不清楚物理专业的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别的专业我更一无所知。

选学校的区域局限在“江浙沪”，其实，我南京之外仅仅去过苏州昆山，那还是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在外婆带领下去过一次。在认知层面，仅仅知道“天堂的苏杭”与有“大白兔奶糖”的上海，没有考虑北京或者北方、南方的大学，那些地方的大学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

当年，没有重点与非重点大学之分，也没有本一本二录取批次；志愿只能填三个大学，三个专业，没有人告诉我高考填写志愿必须要有梯度，我填报的志愿是南京大学物理系、复旦大学物理系与浙江大学物理系，几乎是一个档次，第一志愿没有录取，后两个志愿就作废了。在“备注”栏还可填报中等专业学校。我没有填中专，因为考不上大学，我也不会去读中专。我也不知道本科与专科的区别，还以为本科就是本来就要学的，专科是专门要学的。

寒冬考试   1977年的寒冬，清晨，在第一缕阳光投向大地的时候，每一条道路上都是奔向考场的各种身份的考生。这是奔向自己人生的那一次转折，也是国家命运的一次转折。一场阔别十年的考试改变了几代人的人生轨迹，整个国家也因此有了新的活力。

我经历的1977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是南京市初试（预备高考），所有报名者都可以参加考试。

1977年11月28日，只考了一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政文（政治与语文合卷），满分都是100分。没有文科理科的区别，也没有附加题。数学比较简单，几乎没有不会做的，当然是否能得分，还是没有肯定的把握。政文那真是很容易。考题中的填空有：1921年7月1日，中国什么组织在上海成立；1927年8月1曰，什么起义，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刚刚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议程有哪三项议程。走出考场，我自信满满、十分有把握通过考试。

         第二次是江苏省复考（正式高考）。在划定一定分选线后，将过线的考生再发复试的准考证。只有通过初试，才能拿到参加复试的准考证，正式进入高考。一次文化“初试”，淘汰了大部分参考者，后来有资料披露，预考（也就是初试）全国两千多万，经过初试，实际考生数为570万人，计划招生20万人。

1977年12月23日-24日，由江苏省里命题的复考的科目，理科为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文科为语文、数学、政治、史地，总分为四百分。25日，外语或艺术专业加试。

正式高考的日子终于到了，那个寒风料峭的寒冬，怀着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走进了考场。中国的高考通常在比较炎热的夏天，而我的高考却是在寒冷的冬天。复考那天，虽然是晴天，但还是比较冷，南京市白下区的南京第六中，那时学校被破坏的很厉害，无力及时修复，窗上的玻璃不全，大门漏风不止，没有家人在校门外围观等候，考生在教室瑟瑟发抖。

在高考前几天，我的外婆观察到我的反常，忍不住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告诉她，我要参加高考，但不要告诉我的父母。如果考不上会被他们讥讽我不知天高地厚。外婆以她自己的方式，支持与鼓励我，当然她不会去送考，也没有能力辅导与指点，主要是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而在我参加高那天，外婆特地为我准备了一块发糕与几粒粽子糖，作为我高考两天中午的干粮，就着冰冷的自来水充饥，在寒冷的初冬里，抓紧时间晒一会太阳取暖休息一会，精神饱满地投入下午的考试。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外婆才解读了为我准备干粮的深明大义：发糕（高）加上粽（中）子糖，预祝高考中第，金榜题名。 外婆是唯一支持我考大学的亲人（叶明：《我的“民国”基因来自她》， 《民国女子》，2025年7月17日）。

与此同时，我的还在插队的同学挑着行李参加高考的！夏雯是我们南京十中的同学（隔壁班的），也是在江浦县永宁公社插队（与我们大桥公社相邻），父亲是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她是21岁的插队知青，从知青点集体户驻地赶到高考考场需要走几个小时。原本考场所在地的公社中学，可以为考生提供住宿的教室，后来因为上级规定作为考场必须封闭，不允许在教室住宿。她提前一天赶到才知道“无法安身”，她只能挑着行李到附近生产队找陌生的农民家借宿几天。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度过考试的饥寒交迫的几天。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她如愿考上了江苏新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儿童医院工作，担任内科主任医师三十年。我是在一次聚会上，听她描述了“高考”的经历，听得我泪流满面，惭愧无比（叶明：《我孤独地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凤凰台上》，2025年6月18日）。

第一天的上午考数学，没想到复试的数学题比初试难多了，我快速地把第一道大题的7小题，迅速做完了，花椒多的时间解决后面的题目，一道抛物线题，一道几何证明题，有难度但还可以做一做。第四道大题，怎么做也做不出来正确的结果，怎么想也忆不出，后悔莫及，巨大的挫败感。这道题我曾一本科普读物（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龚升编写的）中见过相似度很高的题解，觉得比较有意思，但是我没有时间，自己动手做一做。现在完全想不出如何解答，只好胡乱写上几笔，不知可以得到几分？第五道题是三角数列证明题，可以证明完成，但不能保证正确。最后一道求极大值与极小值，完全做不出来。附加题，我做了第一题求极限，可能会得几分；第二道题求不定积分，我只初步学习了微分还没有接触过积分，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当然，一点分都不会有。

因为数学考得不好，我失去了考进南京大学物理系的机会。我的同班同学杨湘宁，那时正在南大地质系读书，以为我们一定可以会师南大，再度同学，还去物理系迎新现场查阅我在那个专业。让他失望了，我都不知道发配到哪里了。最悲剧的是从此与物理系永插肩而过。

下午考语文，一道基础知识，包括成语解释、改正错别字、改正病句，这些几乎可以得到全部的分数；一道写出鲁迅一篇杂文的中心思想，这或许是我唯一复习到的内容。最后是作文，写一篇记叙文，题目是“苦战”。一看就知道，题目选材来自叶剑英元帅的著名诗句“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我运用在农村插队时自学的哲学，做了一番思辨，突出“苦战”的重点场景是“战”字，渲染“苦战”真情实感是“苦”字，调动我的知识积累和试前“储备”，列出了三个提纲要点，以我所在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发现梅山铁矿为背景，在考场上，我灵机一动，写了一位人到中年的地质工作者跋山涉水、餐风露宿在祖国大地上寻找铁矿，由此提炼的独创理论---重磁重现原理，发现高品位铁矿的“苦战”故事。

发现梅山铁矿的“战”分三个层次，首先是战略布局，按照地质板块做一般的金属矿区普查；其次是战役组织，重力勘探--磁力勘探—选址矿域；最后是战术运用，钻井选择与标本化验。我的作文突出强调了地质工作者依靠科学做出成果的重要性，没有像大庆油田发现的宣传中，过分夸大钻井工人的作用。在那个时代，比较多地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

发现梅山铁矿的“苦”分三个层次，首先是政治层面上，坚信科学理论与知识分子的作用，抵制“四人帮”反动路线的干扰；其次是学术层面上，如何苦口婆心地说服老师与上级领导，获得他们在精神上与资源上的支持；在个体层面上，与自己身上的病魔做顽强地斗争，表现出“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豪情与快乐！

在几页考卷上，层次分明，情景交融，人物鲜明，一气呵成，自我感觉良好。缺点可能在记叙文色彩不足，卷面涂改较多，书写比较潦草，还有点地址勘探专业知识，恐怕难以为那些阅卷的语文老师看懂、看出来，一般说来他们的科学素养与思辨能力都比较差。当年江苏推出的高考优秀作文，描写了作者的亲人，没有思辨，通俗易懂。据说是一位中学老师提供给考生的模拟试卷，十分容易被阅卷老师识别出来。我的中学语文老师顾荣爵参与了评阅高考优秀作文的工作，不仅对该考生的主题、选材、构思与布局极为推崇，对作者的几乎一字不改、书写工整的卷面都赞美不已。

最后是附加题，古文翻译，选的是荀子《劝学篇》的一段，胡乱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了一段文字，有几分算几分。总之，我的语文考试分数也不会太低，否则，我就没有机会上大学了。语文是下午一点开考，三点半结束，当我划上最后一个句号时，考试结束的铃声也响起了。

接着就迎来了第二天的考试。第二天上午考的是政治，第一道题是名词解释，其中“剩余价值”，我在中学课堂上曾做过全面的阐释，得到我们南京十中政治课老师陈善卿（后来是南京晓庄学院教授）的高度赞扬（叶明：《有这样一位老师》，《人民作家》 2023年7月6日）。除了名词解释，政治试卷上就全部是简答题，总共七题，例如，判析“第一世界”的题目，每道题的回答都是一篇短文。这对于在插队时，在自学哲学上认真下过一番功夫的我来说，正好派上用场，此外，政治经济学与中共党史方面的内容，几乎是小菜一碟。语文、政治考得比较好，信心十足了。

第二天下午考的是物理化学，两个学科合在一份试卷上一起考10道大题，物理、化学各5道大题。物理试题是，关于交流电应用，电流电压的计算，力的分解与合成计算，万有引力问题、电磁之间关系等。

化学试题有，写出几个物质的分子式，物质的结构简式等，原子核的质子、中子、电子，以及化学键等，硫酸反应的离子方程式、氧化、还原与氧化剂、还原剂等，涉及有机化学的化学方程式，硫酸浓度问题。

物理、化学一道大题里面，通常包含几个小问题，懂的直接写出答案，不懂得的怎么想也不行，不像数学还可以自己推演一番，有时间就可以。物理、化学可能失分较多。因为缺乏实验训练，中学学的时候大多是纸上谈兵，复习有没有可靠的教材。

我参加的两次考试，都不公布考试成绩。现在经常见到有当年考生自豪地回忆说，考到多少分，有多了不起。如果不是瞎吹，就是后来入学后，有机会看到自己档案里的记载。只有极个别人，通过特殊渠道帮他查到分数。当时，绝大多数考生都不知道自己的考分，糊里糊涂的考上大学，糊里糊涂地被刷掉落榜，一笔糊涂账。

因为关闭了十年的高考大门，人们对首次考试内容十分感兴趣，每天都会遇到同事来询问考试情况。我不厌其烦地回答，哪道题做对了，哪道题做出来，哪道题做了一半，几乎复述出全部试卷的内容。印象太深刻了，试卷就像印在脑子里，随时可以出现在眼前的屏幕上。因为反复向同事介绍考试内容，讲了多次就干脆默写出试卷要点与我的答卷，这份手稿偶然夹在我学习地球物理勘探的笔记本里保存了下来，这张已经字迹模糊的笔记为今天的回忆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把握可以考上大学，卷面上也没有明确分数，自我估计应该总分在250-290分左右，政治80-90，语文70-80，数学60-70，物理化学40-50。当年，不仅不公布考试答案，也完全不知如何评分，尤其是没有做完全部的试题，根本就不知道可以得多少分。

贵人相助

复试考完之后，很快就拿到了体检通知。我从野外地质队换乘了几趟车，经过8小时才赶到体检医院，交了7角的体检费，拿到体检表。体检几乎粉碎了我上大学的梦想，幸运得到“贵人”的帮助，很快就脱离了险境。    我的体检是在南京红十字医院进行，以前是是江苏省商业职工医院。碰巧，我就是在那个医院出生的。我是早产儿，婴儿时期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只是没有到哮喘的地步。每天都要来这里打针，直到上幼儿园才有明显的好转。

身高、体重没有什么悬念，比较顺利的是测试听力。我的坐位离测试医生有一定距离，而且要侧身坐，测试女医生低声细语地说着：＂南京、上海、北京、天津、西安…… ＂等地名，即使那位女医生说话轻声轻气，我也能很快回答。当然，我的视力比较差，看不清视力表上的几行，我自认这或许不影响我的大学录取，没有特别在意。   体检结束后，在交表的时候，有一位女医生或是护士，年龄应该与我差不多大，协助收体检表。她看见我的体检表上记录，知道不妙，立即问我是不是华冶地质研究所的。在我肯定后，她告诉我，她也是华冶的子弟，并在华冶医务室工作，现在在红十字医院培训。之前听说招了几个知青，只是因在外培训，没有见过。她把手上的关于体检录取要求的规定文件给我看，高血压、色盲等指标都是大学录取所忌讳的。她领着我，再去量血压与测色盲。    那天是体检的最后一天，我是从野外地质队赶来，坐车、徒步几乎大半天，直到在下午四点才赶到医院，中午也没有吃饭。她让我休息了半个小时，再量血压，虽然还是有点偏高，但下去不少，勉强过关。在复测色盲时，她发现我在看植物或动物的图案，基本都是错的；但看数字与字母时都是对的，所以判断我既不是色盲也不是色弱，只是不能正确地辨认动物或植物的图案，将原本被判定色盲或色弱的定性改正过来，基本取消了因体检不合格而上不了大学的制约。   当晚6点钟，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走出红十字医院时，我向她深深鞠了一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尽管我至今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当她结束培训回单位上班时，我已经离职上大学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真的验证了我在离开离开农村时，一个盲人给我十分智慧的算命：“未来的路上，有小人挡道，也有贵人相助。”

“孙山”录取

我们参加考试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挑选”。 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时，考生还需要过最后一个政审关，这年考生的“政审”依然严格，有不少考生因政治表现、家庭出身，包括亲属有无政治和历史问题，被无情地刷掉。我有个隔壁班的中学同学，也是邻居，因为逃避上山下乡运动，谎称过继給自己的姨妈。1977年高考就没有通过政审。1978年高考，他数学没有考好，但总分依然超过400分（满分500分），考进了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南京皮肤病研究所。不过，我政审完全不用担心，根本不存在问题。

从结束考试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在录取通知书的等待中煎熬着。我太想通过那一纸通知来改变我的命运了。我要用高考来证明我自己，我也要用高考来改变我的人生。等待是痛苦的，也是幸福的，因为等待中包含了希望。

春节过后，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发出来了。我的几个朋友，都拿到录取通知书，首先是南京大学数学系的两位，都是我以前的邻居，一个是计算机软件，一个是计算数学；计算数学录取的乔羽芒是个应届生，主动自觉地做完了不少题目，包括我推荐的龚升的小册子，她考得很好，数学成绩超过90分，应该是南京应届高中生中的前几名（叶明：《女生乔羽芒, “彗星一样消逝在远方”》， 《新三届》，2025年02月24日）；计算机软件录取的是我父亲同事的儿子，秦斌与我同届，但不知为什么小学、中学都不同校。我的高中的同班同学范家宁，南京大学副校长、哈佛大学英美文学博士范存忠的独子，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我高中同学吴晓荣的哥哥，一个老三届的老知青，考上了江苏新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我的知青朋友李四南考上了南京邮电学院的（现南京邮电大学）；我的同村知青（不是一个生产队）、也是中学同学的姜伟，和他的弟弟一同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他在政教系，他弟弟在中文系。还有我们南京十中74届同学中，有考上江苏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气象学院、南京化工学院，还有南京艺术学院……

我的录取通知书姗姗未来，心里憋得慌，特别是春节后学校有的大学已经开课，我仍无消息，整夜整夜做噩梦，担心没考上被单位领导处罚，或者刁难，以后的日子就很难过了，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再报考了。我的父母又要讥讽我好高骛远，不安心工作。我自己也会感到脸上无光，当年在学校也算个人物，如今大学都考不上，何有脸面见人？    后来，因江苏电子工业发展需要扩招了依靠一百多人，分别在南京大学与南京航空学院增补录取一批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我作为扩招生，进入南京航空学院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的计算机专业。当年，我不仅没有填报南京航空学院，尽管它与我所在研究所在同一条御道街上，相隔几百米；更没有填计算机专业，我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个专业，完全孤陋寡闻。如果色盲、高血压，都是不能读电子工程的所有专业的。但是，奇迹还是出现了，“名落的孙山”终于还是上榜了。“人家骑马，你骑驴，比老母猪还是快一点“。我插队村子里的算命先生曾给我算过的命运、运势。    扩招对于高校的师资与校舍都成了问题，于是扩招生都以“走读生”的名义入学，不住校，每天回家住宿。我就自己买张月票，像上班一样，每天坐公交车上下学。我在农村插队两年挣的几百块钱（一个工分仅值五毛钱，开始还要打折，一天都挣不到一个工分），成为我大学四年的主要经济支撑。

4月12日，拿到录取通知的瞬间，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文革前中学语文课本里，读《范进中举》时觉他疯得可笑。此刻才真实体会到，那种苦尽甘来的情绪冲击，真能让人神志恍惚。后来想想，支撑我熬过双重透支的，就是改变命运的迫切。我立即匆匆忙忙办完离职手续与组织关系，还清了因工作需要而暂借的计算尺、图书等文具，以及作为福利领取的登山皮鞋、包与防护雨衣，准备离开千幸万苦才迈进的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我严格按照要求，办理了离职手续。因为我一直是胆小怕事、谨慎小心，这一点后来证明老实人不吃亏。有的考生什么手续也不办，就拿着录取通知书直接去大学报到。结果毕业分配时，档案里没有工作过的记录，第一年还有试用期，工资按试用期待遇，低了一级；大学四年以及之前工作的年限没有被记录，退休时就少了五年以上的工龄。“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继承权”（《圣经》）！

永远记住这个日子！4月14日，我怀揣完整的调动手续与录取通知书，吟诵着“时间开始了！”（胡风），兴冲冲去御道街29号的南京航空学院报到，迈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我的班级编号是47741，南京航空学院4系，77级，第四专业即电子计算子专业，第1班。

1978年4月17日，那天正式在大学课堂里---南航最大的阶梯教室---418室，该教室可容纳200多人，大学一二年级的普通化学、普通物理、政治理论等课程都是在418教室上的。我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到附近的午朝门公园了，因为可以大大方方在校园里读书了！

从御道街58号---华东冶金地质探勘研究所，走到御道街29号---南京航空学院，前后一年时间，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在1978年春节后入学，在1982年春节前毕业，修满四个学年，挥一挥手，没有带走任何一片云彩。没有毕业典礼，也没有散伙聚餐。四年工科的严格训练，留给我不仅是知识，更主要是技术意识，终身受用无穷。最初在大学课程里缓慢孕育，在工程实践的中不断成长与成熟。从开始的抵制到半推半再到全盘接受，以后做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过程中，自觉不自觉显现出来。虽然早已不做技术工作，但大学四年里培养出来的技术意识还是深深刻划在脑子里，落实到行动上，成为我个人风格的底色。

四十年后，2018年4月14日上午，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明故宫校区大礼堂，母校为我们77级本科生举行入学40周年秩年返校庆祝联谊活动，并补办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入学40周年，毕业36周年），对到场的南航77级学生均“黑袍加身”。按照原隶属的系别和班级分批上台“拨流苏”，接受学院领导给大家扶正学士帽上的吊穗。这是世界高校史中罕见的给已经毕业多年的本科生补办的毕业典礼，弥补当年未能举行任何毕业仪式的缺憾，也是母校----对自己的学子送上一份情深意重的、永远铭记的礼物。                 七七情结

1977年的高考，是国家给每个奋斗者打开的“前门”，无数个“我”的命运转折，是我们幸福人生的起点，也是我们辉煌人生的开端，汇聚成国家崛起的洪流。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感到无比的骄傲，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如此的息息相关。

“七七级”是世界高等教育历史上入学级别与毕业届别“名不副实”的大学生：名为77级大学生，实则1978年春季入学；算作81届大学毕业生，实则1982年1月毕业。同时，也是空前绝后的大学生：实际集中了13届中学毕业生一同走入考场，从66届到77届12个年级的中学生一起竞争，如果加上当时允许部分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参加高考，师生、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同台竞技，决一高下，一时多少英雄豪杰，壮怀激烈。

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有意义，荡涤了“读书无用论”、“唯成份论”的浊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吹来了第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历史的转折，民族的觉醒，个人的重生也许成为恢复高考真正的意义所在。世界上没有一项公共政策，像恢复高考那样竟会发生如此之大的社会价值，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为什么邓小平1973年复出和1977年复出后都选择了分管教育，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事情。我们在纪念恢复高考五十周年的时候，应该以更加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反思这些问題。邓小平恢复高考的主要意图绝不局限在上大学问题，而是改变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青年一代的价值导向，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坚决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与方针政策！

1977年，我21岁，那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梦想的年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精神领域的思想解放、教育领域的正本清源，都为这个年代烙上了深刻的印记。不过，我们清楚，自己无非是同辈中的幸运儿。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因踩上了大时代的“鼓点”，变得如今看起来好像“功成名就”。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时代的机遇更为重要。就像“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学生、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人，“一二·九”运动中的救亡学生，他们之所以纵横祖国大地，写下中国社会变革的鸿篇巨制，无非是历史摆放了一个表演的舞台。

我们中很多都曾上山下乡，在工厂、在基层，接触了中国的底层，类似于上过高尔基所说的“社会大学”。这可能是其特有的强项，尽管也仅在一些特定的领域里才是明显的强项。不过，即使在实用的领域里，也还要不忘上述双重学术断层的存在。学问从来是积累的，较具建设性的态度，是温故才能知新；即使基于更坚决的“走向未来”态度，也要推陈才能出新。这些人中很多都少小失学，缺乏从小到大的系统训练；先天不足，其创获多来自阅历和悟性。在那些阅历无法代替或补充训练的领域（例如自然科学的一些学门），悟性也就难以体现其作用。        我们大多数77级学生，欠缺文化的“童子功”，数理化、外语的基础普遍较差，再加上活动地域的局限，学术视野相对狭窄。除了极少数人，成为院士、资深教授；走上仕途，当上政府高官；自主创业，成为著名企业家。大部分人都以普通高级工程师、教授、处长、科长的身份，走到了人生暮年，退休赋闲在家，安享含饴弄孙的幸福生活（叶明：《我的同学》 ，《今日作家》 2023年12月1日）。

当然，抓住一次人生际遇，并不能保证永远处于领先位置。也有个77级大学生，被社会飞速发展的列车抛出轨道，40、50岁不到，就以“工人身份”内退、下岗、失业。还有一些不幸英年早逝，香消玉殒，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令人心里难过。

1977年是值得珍藏的历史，是我们历久弥新的记忆，是一个永载史册的传奇。“七七级”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性符号和缩影，一个新时代的一种象征、一种隐喻。一位伟大的时代的开端，也是我们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定格在“七七级”的我们，永远贴上了特殊的标签，成为新时代、新教育、新文化、新文明的倡导者、建设者、见证者，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了5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我们正在书写历史，

我们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