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穆旦六十年

叶明

2025年高考第一天，在语文试卷的素材里，引用了穆旦创作于1941年的现代诗《赞美》。这是穆旦目睹战争带来的苦难与人民不屈的意志，有感而发的一篇作品。八十年前的一首诗，使得不那么为人熟知的中国现代诗歌巨擘穆旦一夜爆红，迅速进入大众视野。很多人把他当作外国人，对！他就是中国的普希金。

其实，我是在六十年前就“认识”了穆旦，而且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

           作为普希金诗歌的著名译者

60年前（1965年），我从邻居大姐姐（南京一中高中学生）家的书架上看到一本长篇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由于作者是普希金，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听过老师讲过他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以民间故事为蓝本，《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通过渔夫夫妇与魔法金鱼的寓言，深刻揭示了贪婪的代价与人性的懦弱。所以，我记住了普希金是一位俄罗斯诗人。

没有《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么好理解，俄国文学中的第一个“多余人”形象，《欧根·奥涅金》的主角奥涅金，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一部分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但最终又未能跳出其狭小圈子的贵族青年，他的思想面貌和悲剧命运。小说展示了19世纪20年代俄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广阔图景，被誉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作为一个小学二年级的我，完全没有生活阅历，根本就不可理解普希金诗歌的意蕴。但是，译者将俄罗斯文学以精致的汉语转化过来，诗句的起落是带有旋律的，读起来流畅生动，没有通常外国诗歌那样语言生硬，晦涩难懂。《欧根·奥涅金》与我读过的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的风格完全不同，抚慰着一个孩子寂寞的心，是我最初的俄罗斯文学启蒙。

我记住了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的译者查良铮。一般认为，查良铮的《欧根·奥涅金》，算得上是一本经典译著。他以诗人之心靠近、理解普希金，在将“奥涅金”转换为汉语诗歌的过程中，自己诗歌写作的经验对保证“二度创作”的美学价值起到了不能忽视的作用，这部译作语言优美洗炼、韵律和谐，专家以为其译文精确，颇具原著神韵。查良铮翻译普希金诗歌，依据俄语原著进行翻译的，不过，他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英语译本，并且还参考了德语译本，因此他所翻译的普希金《欧根·奥涅金》才那样形神兼备、精彩动人，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好评。             

50年前（1975年）的梅雨天，我插队的第二年，集体户的大部分知青都逃回南京“避难”了，因我在生产队参与种西瓜，只有我一人负责看田，防止过路的人随意摘瓜。同组的成员们，帮我在瓜田边搭一个草棚，里面只有一张床。白天我一个人在里面看守，统统水沟，压压瓜藤，上下午各吃一个拉藤的瓜，当然，《鲁迅小说杂文选》与林赓的《中国文学史》来回反复阅读，几乎到可以背诵其中的段落。三顿饭回家吃，晚上睡在瓜棚里。

在集体户门前，我自己垒了柴堆（稻草、树枝）。不过，因为第一次堆柴，掌握得不好，还是被雨水穿透淋湿了下面的稻草。烧晚饭时没有干柴，没有熟食吃，只好靠喝冷水就山芋干充饥。一连几天，我没有能吃的热饭与热水，基本都是生食。如今在欣赏莫奈的草垛，脑子里浮现的五十年前的悲催的往事。

有天晚上，我隔壁生产队的女知青与男友来我们集体户老知青家里串门，她们都是南京五女中的学生，大概是初一初二学生；男友是南京五中高中学生，红卫兵组织“五中八八”成员。我从瓜田回来吃晚饭，看着她们坐在我的柴堆旁边，在一轮高悬的明月下，谈论得十分热烈。不知什么时候，男知青开始咏诵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穆旦译）：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

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儿憧憬着未来，

现今总是令人悲哀：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

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开始，男知青独自一人诵读，后来我们几个小迷妹、小迷弟就要求：他领读一句，我们几人跟读一句；朗诵了一遍又一遍，我们几乎能背下来了，才结束朗诵。尽管我们当时还不能理解普希金诗的含义，但是，我却记住了这首诗的译者穆旦。这是一首充满哲理与情感的诗篇，将个体困境升华到普遍生命体验，能够穿越时代、触动人心的作品。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作为翻译家的穆旦”，记住了“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以后，一直拿这句诗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

          作为西南联大的清华学生

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我有幸走进南京航空学院的校园。可是，在我的大学生生活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不是我的大学校老师，也不是我的大学同学，而是一位偶然认识的学友---南京大学78级软件专业学生。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分享彼此的生活；相互影响、相互激励，共同度过了我们美好的大学生活。

她曾向我介绍了西南联大清华学生的一个特殊的学习方法：将学过的教材内容，强迫自己熟记并能倒背如流，为此，记熟一页撕毁一页，他把整本英文字典全部记在了脑子里，为他日后做翻译，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湘黔滇旅行团“护校队员”穆旦，和同学们一起徒步一千多公里，从长沙走到昆明的路上。他每天将背好的几页英文字典，撕下扔掉，强迫自己记熟，永不忘记。他对学习有着近乎信仰一般的痴迷，“此种苦学精神，堪为青年楷模”。由于我中学的数学、物理老师唐绍密，抗战前一年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然后校迁南下，成为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再后来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走到昆明，转入西南联大。所以，我记住了“西南联大的清华学生穆旦”。

我和她在学科知识上互补性很强，在数学上她帮助我弄清楚操作系统与编译原理的基本原理，我从电路上帮助她理解如何实现它们的功能以及实际运作。每逢读她的课堂笔记，听她复述老师的讲课要点，特别是关于计算复杂性、能行性、NP完全性、连续统等知识内容，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是我有参照地学习计算机软件专业的课程，弄懂了很多我的南航老师所不懂或讲不出来的原理。学习上的事情，我遇到困难时，会向她求助；而她遇到人际交往或社会问题的困惑，就向我求教。她身上的刻苦、自律、认真、坚持，最终影响鼓励且改变了我，并成为我个性中的一部分。于我而言，我们除了价值观的共振，还有年深日久的浸润与影响，是与那个更好的自己，在跋涉与成长中相遇。

我们的关系，她用穆旦的“more than friendship,less than love”(友达以上,恋人未满)来表达。我也是这么觉得，我们是仅仅学友，仅此而已。

在西南联大时期，由于杨苡（后来是南京师范学院外文系老师）已经芳心暗许她的中学老师---巴金的三哥，赵瑞蕻（杨苡后来的丈夫南京大学生活中文系教授）再去追求，穆旦认为这是不对的。穆旦以身作则，“他就不会追”，但是又说，“要是他追的话，一定能追上，但他不追”。在穆旦看来，他和杨苡之间的关系，是More than friendship, less than lover，也就是说，比友情多一点，比爱情少一点。不是恋人，又好于一般朋友，就应该称“知己”了吧。很多年以后，一位河海大学毕业后的文科教授，经常引用这段话。我告诉她，出自穆旦。她还为自己作为985大学的文科博士的孤陋寡闻而深感愧疚。

作为“九叶诗派”的桂冠诗人

作为南京航空学院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读本科，当我们埋首、“困死”在《电子技术基础》习题的时候，偶然得知教材主编童诗白（建筑大师童寯的长子）的妻子郑敏属于“九叶诗派”。一本《九叶集》带给我枯燥的工科大学生活带来了多少心灵安慰。

《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他们中有半数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学习了西方现代派的文艺理论后开始从事诗歌创作，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让我们欣赏“九叶诗派”的代表作：

《赞美》———穆旦（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它们静静的和我拥抱：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

沉默的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啊，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金黄的稻束》——郑敏(西南联大哲学系学生)

金黄的稻束站在

割过的秋天的田里，

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

黄昏的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

收获日的满月在

高耸的树颠上

暮色里，远山是

围着我们的心边

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

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

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

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

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你们，站在那儿

将成了人类的一个思想

穆旦诗中强烈的现代意识、深刻的思辨力量、对个体尊严的坚守、对历史苦难的承担，深刻影响了后辈诗人如北岛等。穆旦证明了现代汉语诗歌可以抵达的深度与强度。

随着《九叶集》的出版，我才将翻译家“查良铮”与诗人“穆旦”两人分离的现象联系起来，终于知道是同一个人，那个出身浙江海宁的名门望族。

80年代初期，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爱情小说风靡大陆，使我们知道了名门望族海宁查氏。自古到今，查氏家族从政、从商、从文、从医，人才辈出，学风兴盛。到金庸这一辈时，他的亲戚里面有表哥徐志摩、堂哥穆旦，姑父蒋百里、表姐蒋英、表姐夫钱学森以及表外甥女琼瑶。

金庸与穆旦，一南一北，从未见面，却都是文坛的大侠。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星空中，穆旦与金庸犹如两颗截然不同的星辰，一个在现代诗的暗夜中孤独地闪烁，一个在武侠世界的江湖里掀起惊涛骇浪。

金庸与穆旦这对堂兄弟，起笔名用的是同一种方式。金庸叫查良镛，他是把“镛”拆分为二“金”与“庸”，給自己起笔名叫金庸。穆旦原名叫查良铮，“穆”‌：取自原姓“查”的“木”部首变形而来，寓意稳重与包容，象征着自然与根基；“旦”则取自“查”的“日”部首，寓意光明与希望，象征着新生与希望。这不仅体现了穆旦对诗歌创作的热爱和追求，也寓意着他如同新生的树木，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与变迁。

至此，“中国二十世纪桂冠诗人”穆旦，正式进入我的视野。我所“认识”的穆旦，将不仅是将普希金、雪莱、拜伦等优美的诗歌译成中文的翻译家，更是一位伟大的现代派诗人，以现代主义精神深刻剖析人性困境和历史暴力，充满冷峻的思辨；创造了高度凝练、充满张力的现代诗歌语言，成功融合了中西诗歌资源；代表了中国新诗向现代主义深化的重要里程碑，极大地提升了新诗的智性深度和艺术表现力。穆旦的诗作与我原来比较熟悉的革命诗人贺敬之、战士诗人郭小川的“颂歌”完全不同，给我电光般的冲击，原来诗可以这样写的，诗里的世界完全是陌生而新奇的，仿佛是“苦难中国”里的传奇。

作为中国远征军的铁骨忠魂  

21世纪初，当中国远征军冲破历史的迷雾，进入年轻一代的视阈，一个“抗战英雄的穆旦”出现在我们的面前。24岁的穆旦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投笔从戎，以助教的身份报名参加中国入缅远征军，在杜聿明将军担任军长的远征军第五军担任翻译官。中国远征军（1942—1945）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为保卫西南大后方、打通国际援华通道而组建的出国作战部队。中国远征军官兵在热带雨林、瘴疠之地血战三年，戴安澜将军殉国于野人山，孙立人、廖耀湘等将领以劣势装备屡挫强敌。松山战役遗址、远征军雕塑群等纪念设施的建立，推动这段曾被忽视的历史重回公众视野，成为民族集体记忆的丰碑。中国远征军以40万将士的血肉之躯，守护了国家命脉，支撑了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更重塑了近代中国的国际形象。远征军以巨大牺牲维护亚太和平，彰显“以人类正义对抗法西斯”的信念，其意义远超军事胜利本身——它是中华民族从屈辱走向复兴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捍卫人类正义的史诗见证。这段历史警示后人：和平需以铁血捍卫，尊严必以勇气铸就。

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穆旦亲历了1942年入缅作战及随后穿越“野人山”的惨烈历程。所谓“野人山”（今缅甸北部胡康河谷、野人山地区），是一片原始热带丛林，密布瘴疠、毒虫、悬崖与沼泽，当地传说有“野人”出没，实则是自然环境的极端险恶。这段经历不仅是他个人生命的重大转折，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与精神世界。穆旦经历了九死一生、刻骨铭心的艰难岁月。 1945年，穆旦沉寂了两年之久，为远征军牺牲将士写下《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这首长诗以“森林”（象征自然的力量）、“人”（象征脆弱却顽强的生命）、“白骨”（象征死亡的代价）三重对话，控诉战争的荒诞，哀悼逝去的战友，同时礼赞生命的不屈。诗中“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的意象，成为战争与自然、死亡与重生的经典隐喻。

部队断粮后，士兵只能靠野菜、树皮充饥，甚至挖掘腐尸；许多人因饥饿、痢疾、疟疾倒毙丛林，尸体成为后续部队的“路标”。

丛林中遍布毒蚊、蚂蟥、巨蟒，还有随时可能暴发的山洪。穆旦曾陷入泥沼，险些丧命；同伴中有人被巨蟒吞噬，有人因伤口感染高烧而死。

那么多鲜活的生命被毒蛇、蚂蟥、蚁群、瘴气、伤病夺去生命，那些被毒蛇野兽虫豸吃得只剩下白骨的战士，不应该被忘却；他们的精神和灵魂应该永生。长期的绝望、恐惧与死亡的阴影笼罩着队伍，“死亡”成为日常话题。或许我们已经弄不清他们的名字，但我们不能把他们的英勇与坚忍遗忘，不能把他们的苦难与希望遗忘。我们必须记住：“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即使知道“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但他仍然坚信“留下的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作为中国远征军军官的穆旦，既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也是一代人的苦难记忆。他从“诗人”到“战士”的转变，以及从“野人山”带回的生命体验，最终熔铸成其诗歌中不可复制的厚重与深刻。穆旦的诗歌之所以能超越时代，是因为他用生命触摸过最真实的历史苦难。

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揭开被遮蔽的光芒，六十年来，从清华才子到远征军军人，鲜活的苦难诗人的面貌，一点一滴、一个个侧面地被我们逐步认识。这个漫长的认识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民族艰难的成长过程。或许，我们现在还是没有能够真正“认识”穆旦，这位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极具开创性和深度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