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筑学界的“杜甫”----刘敦桢

         叶   明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与保护领域有“北梁南刘” （朱启钤）的称号，反映了两位学者在中国现代建筑研究和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和重要地位。这一组合主要源于两人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合作，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第一个专事研究传统营造学的学术团体，于1930年2月由朱启钤（1872.11.12－1964.2.26）利用中英庚款在北平（今北京）创立并社长，梁思成（1901.4.20—1972.1.9）、刘敦桢（1897.9. 19—1968.5.10）分别担任法式、文献部的主任。 作为中国营造学社的两根“台柱子”，梁思成、刘敦桢两人共同开创了中国古建筑科学调查与研究的先河。一些机构资助营造学社的前提是梁思成、刘敦桢两人都在学社，可见刘敦桢与梁思成有着“并驾齐驱” 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可以将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建筑大师看作是中国建筑文化的“双子星”，他们也可以称之为古建筑学界的“李白”和“杜甫”，一个豪放、浪漫，一个深沉、严肃。

朱启钤、梁思成（右二）、刘敦桢(左二)等人修缮北京天坛 （1935年）

遗憾的是，与梁思成齐名的刘敦桢，他工作的意义被严重低估，几乎是一位被遗忘的建筑学家。刘敦桢是一位学识渊博、方法自觉且见地精深的学者，以中国传统学术，如经学、史学、营造学，以及日本东洋学建筑研究在中国建筑研究的现代起步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古代建筑的调查

刘敦桢，字士能，祖籍湖南新宁，出生官宦人家，是当地的望族。刘敦桢从四岁开始接受传统文化启蒙教育，对于理解他日后的研究所体现的深厚的国学功底极为重要。

  刘敦桢早年留学照（摄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刘敦桢治学严谨，具有扎实的文献研究功底。刊登在《科学》杂志上的《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一文是刘敦桢第一篇建筑专业学术论文，有明显的史学文献考证特点。这篇文章是以建筑为例，指出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所具有的同化能力。

刘敦桢强调做考证文章，必须重实据,要重第一手材料。材料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古建筑本身上的题字、刻字和古建筑内外的碑文、题刻等直接材料, 二是历史书籍、文献资料和古图画等, 近代的资料还有图纸照片。 在文献学研究方面，刘敦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校勘学方法、名物学方法和史料类纂方法。通过文献学研究，刘敦桢获得了大量中国古代建筑史料。

刘敦桢在注重文献考证的同时，还注意到了古建筑实物调查的重要性，与梁思成先生共同创立了古建筑实物调查与文献研究并重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的建筑史研究方法。将古文献与现代测绘技术结合，对调查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照古看今。这种研究方法得到建筑界的普遍肯定，并在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中沿用至今。梁思成和刘敦桢分别在美国与日本系统学习过西方建筑学的测绘方法，加入营造学社后，他们便把调查测绘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相当于为古建筑建立一份精确的档案。建筑的尺寸、形制以及结构上的比例关系，只有测绘图纸才能准确记录。

刘敦桢率中央大学建筑系学生北上测绘古建筑（浦口车站，1929年）

刘敦桢在1932年秋正式加入营造学社之前，曾在1929年和1931年暑假，两次带领中央大学学生北行调研古建筑。他们的参观考察在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史上堪称首次。刘敦桢负责组织和带队，功不可没。这些考察有助于他超越书本知识，积累对实物的了解，对他日后的中国建筑研究具有深刻影响。

刘敦桢发表了自己在建筑史家生涯之中所写的第一篇调查报告《北平清宫三殿参观记》。在文中他对紫禁城的布局、形制、沿革，以及外朝三大殿建筑的特点进行了介绍，归纳了这些建筑在群体效果、阶台衬托、屋顶形状、色彩关系、屋顶斜度等5个方面的优点，以及在造型关系、结构逻辑、细部比例以及施工质量等14个方面的缺点。

刘敦桢第二次北行考察后，在1933年6月发表的调查报告《明长陵》，其中两个案例均为明代建筑。刘敦桢此行所望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寻找更具汉民族精神的风格。      

营造学社去山西云冈考察古建筑途中（左起：莫宗江、林徽因、刘敦桢，1933年）

加入营造学社之后，刘敦桢更是亲自带领青年助手, 或分散, 或集中, 前往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古建筑。通过测量、绘图、摄影等科学技术手段, 详细记录了被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及其重要数据。返回后再进行全面整理, 绘出正式图纸, 并通过已知实例与文献、历史资料, 进行比较、分析和论证, 最后写出调研报告。

刘敦桢在北平、山西、河北、河南、江苏、陕西、云南、四川等地进行了大量的古代建筑调查研究，先后四次前往河南考察，反复三次去云南实地探索。他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除了木结构为主的住宅类建筑，还对砖石结构的陵墓、桥梁、石窟、佛塔有所涉猎，他重点研究了我国古代官式建筑（宫殿、坛庙、寺观等）和“营造法式”、“工部工程做法”， 填补了我国建筑史上一大空白。在此基础上，他共写出总字数达50万字的30多篇学术论文，绘制图片1000余幅，使其在中国建筑史界有了无可争辩的学术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当属对北平智化寺的研究成果——《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这是刘敦桢最早的一篇长篇古建筑调查报告。

新中国建立后，刘敦桢对南京城内外的古建筑和古墓葬，进行多次调查，写出了修整或保护计划。1952年底，刘敦桢同南京博物院、华东文化部，以及南京文整会的组成调研团队，使徽州古建筑第一次进入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视野。由此，徽州建筑将开始亮相于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大舞台，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版图的一角空白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古代建筑史的著述

中国古建筑历史的研究，几乎是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古建筑领域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文字记录该专业的起源和发展，大多建筑的理论都散落在不同领域作者的只言片语当中。1942年梁思成开始着手编写中国建筑史，两年后完成。这是首部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的本民族建筑史，它既是一部迄今无法取代的中国建筑技术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居住艺术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史。1944年辍笔时，已经是抗日战争后期了。由于当时财力所限，这部论著没能及时出版。20世纪50年代初期，高教出版社因教学工作的迫切需求，希望能出版这本书稿。梁思成则认为该书稿完成之时，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他对古建筑的实地调查也仅限于1932-1937年，书稿还存在很多不足和错误，需要重新修改，没有同意。但是，1955年梁思成同意以“内部交流”形式印制油印本印发50册，封面标注“仅供参考”，未公开发行。梁思成一直想对书稿进行详细的修改，却囿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最终未能完成。1985年经修订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将其收入《梁思成文集》第三卷，成为学术界广泛引用的权威版本◦ 1998年首次以独立专著形式出版，推动其进入大众视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敦桢重新审视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开始系统整理中国建筑史。1959年8月，根据中国与苏联互相签订的文化协定，为苏联建筑科学院主编的多卷集《世界建筑通史》提供中国古代建筑史稿的任务落到了刘敦桢肩上。

 当时的策略是“一稿两用”，一方面为苏联提供稿件，一方面用作国内教材。为此，刘敦桢组织了国内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的众多工作人员，先后撰写了一、二、三稿。随后由于中苏关系变化，史稿改为国内发行，内容也须随之调整增补。

刘敦桢集中了建筑史学界和部分考古学界的老、中、青学术精英，后来主编人员又增加了梁思成等人，同时扩大了编委会，撰写《中国建筑简史》和《中国古代建筑史》，历时7载，改稿8次，终于在1966年成书，最终在1980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1988年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成为了当时最具权威性的建筑类书籍，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建筑史学研究水平，体现了当时建筑界学术发展的盛况。

      刘敦桢（左四）带领《中国建筑史》教材编写全体人员到南京瞻园讲解瞻园叠石（1965年）

刘敦桢以现代科学史观的研究方式，将中国建筑史纳入到中国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该书集20世纪前期中国建筑史研究之大成，以主要朝代为纲、以各主要建筑类型为目的体例奠定了中国建筑史学的基本框架。后辈建筑史学者基本以该书构成的研究框架继续开展研究。刘敦桢主持编辑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系统且全面地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情况，以及对应时期的不同类型建筑的特点。该书一个绪论，主体为七章。

       《中国古代建筑史》封面

绪论是自然条件与中国建筑，刘敦桢首先提出研究自然条件与中国建筑的关系是为了“了解建筑之产生与发展之经过，以便今后更全面地认识自然与利用自然”。

第一章是社会发展与中国建筑。刘敦桢先生提出从古至今，世界上的建筑均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

第二--第七章，他将不同社会时期的中国建筑按照朝代分为：周代建筑；秦、汉、三国建筑；两晋、南北朝建筑；隋、唐五代建筑；两宋、辽、金建筑；元、明、清建筑。在各小节中，他先介绍当时的社会概况，再将建筑按照类型分类，在每种建筑类型下进行案例分析。

由于刘敦桢、梁思成以及他们所领导的科研队伍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使我国建筑史学科已经形成为一个具有相当深厚的学科基础和可观成就的学术门类，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由外国人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由外人来撰写的落后状况，把研究这门学问又搬回了中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的变化。

古建筑的修缮保护

古建筑学者除了古建筑的调查与研究，还要进行古建筑的修缮保护，从而延缓建筑的自然衰败，防止因风化、虫蛀、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导致的彻底损毁；保留传统工艺（如木构、彩绘、砖雕），避免古代技术失传；尽可能使用原工艺和材料，避免过度现代化破坏建筑的历史信息。古建筑修复通过保护物质载体延续文化基因，在历史与现代的对话中构建可持续的人文生态。其终极目标是让文化遗产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刘敦桢（右一)与杨廷宝（右二）等为修缮北平古建勘察现场（1935年）

刘敦桢设计的长沙天心阁方案为一仿古建筑，是他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开端。刘敦帧把古建筑中的绘画艺术，淋漓尽致的发挥在了长沙天心阁的重修之上。天心阁处于长沙城南，位置居高临下，站于阁上，可以眺望整座长沙城，它见证了一座城的百年风雨。1938年天心阁被大火烧毁，后由刘敦帧主持修复，他为了使新的天心阁和旁边的古城墙融为一体，凭借自己建筑学专业的绘画功力，毁了多次稿纸之后，终于把一座新的天心阁镶嵌在了天心公园里，那雕梁画璧，青瓦飞檐，如同旧阁刷新，依然庄严肃穆地俯视着新的长沙城。刘敦帧为长沙描摹了一首历史之诗，也写出了一首属于中国人的建筑之诗。

1931年6月刘敦桢被委以中山陵园仿古风格“光化亭”的设计。这座重檐八角的石亭或许就是他对何为“中国固有式”这一问题的答卷。相比于更为常见的同类型清官式八角亭，光化亭出檐内敛，石柱粗壮，构件厚实，所以整体造型有欠舒展和秀雅，不过却因此而显得“雄健”和“遒劲”。尽管由于缺少明代八角亭的实例作为比较，我们很难判断这座石亭是否是正宗的明代官式风格，但是可以肯定，它的“雄健”和“遒劲”足以使它与遵循《工部工程做法》的“清中叶以后表现者迥异其趣”，这或许才是刘敦桢理想的“中国固有式”。

刘敦桢主持南京中山陵光化亭的设计（1929—1932年）

虽然刘敦桢和梁思成重视的中国古代建筑对象有所不同，一是明代建筑，一是唐辽和宋初建筑，但从二人分别设计或参与设计的光化亭与中央博物院可以看出，它们所体现的两位建筑家对于中国建筑古典复兴之路方向的期望并无二致，这就是雄健与豪劲。

1958年，他主持了整修原属明代中山王府的瞻园。瞻园的历史可追溯至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前的吴王府，后赐予中山王徐达为府邸花园，以欧阳修诗句“瞻望玉堂，如在天上”而命名。在明代，此园被称为“南都第一园” ，在园林众多的江南，它始于明代，蕴含了太平天国的历史文化缩影， 历经六百多年岁月变迁，虽经过两次重建，但早已花木凋零、不复原貌。辛亥革命后,该园不断受到摧残与破坏。但是穿过时代的烟火又几经兴废，到了刘敦帧重修之时，园子近乎荒芜。

刘敦桢主持南京瞻园恢复整建工作

刘敦帧凭借着自己对江南园林的深入研究，在时间上追溯回600年前的造园基础，又在空间上还原了瞻园原有的亭台轩榭，历时6年动用了1800吨太湖石，无数工匠巧琢细调，才收住了瞻园之魂。刘敦帧为了古建筑多年奔波在全国各地，身体早已虚弱不堪，瞻园成为他生前参与修建的最后一座古代园林。为了纪念他对园林的付出，瞻园特设了刘敦帧文化展厅，一代建筑大师在此凝视着世界建筑瑰宝。

对这座饱经风霜的园林进行修复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刘敦桢在对瞻园进行全面测绘后，才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整套修复方案：不仅新建了临街大门和与其相关的廊轩、幽庭和水院以及附有曲折水洞和钟乳石崖穴的南部石山；还对山下原来呈规则扇形平面的南池进行了改造；同时拓宽了北假山的石壁；新辟其东北隅的水湾与园西侧的溪流。

在这项工程中，刘敦桢除了拟定规划设计方案，与助手多次讨论，详细审核图纸，反复推敲各处建筑、山石、水面及花木的具体布置和做法。特别对于新建的南部石假山和其下的水池，他殚竭心力，亲手绘出草图，又以胶泥制作模型，多方修改调整。刘敦桢在改造过程中事必躬亲，经常前往工地挑选石料，并指导工匠们技术问题。这不仅让他的构思得以准确呈现，也保证了工程进度。1965年，新园终于落成，得到各界一致好评。

一期工程结束后，刘敦桢继续负责接下来的二期工程。二期工程位于瞻园旧址东侧，当时为某单位家属宿舍，需在该区修建新园林。设计方案采用了传统园林设计的一贯手法,包括若干大小庭院、屈曲水池、周边绿化及相应的楼阁亭榭建筑。同时，新建园林还应具有公共服务功能。这要求新园林一要建广阔草坪，二是不堆砌全由石料构筑的假山。此外，新园林还力求在景观上与旧园形成不同的对比。由于种种原因，该工程直到1988年才得以完工。不仅保留了瞻园原先的格局，而且适当推陈出新，亲自设计假山，使得瞻园焕然一新。主持重建瞻园是刘敦桢对之前的古典园林研究成果的具体实践，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优秀的造园艺术。

时至今日，瞻园已成为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吸引无数游客的极佳景点之一。无论是前来考察的中外专家，还是参观游览的各国民众,都对瞻园的景色赞不绝口。特别是南区假山一带的奇思构想，20世纪以来国内各地假山创作尚未有出其右者。

 “建筑是逝去的光”（ 英国政治家丘吉尔），“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德国哲学家谢林）。经典的古建筑是一本美好的书，收录了时代的光阴，沉淀了历史的风华。每座城都有自己的建筑代表，用以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当我们站在一座经典古建筑的面前，仿佛能听见数百年前历史之声与理想抱负。那些优秀的建筑大师，并未在意自己是否会被记得，他们终其一生力，就是为了让历史和文化以建筑的形式永远矗立在时间的轴线上，告诉人们，我们如何走到了现在。

让我们记住那些对古建筑研究、保护与修缮有重大贡献的建筑师们，以及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与中国建筑学教育的开拓者！

注：仅以本文纪念东南大学建筑学教授刘敦桢逝世58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