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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个“工程“的实施,取得了哪些新进展?
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解决三代年代学问题,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则聚焦文明起源与发展等更宏观的问题。
在具体进展方面,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可能的外围城墙,殷墟揭示了都城的道路网络,三星堆遗址确认了本地玉石器生产作坊,钟村墓地则展示了文化交流的证据。技术方法上,主要是十四测年和多学科交叉的贡献。
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大国家级研究项目,通过多学科合作,在揭示中华文明早期面貌方面取得了系列重要进展。断代工程侧重于为夏商周三代建立科学的时间框架,而探源工程则更深入地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宏大图景与内在机制。以下是其主要进展的梳理:
附表 两大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
维度 | 夏商周断代工程 |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
核心目标 | 为夏、商、周三代建立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 |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及多元一体格局 |
主要贡献 | 提出了夏、商、周三代的年代框架,将夏的始年定在约公元前2070年,商的始年约公元前1600年,为文明史研究提供了时间标尺。 | 追溯了更早的文明源头,确认了中华文明在距今5800年前后出现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各地陆续进入文明阶段;深化了“多元一体”认知,揭示了各区域文明的演进路径,并明确了距今3800年左右中原地区成为文明总进程的核心;提出了判断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突破了西方“文明三要素”的束缚。 |
技术方法 | 碳十四测年法(包括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法)是关键手段,并结合文献与天文学记录进行推算。 | 多学科交叉研究更为深入系统,构建了包括年代学、古环境、古遗传学、经济技术与精神文化在内的综合研究体系。 |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后,为了继续深化研究,国家文物局又启动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近年来,该平台发布了一系列夏商时期的重要考古新发现,让古代中国的面貌愈发清晰:
二里头遗址:长期以来未发现外围城墙,布局成谜。新进展:在隔洛河相望的古城村遗址发现了可能与二里头都邑相关的壕沟与夯土墙,这可能会极大地扩展已知的都邑范围,为探寻最早的中国都城布局提供了关键线索。
殷墟遗址:对商代晚期都城的具体布局了解有限。新进展:在洹河北岸发现了由“三横三纵”干道构成的都城骨干路网,其中一条长达1.6公里的道路上留有密集车辙,堪称当时的“城市主干道”。这首次清晰地揭示出大邑商的都城空间框架。
三星堆遗址:过去对其城址布局和手工业制造了解甚少。新进展:发现了大型水网系统和玉石器作坊区,证明精美的玉石器为本地制造,展现了明确的社会分工和复杂化程度。同时,青铜器研究显示,部分器物可能来自中原或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生动印证了多元一体的格局。
钟村墓地:此前对中原王朝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认知不深。新进展:在山西昔阳发现的这座夏商之际墓地,既流行多人合葬、头覆扇贝等独特葬俗,又随葬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绿松石牌饰和商文化因素的陶器,是中原文明与地方文化交融互动的鲜活证据。
中华文明的探索仍在继续,未来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向: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六期已于2025年启动,计划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时空范围,突破技术瓶颈,更透彻地阐明中华文明的特质和形态。
夏商文明研究工程也于2025年正式启动,将围绕构建完整的夏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这一目标,开展新一轮的发掘与研究工作。
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丰硕成果之后,学术界又开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可视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继续,是又一个新征程的起点。由已知推导未知,再上溯1000年,完整彰显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历史与考古资料表明,距今5000-4000年,正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时期。开展这项大课题研究,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学、地理学、环境学、自然科学史及现代分析技术、现代测年技术等多种学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由科技部立项,国家文物局作为组织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为主要承担单位,联合国内近 70 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文博机构的400多位专家学者进行的长期科技攻关工程。其规模和范围、时间和空间,都超过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共分为4个部分,即预研究、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1)探源工程预研究(2002-2003年):设置了9个课题,即“古史传说和有关夏商时期的文献研究”“上古时期的礼制研究”“考古遗存的年代测定”“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古环境研究”“早期金属冶铸技术研究”“文字与刻符研究”“古天象与历法研究”等。
(2)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设置了5个课题,即“公元前2500-前1500年中原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精确测年”“公元前2500-前1500年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研究”“公元前2500-前 1500年中原地区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公元前2500-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研究”“综合与总结,公元前2500-前 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等。
(3)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把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展到公元前3500年-前1500年,空间范围黄河中游扩展至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研究该时间段内各个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环境、经济技术和社会结构。第二阶段设置了4个课题,即“公元前3500-前1500年各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精确测年”“公元前3500-前1500年名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公元前3500-前1500年各地区经济技术的发展”“公元前3500-前1500年各地区社会与精神文化的发展”。
(4)探源工程第三阶段(2009-2015年):主题是“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针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和文物保护存在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开展了三个研究方向共18个课题的研究。其中,“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方向共设了7个课题,即在公元前3500-前1500年期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谱系的完善,文明化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年代学研究,人地关系研究,技术和生业及资源研究,都邑性聚落和各个区域中心性聚落的综合研究,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研究,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成整体性研究。此外,还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与支撑研究”方向的7个课题,“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方向的4个课题。
依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双组长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赵辉两位组长的总结,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 7 项重大收获:
(1)初步建立起在精确测年基础上各个地区公元前3500-前1500年期间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以及各个都邑遗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兴衰的绝对年代范围。
(2)对公元前3500-前1500年期间各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对各地区文明兴衰演进的关系有了总体性的把握。
(3)对各地区公元前 3500-前1500年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状况有了具体的了解,对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济和资源所发挥的作用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4)各地区中心性遗址的考古发现及其周围聚落分布调查的资料,揭示了公元前3500-前1500年间,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阶层分化、权力出现并逐渐强化、社会向文明社会演进的过程。
(5)根据中国自己的考古资料,提出了既具有自身特点,又具有一定普遍意义判断文明形成的标志: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进步;某些先进手工业的专业化;珍贵物品的制作和稀缺资源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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