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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到“考古中国”(4)

已有 1092 次阅读 2025-11-1 07:43 |个人分类:读书笔记|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如何划分中华文明的历史阶段?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多学科研究成果,主要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大阶段,并追溯了更早的文明奠基过程。为了让我们快速把握概览,下面这个表格汇总了各个阶段的关键信息:

时代划分

时间范围

核心特征与代表性遗址

古国时代

距今约5800年至3800年

中华大地各地区相继出现社会分化,进入文明起源加速阶段。

第一阶段

距今5800-5200年前后

以西辽河流域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为代表,发现大型台基建筑群和“女神庙”。

第二阶段

距今5200-4300年前后

社会分化加剧,资源调动能力加强。良渚遗址出现庞大水利系统;焦家遗址发现黄河下游最早城址及礼制雏形。

第三阶段

距今4300-3800年前后

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石峁遗址发现皇城台转角浮雕、贵族墓地;陶寺遗址出现史前最大夯土建筑。

王朝时代

距今约3800年以后

二里头遗址三星堆遗址为代表,出现广域王权国家,奠定"多元一体"格局。

探源工程还梳理出了更早的文明孕育和发展脉络,可以看作是对上述核心阶段的补充:

“万年奠基”:距今约10000年前,农业萌芽,南方种植水稻,北方栽培粟和黍,出现定居村落,为文明产生奠定了基础。

“八千年起源”:距今约8000年前,社会出现初步分化,在贾湖、兴隆洼等遗址,少数墓葬已随葬玉器等珍贵物品,开启了文明起源的进程。

“六千年加速”:距今6000年前后,农业技术南北传播,手工业进步,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文明起源的节奏加速。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果,关键在于其多学科协同的研究方法。它不仅仅依赖传统的考古发掘,还融合了多种自然科学手段:

年代学测定:利用碳十四测年等技术,为遗址和遗物提供精确的年代框架,比如解决了石峁遗址皇城台、内城、外城的兴建年代序列问题。

生业经济研究:通过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如浮选法)、稳定同位素分析等,复原古代先民的饮食结构、农业模式和家畜饲养情况,揭示出距今7000年以来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

环境考古:结合古环境复原,探讨气候变化与文明兴衰的关联。

手工业技术研究:分析玉器、青铜器、绿松石器等器物的制作工艺,探寻生产技术质变(如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手工业技术飞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探源工程如何评价文化传播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引 言

首先需要明确东西文化传播的具体内容,小麦、黄牛、绵羊和冶金术这些物种与技术是在大约5000-4500年前从西亚传入中国西北地区的。这些外来因素在距今4300年左右被中原地区吸收,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关于传播路径,有人指出冶铜技术在欧亚大陆的传播路径是西亚(距今5000年)→中亚(距今4000年)→东亚(距今3700年左右),这种“西风东渐”的过程表明早期中国并非孤立发展。

关于外来文明因素对中华文明产生的具体影响。西亚冶金术与中原地区的高温冶炼技术结合后,发展出了独特的陶范铸造法,最终形成了夏商周时期高度发达的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外来因素也丰富了中原地区的农作物和家畜种类,形成了五谷农业体系和家畜饲养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文明对外来因素的创造性转化能力。中原人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吸收创新,发展出了更复杂的复合范铸造技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模范”概念和技术体系。

交流互鉴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持久兴旺的关键。中华文明在形成过程中,与各区域文明之间、与外部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密不可分。

基于这些,可以构建一个从具体内容到路径、影响、创造性转化再到历史意义的完整脉络,以全面理解东西文化传播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

因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东西方文化传播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作用的评价,是客观、辩证且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它描绘了一幅中华文明既土生土长、独立发展,又包容开放、善于交流的宏大画卷。

以下是根据现有信息,可见探源工程对东西文化传播历史作用的梳理与评价:

东西文化传播的脉络与内容

探源工程证实,中华文明在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确实吸收了一系列重要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集中在农作物、家畜、技术等方面:

物种与技术西来:大约在距今5000年至4500年,原产于西亚的小麦、黄牛、绵羊以及青铜冶铸技术,经由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并继续向中原地区传播。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家马由欧亚草原传入中国新疆地区;到了距今330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家马和马车的技术进一步传入中原。

具体传播路径:冶铜技术在欧亚大陆的传播路径呈现出清晰的“西风东渐”模式:西亚(约距今5000年)→ 中亚(约距今4000年)→ 东亚(约距今3700年,进入中原腹地的二里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类似“草原式战斧”的青铜兵器,以及贵族墓葬中源自热带海洋的海贝,都表明了远距离文化交流的存在。

中华文明的吸收与创新

面对外来文化因素,中华文明展现出了强大的吸收、改造和创新能力,将其转化为自身文明肌体的一部分:

农业体系丰富:外来作物与本土驯化的粟、黍、稻、大豆相结合,在黄河流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五谷”农业体系。外来家畜也与本土的猪、狗等共同构成了新的家畜饲养结构。

技术飞跃与中国特色:源自西亚的冶金术,与中原地区早在仰韶和龙山时代就已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相结合,经过创新,诞生了独特的复合范铸造技术(即“模范”技术)。这项技术催生了夏商周时期辉煌的、在全世界独树一帜的青铜容器铸造技术,成为礼制文明的物质载体。中原地区的这种创造性吸收和融合,是其崛起并在中华文明总进程中成为核心与引领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交流互鉴的历史启示

探源工程的研究,为我们理解文明发展规律提供了深刻启示:

中华文明的特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强调,中华文明是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同时又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这种独立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

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探源工程的研究表明,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即使在史前时期,交流也普遍存在。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保持活力、社会强盛发展的法宝。

总而言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告诉我们,中华文明并非在一个“无菌环境”中孤立成长,而是在与外部世界的持续互动中,不断汲取养分,并凭借自身强大的文化基因进行创造性转化,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宏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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