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公开发表的资料进行研究，需要仔细判断数据的真实、可靠、准确和精度。笔者期待“以尺考古”，但数据确认偶尔也有些困难。略说两例。 

1   故宫博物院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bronze/234651.html  介绍建武廿一年斛，通高41、高33、口径33.5、盘径57.5 厘米。文[1] 称器物为鎏金铜斛，斛高 32.5、口径35.5厘米，盘高9.5、盘径57.5厘米。数据想来皆已圆整，高度相差0.5 cm 不必在意，但口径相差 2 cm 有些奇怪。

[1] 方国锦. 鎏金铜斛. 文物参考资料, 1958,(9):69-70

[2]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2卷). 文物出版社, 1998. P46(该器摄影者王露)

从读秀读书馆部分借阅图集[2]: 高41、口径35.3、盘径57.5 厘米，数据精度不明，且缺少斛和盘的高度。

[3] 白云翔. 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 东南文化, 2014,(2):85-94 

承盘口沿有刻后鎏金的铭文，说承盘径二尺二寸，文[3] 据此计算尺长26.14 cm。 

如此重要器物肯定使用国家尺度。不过，新莽曾校核尺度回归汉初23.1 cm；笔者已经确认东汉晚期国家尺度仍是23.1 cm；三国尺度蜀汉23.1、曹魏尺24.0、孙吴24.8 cm，而晋尺和隋朝小尺24.6 cm 几乎是学界的共识。汉光武帝建武廿一年尺长不会达到26 cm 以上。

“岂有此理” 必有误 2022.11.14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75648-1363689.html

或许刻后鎏金的铭文稍欠清晰，“二尺二寸”乃是“二尺五寸”之误，如此尺长23.1 cm、二尺五寸为57.75 cm，与测量值57.5 厘米相差2.5 mm，所欠源于青铜成形冷缩、测量数据精度以及尺长些微偏差，但不能说其时国家尺度为23.0 cm。此外，器物口径有盖口外径、子母口径以及铜斛口内径，上述口径33.5、35.3、35.5 cm的含义及是否有误，尚需藏馆确认。

古“五”字为两横中间“X"，与“二” 相误也是可能。顺便说一句。《史记·周本纪》“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与“穆王立五十五年崩”，想来不能同时成立，笔者猜测传抄时将“二十”误为“五十”，即昭王南巡不返事出非常，但太子满已二十足岁，次年改元，则年五十五崩而有34年。如此可协调于《古本竹书纪年》“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

2    宝鸡扶风齐家村的四鸭(鸟)方鼎，年代断为西周晚期；征集自村民，故而出土时间1979年[4]和1978年[5]说法不同，不必在意。

[4]  曹玮主编. 周原出土青铜器(第10卷). 巴蜀书社，2005. 2045-2047

[5]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5卷). 文物出版社，1996. 图在正文P14，说明在附录 P5

[6]  蘇榮譽. 論圓雕烏飾沿的青銅盤——兼論青銅裝飾因素的中斷與績接的鑄工因素.

      青铜器与金文, 2023(1):140-161

[7]  郭军涛. 青铜扁足鼎特点简析.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7 (6):107-123+160

两书照片相同，但形体参数通高、口纵X横 分别为119、73X101 mm和128、73X111 mm，有些奇怪；后者为众多网络文献所用。文[6] 讨论圆雕鸟饰，文[7] 讨论扁足鼎，皆引用文[4]数据，但后者将通高写为12.2 cm，不知所据何在。此外，曾见网文有 口长(纵)为7.8 cm而不是 7.3 cm；在我校图书馆搜检知网和万方，皆未见最初介绍器物的文章 “罗西章. 扶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 考古与文物，1980,(4):6-22”，数据库尚未收录该刊早期文章。

文[4]有正视和侧视的线条图，且附带标尺；但两图高度稍有差异。花费了两个小时猜测、验证，没有得到让自己相信的结果，如以正视图口横(宽)101 mm为基准，则通高127 mm 与128 mm 相差不大，但腹深42 mm而不是39 mm；再将侧视图通高调整为127 mm，则口纵(长) 为78 mm而不是73 mm；等等。线条图附带的标尺过小，精度不能判断；至于线条图是否准确、印刷时是否发生纵横比例的变化，都是不能知道；故而所作测算只是浪费时间呢。

苏荣誉先生[6]已注意到图集[4,5] 给出的方鼎形体数据不同，只说选择前者却未给出理由。从照片可以判断，图集[4] 的通高11.9 cm与腹深3.9 cm  不能协调，而很可能为12.8 cm。要是能有方鼎的盆口高度就好啦。

3   前篇博文    南京大学藏“商代青铜鼎”为夏朝器物 说，

“以尺长15.8 cm 测算，高17.4 cm一尺一寸过0.2 mm，口径12.6 cm八寸欠0.4 mm。一寸15.8 mm，偏差算是±0.79 mm 之内，倘若没有尺寸设计，高和口径皆如此规整的几率只有1/100，巧合是不容易的”。

巧合的事情当然也是有的，贴出博文的信心源自器物照片展示的形体设计，并不仅仅是通高和口径的两个数据。当然，如果三个以上同出器物各有两个形体参数满足尺度，判断就较有把握。不过，对文献中数据需要谨慎核实——错漏虽不常见但也是有的，如博文 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或断代有误  所作辨析。

4    古人范铸青铜尺寸偏差能低达 1 mm，令人赞叹。周朝尺度21.5 cm，扶风庄白出土墙盘口径47.3 cm 二尺二寸，通高16.2 cm 七寸半过0.7 mm，深8.6 cm 四寸；随州羊子山M4出土噩国青铜器，兽面纹簋通高12.8和13 cm 六寸、尊34.5 cm一尺六寸、大卣49.5 cm二尺三寸和方罍60.1 cm二尺八寸，戈父丙斝30.2 cm 一尺四寸，偏差皆1 mm 之内。

现在文献中部分器物的数据差异颇大，如四鸟方鼎以及"安阳西高穴M2 不是曹操墓"中所述，真是难以理解啊。为了确认考古数据，曾致信相关作者、编辑部和博物馆，都没有得到具体回复。今天竟然失去了信心而不再努力，也是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