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体系运行非常复杂，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但很遗憾，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理论能够很好地告诫社会不能做什么，却很难完美地应对各种经济周期现象，告知应该如何准确应对当下，精确地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

1929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对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按道理，经济经过短暂的调节很快就可以恢复平衡。但是，美国随后经历了近10年的经济衰退期，在美国人的历史中打下深刻的烙印。

经济危机可以被解释，但是之后这么长的经济衰退现象超出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的理论框架。有一些观点认为，这种不合乎整体经济理论的现象来自美国政府后续出台的很多不合理或者不正确的经济政策。本来病人要进入康复期了，结果又吃了不该吃的药，反而让身体再次进入虚弱的状态。这又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造成所谓合理的经济政策和合理的政治政策之间未必百分百协调。

社会与金融体系的运转需要能量维持。虽然金融是一种社会学现象，但是从能量维持这种本质上，又符合能量最小原理和能量守恒原理。这应该是经济与金融学的最底层原理。所谓能量最小原理，就是尽可能用对小的能量和消耗做更大的事情，同时有助于体系的稳定性。

商业的出现本身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上述原理的具体体现。物物交换是最基本的形式，适应于经济社会的最基本形态，比如原始社会。这种交换停留在物品的使用功能，基本上一次交换就完成使命。随着经济发展，物品种类和需求增加，交换频度和方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很多时候需要多次交换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无序的交换是一种耗能的状态，于是一种较少交换能耗的形式必然会出现—商人和商贸。

商人其实就是中间商，中间商的利益由何而来？为什么会比直接“物—物”交换更有优势？

中间商并不直接生产产品，看似没有创造价值，但是他们掌握交换信息（市场信息），从而极大地减少交换成本。至少在三个层面上，中间上可以获得利益。

第一种利益来源于“稀缺性”带来的社会财富增值。由于资源分布的不均匀性，在A地大量分布却不值钱的物品可能会在稀缺这种物品的B地受到追捧，反之依然。如果中间商把两地部分物品进行交换，虽然中年商没有创造任何新物品，但是A和B两地的居民都会认为他们的财富增加了。这部分增加的财富其实就是“稀缺性”带来的增值。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出，财富并不等同于真正的物品量，虽然物品量的增加是“真正的物质财富”增加，但是物品增加并不能代表总财富。

早起欧洲人和印第安人打交道时，就利用海边制作的贝壳当做钱交换印第安人的珍贵动物毛皮和其他物品，双方都皆大欢喜。当欧洲人拿着从美洲挖来的银子（一般制作成银币）与中国正常交换物品时，双方也互有所需，并未觉得吃亏。

这种通过交换增加双方财富的行为，如果从上帝视角看，就会非常可笑。一群人把自然界中挖来的稀有金属在地球上运来运去，乐此不彼。

上面所说的稀缺性是商业行为中财富增值的最重要手段，其重要性甚至要超过产品的增量。谁掌握了稀缺性，谁就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粮食、水和空气虽然是最重要的生活物资，但是他们缺少稀缺性。因此，在目前的商业社会，增加粮食产量（保基本民生）以及维护不被污染的水和空气并不是大部分国家积累财富的主要方式。而社会中追求的先进电子设备，新的设计和功能，则会带来巨额财富。

商人，或者中间人，在交换过程中，增加了“稀缺性”这种信息的流动，从而增加了财富。商人的第一种获利就是通过稀缺性增加财富的佣金。

第二种财富增加的途径是商人提高了物品的使用功能。这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析。在A地的物品堆积如山，无法被消耗掉，这些多余的物品在A地就没有价值。如果把这些物品运往B地，则就实现了其使用价值，使得财富增加。在南科大校园里有一万多颗荔枝树。逢丰收时节，满山遍野的荔枝树上接满了红红的荔枝，很可惜，有相当一部分无法被卖到市场。

除了物品交换增加的上述直接使用功能，还有一种更重要的隐形功能。A地的产品或者零件是B地生产产品的一部分。二者结合才能实现一种的产品，也就是A+B两地产品融合才能真正实现C种产品的功能，财富才能增加。

中间商获取利润的第三种方式就是减少物品在交换过程中产生的“损耗”。在原始社会，一头牛换五只羊或者六只羊并不是问题，这取决于双方的满意度。显然这种交换并不精准。尤其在大量物品交换时，就会造成显著的交换价值偏差。但是，一头活牛或者活羊是一个整体，如果需要活的动物，他们就不能被切分再交换。事实上很多物品都是如此，无法切分。于是，通过货币或者其他方式，中间商有效地提高了交换的精准度，减少了交换价值损耗。

以上三种形式适用于初级的商业社会，商人所起的作用就是通过“稀缺性”信息的流动，促成商品流动，增加社会物品的总稀缺性和实用性，从而增加社会整体财富。在生产力低下，无法大规模生产产品时，这种财富的增加，是一种非物质财富的财富增加，双边都是胜利者。

可见财富在某种形式上只是人类的某种认知。全体认为某些东西值钱，是财富，它就是财富。这是一种财富信任制，属于人类的情感共存，共同遵守的一种财富理念。如果这种理念崩塌了，财富也就烟消云散。

财富就是一种理念。古代的特制贝壳就是钱，拥有一罐子这种贝壳，就是财富的象征。但是在现今社会，除了稀缺性带来的额外加价值，这些贝壳作为钱的理念已经消失。对于动物界来说，人类社会创造的很多财富在它们眼里不值一钱，也少有使用价值。

商人（中间商）通过上述几种形式增加了财富值，于是，他们就有机会获取其中一部分的额外价值，实现了买卖双方和中间商的三者通赢。这是一种平衡状态，但是对于社会总财富来说，其增长速度慢，交换效率低。中间商除了要有“稀缺性”资源不对等的信息，还要有能力说服买房双方相信这种信息，从而增加生产，在信息和交通不发达的社会，其难度非常高。

可是当现代社会悄然来临时，要向进一步增加效率，商人作为中间人角色的功能开始跟不上时代发展，中间人开始分化。第一种商人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促生了资本家的出现。第二种中间人专业化进一步提升，形成资本家之间的中间人。

资本家除了要掌握一定的市场信息，他们还需要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工厂的内部管理。虽然资本家保留了传统商人对市场一定的嗅觉和灵敏度以外，但是，蛮对更复杂的市场和生产力，他们还需要更现代化的中间人。根据功能，现代化的中间人又分为提供资金和信息两类人或者单位。前者催生了现代化银行的产生，为资本家提供资金信息。后者则产生了市场分析师，从广义上也包括金融学家。

金融体系最大的需求就是如何保证“稀缺性信息”的正确流动。对于简单的体系，这较为容易实现。但是，对与日渐庞杂的复杂体系，就会出现信息传递的延迟。

任何一个复杂体系都可以被看成一个信号滤波器。也就是信号经过这个体系的改造，其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之间出现偏差，造成信号的一定失真。对于市场来说，它更是一个多信号输入与多信号输出的过程。每一个输出信号都经过市场体系的改造，部分失真。因此，当用这些失真的信号进行决策时，就会造成市场的不稳定性。

市场的复杂性和稳定性之间具有某种负相关关系。市场的复杂性又决定于社会化大分工的复杂性。同时，社会财富和欣欣向荣度又与社会分工度成某种正相关，分化的层级越多，产品经过的中间环节越多，就越能繁荣市场，增加社会的GDP。

于是，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人类为了增加财富追求，增加了社会工作的分化成都，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社会财富。但是。另一方面，社会金融的稳定却会逐步降低。如果能够采取平衡思维，在社会分工和市场复杂度的某个临界点保持下来，可能会兼顾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性。

事实上，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实践证明，人类基本上做不到这一点，这来自人类的本性和健忘症。

财富追求的本质是增加人与社会（包括文明）的安全性和竞争性。现代社会更是走入到这种残酷的竞争怪圈。财富增多暗示着控制能力加强，对全球的影响力增强，就可以进一步创造稀缺性，引导社会潮流，攫取更多的社会财富，保证温文明的扩张与发展。

同时，人类又保持了简化世界模型的能力。对世界模型的简化，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虽然这些认知，尤其是人类早期的认知，未必是正确的。对于物理世界的简化，比如地心说，虽然不正确，并不妨碍其实用性，也未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害，反而促进了社会发展。但是，把这种思想应用于社会发展，尤其是现代化金融体系的认知，其威力非同一般，这种威力很多时候以负面影响出现。就比如，很多人认为金融与市场发展就代表着社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面对市场的欣欣向荣，没有人会经得起其中的诱惑，在适当的时候能够稳定金融市场，进而防止过渡发展和复杂化。

实际情况是，在市场充分发展时，人们会忘掉市场的不稳定性，最终造成市场信息的失灵和不稳，其表现形式就是经济危机。

市场的欣欣向荣由两种形式造成。第一种是靠真正的实物交易量增加造成的，这种是真正的繁荣。第二种则是人为制造的繁荣（比如股票投机热潮），这归功于金融证券交易的便捷性，脱离了实物，形成了“数字金融市场”。其危险性在于实物市场的无辜，顶层形而上学的数字交易，在线下会再挂钩实物市场，二者之间并不完全协调。真正的实物交易也就是实际需求是稳定的。但是，虚拟的金融市场是不稳定性的最大来源，信息受市场的扭曲更严重，影响人们对市场的理解和判断力。

比如，在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绝大多数人并不能预感危机的到来。其实这和住房市场一样，在房价高涨的时候，大部分人并不能预期某一天房价会跌。

商品生产端和市场之间的信息差是市场的固有性质。人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消减这种反应时间。

古典经济学认为要完全靠市场自我调节。在亚当斯密年代，市场仍然属于初级市场，市场对信息的扭曲度较小，靠市场的自我调节可以起作用。可是，到了当代这种复杂的市场关系，市场对信息传递的扭曲度增加，延时时间也增加。出现市场信息不匹配，进而造成经济危机的风险加大。所以，完全靠自由市场的调节并不能解决经济周期变化的问题。

虽然一些学者认为，只要掌握好一个经济周期的平衡即可，不用特别担心周期内的经济状况起伏。但是，其复杂度在于我们并不能通过市场信息来清晰地定义一个经济周期，因为市场信息本身就不完全准确。这就造成了很多希望解决市场和金融问题的政策，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可能还会火上浇油。比如，1929年之后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操作，延长了经济危机对市场的影响。

市场和社会分工增加了社会的财富，实体财富是最为基础，也最为稳定的财富形式。而由稀缺性造成的财富在目前人类社会中的占比越来越大。比如比特币，这种本来不值钱的虚拟的东西，但是由于其稀缺性，带来了一定的实用性，也赋予了其财富的表现形式。但是这些虚拟财富靠的是信誉体系，很可能在某些节点，由于信誉崩塌而变得一文不值。对于整个社会的财富来说，虚拟财富的增加，也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性增加。

很可惜，人类对财富的理解异化，感觉在向一种极度不稳定的财富世界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