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晚年时光

                                                             籍利平

      父亲的人生最后四年，是在他的出生地——冀南、太行山东麓的村庄度过的。当时，母亲已经辞世，他不愿意离开两人一起生活的地方，就那样独自坚守了四年。蜂窝煤、烟筒，是冬天的生活必须品，哥哥会提前备好，堆在厨房和北屋的间隙中。当然，平房里的温度，不可能与都市里的暖气比较；电视节目，当然也是断断续续地看的，北方农村的1990年代末期，供电仍然不能满足需求，经常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停电、来电。不时，也会有同龄人去聊天，比如本家的弟兄，比如那个驼背的邻居。

   按照某种标准衡量，父母的生活是平静而享福的，尤其是1979年以后；按照另一种标准衡量，则是起伏跌宕的，尤其是在19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期。

父母在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的村庄距离很近，只隔了一条季节河。母亲在金婚后的第三个春天，远行了；母亲远行四年之后，父亲，也是在春天刚开始的时候，远游了。

他们长眠在劳作过的麦田里。

    父亲，在1920年代末出生的人中，算是有点儿文化的（高小）。我猜，在太行军区或者九纵或者15军服役的时候，可能有人鼓动他“安心服役”——至少可以从文书之类的职位干起，逐步升迁。可是，父亲留恋的是华北平原上的农家生活，他不愿意长期待在硝烟弥漫的地方。打到了南粤之后，抵达几毛钱船票就可以到香港游览的广州之后，他觉得自己作为“解放者”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应该回到战前的和平生活中去了。

     假如父亲和那个年代的某种价值（比如杀取功名）取向一致的话，他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实干、思考和其他因素，赢得主管领导的青睐，走上某种穿军装的仕途。他是结识了某种层次的高官、并为他们做过后勤工作的。可他，终于还是离开了部队，他依然倾向于过“自由自在”的农人生活。尽管他也为生产队做过连续二十多年的保管员，父亲终究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来没有脱离劳动第一线。他劈柴生火做饭，他切草饲养六畜，他用柳条编笊篱，用荆条编篓子；他粗通木工，可以自己打造桌椅，自己使用，从不销售。当然，还修理过海河。在散文《父亲的手》（一名《一双手》）里，我记载了自己看到的、想像到的父亲的双手的六十多种动作。它们代表了父亲历经的一些职业的特殊动作。

      父亲的军旅生涯，持续了大约六年；我在西北服役的年限，也算六年吧。这是不对称的六年。相差三十六年，九旅当然和九纵差别很大。一个在几乎看不见硝烟的河谷里，一个在无法预见和平岁月何时到来的炮火连天的“流动的营盘”中。

    从尊重民俗的角度出发，父亲为许多人（包括母亲）书写各种内容的对联、贴子，其中提到了各种民间信仰的神仙，比如南海、比如天地、比如土地、比如灶神。父亲经常要搭上笔墨纸张，为别人——包括一个欺负过他的邻居——写字。受父亲的影响，我也练过几天“小字”，终究因为未能坚持下来，在写字方面始终赶不上父亲那一代人。我曾经协助过父亲的书写，自己也斗胆划拉过字，结果多半糟蹋了纸张。字迹不端庄，宛如野小子一般放肆地出格了。邻居们皱褶眉头，还是大度地说：也行，红表黑字就行，谁仔细看哪？

     父亲不信仰佛教，但这不影响他抄写“心经”。 我猜，除了是为了写大字外，也是一个排遣孤单的策略。至今，故居的墙壁上，还可以看到父亲的遗墨。纸张太薄，墨汁透过它们渗透到了墙壁上，连灰尘都阻挡不住。父亲的其他遗墨，也可以在墙壁上找到，也有用钢笔写的，也有用圆珠笔写的，还有铅笔的。

     父亲和我讲起过自己早年的军旅生活，我把那次父子间的交流，看成了专访，还进行了记录。其中一部分，我写成了《父亲的老军歌》。《军营文化天地》的编辑余戈先生，接受了我记录的父亲唱过的老军歌的歌词，把它们和一些红军时代的“原文”，设计成了一个特色栏目，在2001年8月推出了。我自然也很喜欢这个栏目，也欣赏这个有心思的编辑，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栏目的耐心等待数年。这一点，可以和精心设计《人间指南》的《编辑部的故事》中的李东宝伯仲一下。

　　和时代密切相关的，恶劣的人文环境，曾经让他倍感孤独，经常愿意选择沉默、选择阅读、选择静静地吸食旱烟。只有很少的话题，能让他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甚至情不自禁地歌唱起来，即使是冬雪飘飞的子夜，也削弱不了他流露的热情、活力和真诚。

    那样的时候，我永远记得，并且从中汲取精神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