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自由和思想自由来自哪里？

龚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今天有很多人（包括官员、院士、教授、研究员等）都在讨论，科学研究需要科研自由或者思想自由。这当然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命题。但是，这样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呢？以及又是什么限制了我们的自由。我认为这是他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并没有讲明白或者想明白的地方。这个概念缺乏实质性边界，出现了泛化以及滥用的趋势。

那么，首先应该考察这些言论背后的不自由是什么意思。其实他们所说的不自由，主要是针对目前的评价制度、帽子制度等，或者说就是现在的所谓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帽子）、唯学历、唯奖项等。这是因为高校老师的工资，直接和四唯有关，谁帽子大，论文多，谁就收入高；啥都没有的人，工资就很低。所以在一个高校，收入最高的人群和收入最低的人群的收入比可能在20倍以上。所以，很多人的科学研究，都是围绕着这根指挥棒在运转，自然就没有自由了。

现在的学术交流，也变了味。帽子大的坐前面，帽子小的坐后面；帽子大的有专车接送，住五星级宾馆，帽子小的自己安排行程。于是，科研体系中的等级制度（或者金字塔结构）就慢慢出现了。报告之余，大家讨论的也不是学术，而是帽子、房子、收入等。参加各种会议，也是为了交际，希望认识更多的人，这样以后投票的时候有熟人。至于那些和这些利益无关的东西，比如写书、上课等，费力不讨好，也就没有什么人去做了。所以，尽管近20年我国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的教育水平并没有提高，甚至还有一些退步。这是因为二十多年前认真上课的老师还是很多的，今天要少得多了。

于是，我们看到，所谓的科研自由或者思想自由，其根本目的其实是待遇，和所宣扬的自由并无太多直接的关联，更多的是某种借口 --- 除非我们假设当待遇足够高以后思想就真的自由了，就可以自由创作了。事实是，那些待遇好的人，也并没有做出更重要的科学成就。这就形成了中国科研体系的一个悖论，找不到谁是因谁是果，似乎每个人都是受害者。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今天中国的科研困境了吗？未必！即便没有了四唯，评价体系还在，而只要有评价体系，就要有区分度，就要看论文、看奖项、看帽子等，除非完全进入大锅饭时代，搞平均主义。如果这样，人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这真是一个矛盾，所以除非资源足够丰富，容纳得下所有人的需求，否则这个困境就一直存在。

讨论帽子不是本文关心的话题。这个问题本身是重要的，值得进一步讨论。这是因为，我们的确被一些东西束缚住了，思想并不自由，创新力不足。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是，我们的思想自由，到底来自哪里？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自由的思想，首先是人的自由，是人心的自由，而不是外部的约束。我们很多人被各种名利束缚，其实也就没有自由了。所以，如果要追求思想的自由，就要破除掉那些束缚我们思想的东西。首先是我们已经学习到的知识。我们学习知识，掌握了一些技能，其实也给自己带上了一副枷锁，我们的行动和认知自觉不自觉地会用到这些习惯。这是最大的束缚。其次就是我们的勇气，我们敢不敢突破这些束缚，敢不敢挑战权威，敢不敢走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去。如果考察一下历史上那些做出伟大贡献的人就会看到，他们都不是在资源极大化条件下做出来的。相反，独处、孤独、痛苦等，往往是导致重要突破的关键。所以对于思想的自由，物质基础当然重要，可是不是最关键的。

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表达一个观点：四唯当然要破，但是和科研自由和思想自由无关 --- 至少不是直接相关的。我希望我们不要简单地把科研自由和评价体系放在跷跷板两边，似乎解决了体制问题，思想就自由了，创新就开始了。未必！思想的自由，主体是我们的心，应该从内心去寻找。笔者特别推崇王阳明的一句话：“行有不足，反求诸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体制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但是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氛围，需要我们自己慢慢去培育。制度不能保证良好的科研环境，比如制度不能规定开会时应该提几个问题，会后不许讨论和学术无关的问题等等，我们才是这个环境的主体，莫置身事外。

注：这篇文章的观点可能和许多老师的观点不同。最近，两会期间，许多委员呼吁创造宽松、良好的科研环境。这是努力的一方面，我们应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双向努力，才能改变我们国家的科研态势。我国的科研体系，就像一个重病之人，可能要医生手术治疗，同时也要自身努力。

现状：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我国科研体系不公平性。这种不公平性不仅体系在科研经费的分配上，同时还体现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比如，中国有200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可是具备做研究能力的高校可能只有100所左右。这些普通学校其实有不错的研究人员，他们可能都是名校毕业的，而且有做研究的意愿，可是没有相应资源和支持。当然，他们的声音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