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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海归——生活篇》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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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是读《海归——生活篇》有感，其实有感的主要是文章的留言倾向。许多留言谈到海归及刚毕业博士们的苦境，包括住房小，收入低、要生孩子，要熬夜等。这些在我看来这些其实不能算什么。
我1987年读博士生，从当时的招生人数来说，身份似乎比现在金贵多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由我的三位师兄，1987年底毕业的曲德来、杨树增、赵敏俐三位的工作，可见一斑。曲兄原可以留校，但母校东北师大不给他解决上中学的孩子的转学问题，只好回到丹东师专任教。赵兄愿意到沈阳师院工作，但最终没有成行，到了当时是市属大学的青岛大学，得到一个两室。杨兄则到了军队院校教公共课。当时全国古代文学博士是两位数，先秦两汉文学专业博士是个位数。我们的导师杨公骥先生是首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水平先不谈，从数据看与现在的博士相比如何？
再说辛苦。我因为1989年出事，1993年才获准答辩。接到通知是5月份，不能在当年找到工作。第二年即1994年的3月到北京广播学院语文部任教。第二年学校派遣具有博士或副教授身份的一名教师到美国某校任交流教授，协议用英语教学，各级领导视为畏途，故从普通教师中选拔。五人参加英语考核，我考第一。正准备着，学校通知说让另一个没参加考核的人去。问理由，说他当时正陪同领导在英国访问，没参加考核非本人责任，经单独补考而获得资格。;这位仁兄是一位院系领导，肯去美国用英语讲学，胆子不小，至于结果如何，将来或可单独成文。这样，我被排在第二年。这年因为要尽力作赴美国讲学的准备，不能专注于研究。
1996年底从美国回来，欲全力搞研究而不可得。因为每个学期都有四、五门课（最多的时候上过七门半，半门是与同事合上的，我有16节）要上。1998年，小女儿出世。双方老人都不能来帮忙。每天晚上，妻子搂孩子睡觉，我在小厅里的电脑前奋斗。中间负责给孩子供水换尿布（妻子因为搂孩子，夜里不能睡踏实，这些活都由我来干）等。到夜里12点或12点多（依工作进程而定），我给孩子换了最后一次尿布（换上尿不湿，前面的都是用旧布自制的），下楼在校园里散步45分钟到一小时，回来睡觉。早上六点多钟要起来，因为孩子不睡懒觉，我也要上课。中午的一觉，十分香甜，只要有半小时，很幸福。下午没课时可以睡上一两个小时。白天不上课时，还要买菜、洗衣等。不做饭，因为每天给孩子洗尿布，两手都是孩子的屎腥味，妻子嫌（小女儿的尿布没有第二个人洗过，我岳母说，她养过八个孩子，没见过尿布洗得这么白的）。那年，我49周岁。
这样，我在1998年发表了六篇文章，包括《历史研究》、《文艺研究》和《文献》等刊物的重头货。我到广播学院时，学校里连中文系都没有（2002年始建系），也不能带研究生，我只能长期教本、专科的公共基础课。基本资料谈不到，研究条件可想而知。但从1998年至今，我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等所谓权威刊物上发表过18篇文章。还在《文献》、《复旦学报》、《文史哲》、《文学遗产》、《社会科学战线》等其他现在所谓的CSSCI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文章。其间还修订出版了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专著《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出版了自选集《吹埙奏雅录》，主编了《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还在同学们的协助下出版了《诗经译注》（我个人认为这本书是目前同类书中最好的）等几部著作。我自认为，在《诗经》领域，现在活着的人，没能与我相比者。某兄曾在私下对我说，我的乐府研究是国内最好的（这位仁兄是1993年的博导，曾被认为是国内同行中最为翘楚者）。这一点我当仁不让，我的研究正在彻底改变乐府文学这一研究方向（实际是一个三级学科）的面貌。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自吹。任何一个人到我这个年龄，神经正常的话，都会知道历史是自己写的，但（最终）不是自己吹出来的。一些朋友和学生常为我抱不平，我说，我已经很幸运了。再说，作为学者，我是为历史而活着，不是为当下人的评论活着。我说这些，既不是为了自吹（因为没必要，成果同行都知道，外行上期刊网上一查即可知道大概），是为了什么呢？我想起码可以鼓励一下留言的年青人吧。这中间有多少人敢说以比我的条件还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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