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物质丰富了，世风日下了，人心变冷了，都变自私了，见死不救了。果真如此吗？缘起如何？手指头加脚指头并用，胡乱思考一下，造篇拙文掺和一下。

经历了那个红色年代，当然会记起我们曾经读过的“老三篇”之一《纪念白求恩》，毛称赞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是“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人，号召全体共产党员都学习这种崇高的精神。

暂时不想评价关于“毫不利已，专门利人“这句话的现实性和科学性。毕竟决定人的意识控制和行为表达结果是件相当复杂的事情。

有人说人与动物一样，生来就是自私的，此乃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结果。可我们的祖先创造的《三字经》却一开始就定义了“人之初，性本善”。到底人的本性是向善的，还是向恶的，这个同样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当然，自私和利他与善与恶的概念还是有所区别的。

首先，在我看来，利已和利他，善恶相对，但很多情况下没有绝对的善和恶，绝对的利已和利他。如果把动物的利他简单归结于善，而把利已归结于恶，那么，这种利已或利他，或者说善和恶，很多时候并不是独立表达的，往往利已中有利他，利他中有利已。

典型的例子是雌蜘蛛和雌螳螂仅仅为了获得一顿美餐，在“新婚之夜”就残忍地将自己的“夫君”吃掉，而雄蜘蛛和雄螳螂明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极端悲惨的命运，却依然“义无反顾”。或许这是它们期待已久的一次机会，因为它们遇到雌性的概率很小，错过了也许就终生不能交配。因此为了“新婚夫人” 有更好的营养将自己的后代培养长大，这样的牺牲在它们看来也是值得的。雌虫这种“同类相残”的看起来极端自私的行为，实际上是成全了雄虫为了种族的繁衍大义凛然赴死的英雄主义精神。从对种族角度讲是一种利他行为。

按照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的观点，这类五化八门的动物行为表达，并不能单纯以个体与群体出于生存繁衍的需要进行自然选择为出发点，同样更小的单位――基因在进化中自然选择的影响力更为重要。

关于动物的利已与利他，有太多的描述，如果说人类观察动物的类似行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抑或从改变它们的游戏中获得乐趣，尽管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改变基因本身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能改变的仅仅是动物的生境。那么，关于人类自己的，我们如何从自己的种种行为结果探讨其缘起？

正如道金斯所说“人类是唯一受文化即后天获得和遗传下来的事物影响的物种。有人可能会这样说文化无比重要，以至于即使基因是自私的，它和我们也是毫不相干的事情。也有人会那样说，这是不可能的。。。”可见，在这个观点上，个人的认识会有一定的差异。

尽管如此，当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见死不救，人情冷漠等种种凸显利已的行为时，那些所谓“见死不救”的“恶人”，很自然地受到“口诛笔伐”，因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具有文化传承的复杂生物来说，从来没有丢失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底线，但在特定的生境下，人的行为的取舍却受非常复杂的心理因素影响，取决了多种本能因素哪种决定最终行为的取舍。所谓善和恶的选择，有时只是一念之差。

“让我们设法通过教育把慷慨大度和克已利人的精神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吧。让我们深刻地了解我们的基因是如何自私的，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找到打乱它们的计划的机会，而这是其他物种永远做不到的”。

在道金斯看来我们都是一种生存机器，为一种被称为基因的自私分子而被隐蔽地输入了程序的机器人载体。这样看来，很多行为是出于基因控制下的本能就不难理解。了解这一点，可能有利于我们研究保持和抑制本能的文化基础或者说是社会环境。当我们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是帮还是不帮？本来，我们的第一本能，出于善意基因的反映是去帮助别人，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帮助别人的这种利他行为并不以牺牲自己为代价，相反，成功帮助别人的同时，往往能使人精神上获得愉悦，这也算是一种利他的同时利已的“双赢结局”。而俗话说的“损人不利已”则表现一种“双输”的结果。现在，由于生境的改变，我们善意的本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压制，在这种情况下，以长期积累的理性为基础的感性选择程序需要再造。

从以上角度讲，“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作为对善人的描述，或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去推崇，可能并不完全科学，多数情况下，人追求的不只是身体和物质上的利已结果，还有精神上的满足。曾有许多人分析像雷锋这样爱好做好事的好人，其实也是为了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获得心灵的满足，这是事实。因此，有人说某某做好事是为了成名，这又有什么错呢？总比那些不愿意伸手帮人，过后在自责中痛苦活着的人强吧。所以，不要过分揣摩别人的动机，更应看重的是结果。当然，为人们内心营造善意的本能创造适当的社会条件是相当必要的。

国家重视文化建设，要重建我们的道德体系，显然，这不是靠喊出来的，但不喊也不行，不去从法制和制度的保障入手更不行。人类有能力为了群体的繁荣遏制自私的基因，尽量做到克已利他。重建道德文化，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创新更多的方式。而不是傻傻地在那里空喊很多无用的口号。而且，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