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臣个子矮矮的，瘦瘦的，皮肤黝黑，短短的头发、笑起来脸上一道道辙，这是他三年级时的样子，也是我初见他时的样子。他是我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到初一的好兄弟，我们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去学校小商店、一起下馆子，到了初一时我们还一起“逃学”。三年级的我们每天最开心的就是有好吃的东西。但是他和我不同，我的家境一般，是实在一般的那种。每天上学身上穿的都是大人的衣服改小的，泡沫底的布鞋（母亲亲手做的），鞋子里的小脚上穿的袜子破的也如踩脚裤一般（那时候特别流行踩脚裤），前脚指头和后脚跟那都是漏出来的，放在鞋子里是看不出来，因此我也没感觉到那种丢人的感觉。其实那时的鞋和衣服只要不影响我爬墙上树就行。谢文臣家境比我要优渥不少，他的父亲是兽医，在那个家家养猪的时代，他家的生活条件不知道高出我家多少。他身上穿的衣服整洁干净，虽然不能跟班上的官宦人家的奢华相比，但也找不出像我身上的破洞之类的“瑕疵”。我填饱肚子的主要食物就是家里的米面蔬菜，填饱了肚皮斜挎着二姨给做的书包（二姨是裁缝，手艺精湛，经常给我和弟弟做点衣服和其他用品）去上学，口袋里什么都不会有。。。谢文臣不同，他还会有零花钱！！我们那时候一支铅笔1毛钱，他就有1块钱的零花钱。但是天天买笔也用不完，他的零花钱大部分用来买零食。他买零食也不是为了吃，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收集零食袋里的卡片，跟集邮类似。一袋零食里一般有一张卡片，等你收集起一套完整的卡片就可以兑换奖品。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他清理掉这卡片之外的零食。我们各取所需，我其实根本不关心那卡片有什么用，我到现在也记不起那卡片上到底画着什么，我的注意力完全被零食吸引走了。因为，在认识他之前，一瓶用香料调色剂调制出来的汽水，我能细嘬慢咽的喝上一天。。。跟着他我也有幸免费尝遍了我们学校零食店里的大部分零食，我们就这样愉快的合作着一直到五年级毕业。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次：一次，他就剩一张卡片就可以收集齐一套卡片，他很激动。那天他要了比较多的零花钱，一次性的把零食店里那种零食剩下的几袋全部买下，挨个撕开看看誓要找出那张缺失的卡片（主要是零食店主怂恿他说那张卡片很可能就在这最后的几袋里面），可惜他那次还是没有找到那张最后的拼图，心情很失落。而我呢！！！！就像张飞看见了猪肘子一样，一通猛造，那是第一次吃零食把自己吃饱了，那种满足的感觉一直让我记到了现在。我们俩的这种关系像不像生态学上讲的“互利共生”关系。生态学家丸山孙朗说，最有生命力的不是最强壮的，而是最共生的。我们的关系也正如这句话说的一样，从我们三年级认识开始，我们就形影不离。但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种互利关系其实更像是“偏利共生”。我们之间，我其实占的便宜更大些，但是谢文臣不在乎，我也就吃的心安理得了。我们关系很好，双方父母对我们也都认识，特别是我爸妈对他很熟悉。每到放寒暑假的时候，他就会顺着灌溉水渠一路到我家找我玩，玩的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光。我们在一起玩，我的父亲母亲也很放心，因为谢文臣不是那种可以带坏我的人，他没有什么坏习惯，不打游戏机，也不打架，我们就是纯粹的玩。我们这种缘分一直延伸到小学5年级。凑巧的是，不管怎么分班，我们都在一个班，从三年级一直到五年级，真是天意不可违啊。

还有一次，记得那是五年级了。上午我们碰面的时候，他说今天是他的生日，他想庆祝一下。我说，好啊！！怎么庆祝呢？还是去吃零食么？！！他说，不去。中午我们去下馆子吧。我心里一惊：我没下过馆子，只知道饭店里的东西很好吃，但是我兜里没钱，所以也不敢有非分之想。他的这么一说，我当然是很想去的，但是我没有钱，人穷志短不是。他看出了我的担忧，跟我说，别担心，我请你。就这样，那天放学我跨上书包全班一个跑出了校门，飞奔到家，对着远处的父母大喊一句，中午我跟谢文臣吃了，不在家吃。就又折返回镇上。他已经在饭店门口等我了。一看就知道他不是第一次进饭店，大摇大摆的就进去了。而我跟在他身后，老老实实的等着客随主便。那时候镇上总共也就两三家饭店，每次路过都会好奇的头伸过去张望几眼，闻闻饭香。这次真的做进来了，激动到不知所措。他说我请你吃面条吧。我赶紧答道，好啊！其实，只要能在饭店里待着，喝水我都觉得比家里的甜。我们先点了两碗面条，在我们俩狼吞虎咽之间一会儿见了碗底。他说，再来一晚吧。我开心的点点头。就这样我吃了两碗半，他吃了一碗半的面。虽然是青菜挂面，但是我觉得比家里的好吃一万倍。这是我第一次在饭店吃饭，而且还吃撑了。

到了初中，这种缘分没有延续，我们没有被分在一个班，但是我们还在同一所初中。下课了我们依然会凑到一起。那时的我们都有相似的经历，我们都胆子比较小，个头也都比较矮，都说他矮，其实那时的我也不高。在那个荷尔蒙萌动的年纪，我们还是习惯于小学时候的秩序和环境，对校园里的打架谈恋爱都避之不及。因此，我们在一起相互之间的问候与倾诉是那个时候我们各自缓解紧张情绪的主要方式。记得初中的某一次，我由于肚子疼请假，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凑巧，他也在那天下午离校（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逃课，但是我确实能感觉到他上初中之后他的快乐少了，笑容也少了），我记得我骑着他的自行车，冒着小雨（其实出了校门我的肚子就不疼了，但是我也不想立马回到学校）到了他家，在他家我们聊了好多。他说他不想读了，其实我很能理解他，因为我也不想读了。我们都不习惯初中校园里充满暴力和压迫的那种奇怪感觉，那时的我们就像眷念幼儿园的孩子，第一次讨厌长大。在他家我们两人在锅里找了吃的，填饱了肚子之后，我就独一自个人回到了家中。这是我记忆中我们的最后一次一同行动。这次之后我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是，他真的退学习，他要去南方打工。他是个说到做到人，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而我在犹犹豫豫中懦弱的选择了隐忍和继续煎熬，倒不是我多高的品格，是我不知道离开校园的我能干什么。

一晃，1998年的那次分别到今天已经快有30年了，我想念我的好兄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每次路过他家的老宅我都会问我的父亲，谢文臣去哪里了？父亲也只告诉我他去打工了，在哪里父亲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