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应激有害健康：科学能提供什么帮助？

更完善的应激评估与量身定制的干预措施，或许能为临床医生提供所需工具，以抵御应激造成的持久损害。

插画作者：卡罗尔·巴纳赫

乔治·斯拉维奇回忆起和父亲共度的最后几个小时。那是充满欢声笑语的一天，父亲甚至在晚餐时突然唱起了《你是我的阳光》。“他低沉洪亮、充满喜悦的歌声响彻整个餐厅，”斯拉维奇说，“我一如既往地有些尴尬，而女儿却很享受这深情的小夜曲。”

然而，在餐厅外道别约45分钟后，斯拉维奇接到了一个电话：父亲去世了。“我震惊得瘫倒在地，满心难以置信，”他说。

斯拉维奇清楚自己正经历着精神和情感创伤，也能想象这会对自己的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毕竟，他的研究领域正是应激。但即便他主动表达了担忧，医护人员也没有对他的应激状况进行评估。

“如果不评估应激，就无从干预应激，”这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临床心理学家表示，“这段经历凸显了一个矛盾：我明明知道应激会对大脑和身体造成影响，可在临床诊疗中，它却几乎得不到关注。”

数十年的研究表明，虽然短暂的应激可能有益健康，但持续不断的应激会诱发心脏病、癌症、中风、呼吸系统疾病、自杀以及其他主要致死疾病。在某些情况下，长期应激会引发健康问题；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会加速疾病发展，或是诱发不健康的应对行为，进而导致慢性疾病。

今天人们的应激似乎还在不断加剧。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戴维·阿尔梅达研究应激的历史变迁和日常应激源，他指出，2007-2009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以及新冠疫情期间，全球范围内的应激水平都有所上升。多项民调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范围内，应激水平仍未回落至先前的水平。

“社会中任何不确定性的出现，都会导致人们报告的应激水平上升，”阿尔梅达说。他解释道，不确定性会放大我们对通常微不足道的应激源的反应：“堵车可能会比以前更让你心烦意乱。”

尽管人们往往能意识到自己的应激，但常常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医生可能会建议换一份应激小的工作、接受谈话疗法，或是改善饮食和睡眠——但这些选择并非总能实现。事实上，许多面临最大应激的人，也面临着最大的治疗障碍。此外，斯拉维奇说，有些人会为自己能应对多重应激而自豪，把应激当作一种荣誉勋章。

他、阿尔梅达和其他研究人员正试图改变当前的观念。新兴的评估工具，再加上应激科学的基础研究进展，如今让我们能够回答诸如“良性应激何时会变成有害应激？”以及“我们如何有效干预？”之类的问题。斯拉维奇表示，对应激的深入理解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医疗保健模式”。

良性应激 vs 有害应激

应激源多种多样：工作中高风险的演示、朋友间的争执、军事冲突带来的创伤、贫困生活、结构性种族主义、离婚、失业，或是失去挚爱。

当身体感知到威胁时，包括皮质醇在内的应激激素会涌入血液。肌肉紧张，血糖水平上升，心跳加快变强，血管扩张，为身体输送额外的氧气，帮助人们更快地思考和行动，免疫系统也随时待命，以便快速愈合和恢复。

这种“战斗或逃跑”反应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帮助人类生存下来，但它并非为应对交通拥堵、网络欺凌、信用卡债务以及现代生活中无数其他应激源而进化的。

“当前正存在一种进化不匹配的现象，”阿尔梅达说。

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温迪·贝里·门德斯表示，当身体无法控制应激反应的开关时，问题就出现了。如果身体对非危及生命的情况反应过度、过早预判到应激源、在应激源消失后仍沉浸在负面情绪中，或者应激源持续存在太久，应激就会变得成问题。当皮质醇水平升高且交感神经系统长期处于活跃状态时，良性应激就会变成有害应激。但人们怎么知道自己已经越过了这个界限呢？

应激评估往往依赖于自我报告的症状，如焦虑或睡眠困难，在某些情况下，还会结合血压、皮质醇水平或心率的测量。但这些工具并不总是足够的。阿尔梅达举例说，皮质醇水平升高或心率加快可能是由运动或“你刚喝的那杯咖啡”引起的。

血压、皮质醇和心率在一天中本来就会自然升降。测量的时间很重要，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模式也同样重要。门德斯说，她对醒来后约30分钟测量的皮质醇水平最有信心，因为健康人在此时的皮质醇水平应该会出现明显的峰值。她说，心率变异性（即心跳间隔的自然波动）比心率本身更能反映身体对应激的调节情况。

研究人员表示，获得更多种类的测量数据可能会让我们对应激有更全面的了解。几乎整个身体都会对应激做出反应，包括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昼夜节律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在一项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中，斯拉维奇和他的同事发现，人在经历仅10分钟的社交应激后，超过1500个基因的表达就会发生变化，尤其是那些参与炎症和抗病毒反应的基因。

考虑到应激引发的这一系列复杂反应，斯拉维奇和他的同事正在研究一系列广泛的自我报告指标，包括过去的应激和创伤暴露情况，以及神经递质、激素、遗传学、基因表达、肠道细菌、炎症标志物、葡萄糖水平、脂质功能和代谢物等数据。这些数据现在更容易获取，通常通过价格实惠的家庭检测就能得到。

新冠疫情催生了易于使用的设备，用于收集血液、唾液和粪便样本。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小型且功能强大的可穿戴设备能够持续评估身体活动、睡眠、心率、心率变异性、前庭平衡和皮肤电反应。正在研发的传感器旨在通过汗液实时检测皮质醇和其他应激激素的水平。此外，研究人员还在设计能在人们移动时测量血压的方法。

门德斯说，目前市场上的可穿戴设备存在局限性：“可穿戴设备能检测到的许多生理指标，只是因为容易获取，而非对应激或健康最具信息量。”尽管如此，人们仍对那些能快速、轻松（甚至无需费力）获取的指标抱有很高期望，认为它们将帮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应激水平，并推动应激科学的发展。

这些涌入的数据可能有助于研究人员理解应激如何导致长期健康问题，并为临床诊疗提供指导。斯拉维奇说，目前尚无明确的临床临界值来界定有害应激。相比之下，例如，医护人员在关注心血管疾病时，可以测量C反应蛋白（一种炎症标志物）的水平，以确定一个人是否面临较高风险，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如果要改变临床诊疗模式，给医护人员和患者一个努力的目标，那这就是第一步。”他说。

对于有害应激，斯拉维奇预计可能需要一个更可靠、持续的应激评分，该评分将综合多种信号得出。

应激的个体化差异

好消息是，目前已有多种干预方法，而且更多方法也即将问世。

强有力的临床试验表明，认知行为疗法、呼吸练习、社会支持、运动和亲近自然，都能通过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身体对应激的反应来对抗有害应激。例如，认知行为疗法已被证明能减少人们在应激源消失后对负面情绪的纠结，并帮助人们重新看待即将到来的应激事件。去年，一项关于应激重构技巧的荟萃分析得出结论，这些技巧能在一系列任务中略微提升表现，尤其是那些涉及社会评价的任务，如商业推介。

还有其他工具可以帮助应对应激过大的身体。例如，β受体阻滞剂可在需要时抑制交感神经系统；抗炎药物能缓解应激后仍处于激活状态的免疫系统；甚至ω-3脂肪酸也能缓冲应激反应并减轻炎症。

一种黏性传感器可对多种应激生物标志物进行定量读数。图片来源：高伟

未来的部分挑战在于实现个体化治疗。过去几年中，研究人员逐渐意识到，应激带来的影响会因个体的生理状况、过往经历和当前环境存在极大差异。

一方面，男性和女性的应激反应往往不同。例如，男性在与表现相关的应激源（如公开演讲）下，皮质醇反应更为强烈，而女性可能对人际应激源的反应更显著。一些研究发现，因抗生素使用或既往应激源导致肠道菌群失衡的人，可能会出现过度的应激反应。

还有大量研究关注童年遭受虐待或长期忽视的人，为何在成年后更容易出现适应不良的应激反应。斯拉维奇指出：“童年创伤经历会让你认为世界是不可预测且不安全的。”

斯拉维奇表示，未来通过获取个人的全面健康档案，医疗团队可确定最适合他们的干预组合方案。

他和团队正通过将个人应激谱分析与定制化治疗相结合，测试这种方法的效果。在加利福尼亚州，研究团队根据400多名参与者报告的应激影响情况，为他们匹配了五种为期12周的干预方案中的一种。这些治疗方案通过每周预先录制的视频、数字模块、辅导课程和评估，重点改善参与者的睡眠、饮食习惯、身体活动、认知反应或社会关系。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分析收集到的各类数据，涵盖从睡眠到肠道细菌多样性等心理、情绪、生理和行为方面的结果。

抗应激能力重塑

关于应激如何长期导致疾病的新观点，可能会催生出其他治疗方案。其中一种理论聚焦于细胞的“能量工厂”——线粒体，认为心理应激会消耗过多细胞能量，产生氧化应激（可能损伤细胞和组织），进而诱发疾病并加速衰老。由于线粒体对炎症和氧化应激极为敏感，其影响可能在有害的反馈循环中被放大。

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生物学家马丁·皮卡德是线粒体与衰老关联理论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这一理论可解释应激对身体的诸多影响，包括头发变白。2017年，他在为申请科研基金而承受巨大应激期间，有五根红褐色头发变白，而度假后又恢复了原色。

皮卡德说：“发色是我们身体最无用、最可有可无的特征之一。如果身体能量耗尽，优先放弃为头发合成色素是合理的。”

皮卡德推测，冥想、锻炼等干预措施可能有助于改善线粒体的质量和功能。他表示，若这一理论成立，或许还能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他应激障碍患者使用迷幻疗法提供支持。早期迹象表明，裸盖菇素、LSD等致幻剂会作用于一种细胞表面受体，而这种受体似乎与健康线粒体的生成增加有关。

靶向肠道菌群是另一个新兴研究方向。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表明，大脑和肠道之间存在双向交流：应激会扰乱肠道菌群，而菌群失衡又会加剧应激反应。

爱尔兰科克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约翰·克赖恩及其团队发现，补充饮食中天然存在但常被消耗的特定肠道细菌菌株，能减轻实验动物和人类的应激反应。克赖恩指出，在切断迷走神经的小鼠身上未观察到同样效果，这表明迷走神经在肠-脑交流中起着核心作用。门德斯等人的研究也显示，直接刺激迷走神经可能调节应激反应。

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印第安纳大学的数学家朱莉娅·康塞塔·阿奇罗表示，找到解决应激的方法不仅对个人有益。通过应激和炎症引发的行为（包括决策能力受损），一个人的应激会让其他人也感受到应激。

去年，阿奇罗与人合著了一篇论文，该论文运用数学模型研究了长期以来个体应激源与大规模社会功能失调之间的关联。她说：“人们做出的决定、采取的行动，都在我们未曾察觉的情况下相互影响。”

为该论文撰写评论的阿尔梅达指出，应激的影响不仅限于个体和健康问题。“如果我们无法做出明智的决定，或者因人人都处于应激之下而无法相互帮助，那未来可能会令人望而生畏。”

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行为科学家埃莉萨·埃佩尔（线粒体-衰老理论研究的先驱）认为，完全消除应激并非解决之道。尽管应激通常会对细胞造成损伤，但她的团队及其他研究者的研究表明，短暂且调节良好的应激可以增强身心健康，并提高对未来应激的抵御能力。

阿尔梅达也表示，应激甚至能推动行动，引发积极的反馈循环，从而减轻整个社会的应激负担。无论是因对不公的道德愤慨还是气候变化引发的应激，“它都是行动主义的动力”，他说，“如果你没有感受到威胁或挑战，通常就不会有这样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