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狼烟四起

第9节 强弱密码

192~200年之间的华北平原，相继发生着两场以弱胜强的战争。公孙瓒最强，袁绍次之，曹操最弱。结局是，袁绍战胜了公孙瓒，曹操战胜了袁绍。

魏国代汉而立，实赖曹操之力。故曹操以弱胜强于袁绍，历史学家并不意外，甚至还刻意夸大袁绍武装力量，同时又刻意将200年时曹操的总兵力，书写得十分弱小，来反衬曹操的智慧。如三国演义就写道：袁军官渡之战之前的兵力，达73万之多。但是，发生于192年底的招降青州黄巾之后，又写道“魏武之强自此始......”，颇有点成功之道式自圆其说的意味，或者当今抖音上所谓“军事大神”们与时俱进的精神。

然而，关于袁绍以弱胜强于公孙瓒，说法差异很大。

至今，人们印象最深的，或许是看到三国演义虚构的“青梅煮酒论英雄”时，刘备说的：“袁本初四世三公，袁公路兵精粮足”。似乎袁绍本来就比公孙瓒强大得多。但任何一个军事集团，都象一个生命体一样，存在着发轫期、膨胀期、成熟期和衰老期这些过程。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强弱变化，也是动态的。

191年10月，公孙瓒的实力远远强于袁绍，这是不争的事实。连公孙瓒也并不怀疑自己的实力能够迅速控制北方四州，【我昔驱畔胡于塞表，埽黄巾于孟津（应是东光），当此之时，谓天下指麾可定。】。眼光极其灵活的刘备，也加入到了【冀州诸城悉畔从瓒】的浩浩荡荡的投降队伍。投靠的冀州派人物中，还有明明为了追随强人，却将嗜血狂魔公孙瓒美化为“仁者”的心口不一的赵云。

公孙瓒出生于辽西的令支（河北迁安）（注：此处，前文是有错误的。公孙瓒并不是和刘备、张飞、卢植同属涿郡人）。公孙瓒【家世二千石】，经济条件比织席贩履的落魄皇族刘备强，但比四世三公的袁绍弱得多。

公孙瓒与袁绍初期的共同点是：母亲地位都比较低下。

令人困惑的是，古代常以嫡长子字“伯”，如伯符、伯珪、伯言；若非嫡子，但年龄为长，字中含“孟”，如孟德、孟起、孟绰。

为什么公孙瓒母亲地位不高，仍字“伯珪”呢？另一个疑惑点是，191年公孙瓒讨伐袁绍的檄文，写道【《春秋》之义，子以母贵。袁绍母亲为傅婢，地实微贱，据职高重，享福丰隆。】，如果公孙瓒的母亲地位也并不高，在讨伐檄文中这么写，是否有“五十步笑百步”的感觉？因为，后汉书记载【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

原因可能是，公孙瓒的母亲虽然地位不高，但却是正妻。公孙瓒的父母，或男方有才，或女方有貌，总之在“门不当、户不对”的世俗反对之下，建立了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在公孙瓒看来，即使穷困的“正妻”，也比出身豪族的“傅婢”好得多。

这一点，从公孙瓒伴作小卒陪着岳父准备流放日南时，在北邙山【慷慨悲泣】的祭辞，以及易京楼攻破之日，公孙瓒自杀之前的悲壮程度，可以看得出来，即：公孙瓒是个重情重义的汉子。

公孙瓒的【家世二千石】，也是一个相当显赫的家族。【二千石】又分为下述几个等级，（1）中二千石‌：这是最高的等级，通常由朝廷九卿担任，如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等。（2）真二千石‌：实际俸禄略低于两千石，通常为150斛，一年共得1800石‌。（3）比二千石‌：这一等级的官员包括丞相司直、护军都尉、司隶校尉等，他们的俸禄略低于真二千石‌。这种家世，很可能是长久生活在汉胡杂处的幽州，打仗打出来的。

也就是说，和董卓这样的孤单英雄不同，公孙瓒是继承了祖上的尚武精神。

前文述及，在孙坚17岁的时候，就指挥若定，勇斗海盗胡玉，显示出过人的军事素质。曹操在190年扬州募兵路经安徽境内时，也能对付数十个丹阳精兵。【兵谋叛，夜烧太祖帐，太祖手剑杀数十人，馀皆披靡，乃得出营】。

公孙瓒在这一点上，其实和孙坚、曹操是同样勇猛的：以数十骑出行塞下，卒逢鲜卑数百骑，公孙瓒【自持两刃矛，驰出冲贼，杀伤数十人】。

曹操、董卓、公孙瓒、孙坚这些前期最强军事高手，不但具备“万人敌”的兵法理论基础，即使个人武艺，也并不亚于吕布、关羽、马超等。“万人敌”，通常指的是兵法。在这三个字从关二爷的嘴里说出来，就被小说家理解成为“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或“能敌一万个士兵”。实际上，古代阴蓄的“死士”“壮士”“刺客”都是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就连董卓、吕布、公孙瓒这些旧居边塞的人，也应付不了10个壮士。关羽这种出生于运城解州内地的人，怎么可能呢？

和吕布这样的玻璃脆将军不同，公孙瓒不仅“刚猛”，而且“柔韧”；不仅擅长千里奔袭，而且擅长固守城池。

鲜卑士兵练习射箭时，将公孙瓒的画像作为靶子，一旦有人能射中这样的靶子，动辄以“万岁”欢呼。在鲜卑眼中，对公孙瓒是恨之入骨的——谁能击溃公孙瓒，谁似乎就应当被授予“最勇士兵”的奖项，甚至鲜卑之主。

辽西管子城与乌桓丘力居对峙，反映了公孙瓒的“韧”。公孙瓒与乌桓侵略者这场意志的较量，虽然公孙瓒也因残酷的气候损失惨重【时多雨雪，队坑死者十五六】，但这种不屈不挠的搏命，却令乌桓和鲜卑十分胆寒。公孙瓒对待被俘的刘虞“犹使领州文书”这种就连历史学家范晔也难以理解的举措，反映了他灵活的政治手腕，而不仅仅是一名勇将。

公孙瓒大约是189年管子城化整为零突围回来，创建了白马义从。191年10月的东光之战，使公孙瓒的军队不仅从质量上，而且从数量上，成为当时与孙坚实力相当的超强诸侯。

当然，这个“白马义从”，存在着一些争议。有人认为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当时并没有条件找到几千匹全是白颜色的马。公孙瓒的主力，配置的应当是青毛马蒙古利亚亚种，9-12岁壮年期的青毛马，灰渐隐，白渐现，大片出现于绿色背景上，整体呈现白色。这种马，有两点不利的地方，一是古以“乌牛白马”为祭祀，战时用白马，不太吉利；二是过于惹眼，容易被铜弩机瞄准，而且一旦受伤，红白斑驳更加显眼。不过，战争本来就是生死看淡的事情，公孙瓒若以类似“死神”来命名自己的队伍，以红白斑驳的带血马匹彰显悍不畏死的气魄，也是有可能的。

注：在三国演义上有“踏弩机”，而且总是与“箭如飞蝗”等联系描述，给人很大的错觉，那就是踏弩机的发射速度极快，类似自动步枪。其实，恰恰相反，踏弩机其实是“铜驽机”，由望山、牙、铜廓、枢轴、钩心、悬刀6部分组成的武器。铜弩机的主要优势是射程远、可平射、精度高，专门用于对付战场上的大将、扛旗手等，在没有马镫的年代，骑兵甲胄不可能太厚，铜弩机的杀伤力很大。铜弩机的缺陷是发射速率太慢，远远不如士兵的弓箭。而弓箭的优缺点和铜弩机相反，为了避免前方队友受伤，是以45度仰角面式覆盖的。在混战中并不刻意瞄准，弓箭的精度差、浪费多，但是发射速率极快（不是一支箭的速度，而是每分钟能够投放到敌阵的箭支数量，或许称为“瞬时发射率”较恰）。

192年，自界桥、龙凑、巨马水3次战争之后，并不是公孙瓒“退守幽州，不敢再出”。因为从界桥之战记载来看，公孙瓒大兵压境直取临漳，是为了吸引袁绍；袁绍仅派麴义800先登营构成锥形阵，是诱导公孙瓒犯错过河；公孙瓒以严纲骑兵为翼构成雁形阵，或许本身就是为了诱集袁绍步兵跟进，因为，公孙瓒在界桥上是有伏兵的，几乎击杀袁绍本人。龙凑之战，历史学家之所以报道“袁绍复破公孙瓒”，是因为在他们的视角看来，袁军最终得了龙凑，驱逐了公孙瓒的势力。但事实上，公孙瓒的根本目的本来就不是死守龙凑，而是与冀州渤海郡的从弟公孙范汇合后一起北上幽州。巨马水之战，则公孙瓒在雄县、易县又大破袁绍部将崔巨业7000-8000人。

公孙瓒和袁绍战争的真正转折点，是发生在幽州治所东北部的密云水库西侧的潞北之战和东侧的鲍丘之战。潞北之战，公孙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损失4000人，对手是阎柔、鲜于银、鲜于辅、等“胡汉数万”。鲍丘之战，公孙瓒损失2万余人，对手是麴义、刘和、鲜卑7000骑兵，共计10万人。

也就是说，造成公孙瓒“返幽州坐守易京楼，不敢复出”的决定性因素，此时并不是袁绍的作用，而是麴义和“内附乌桓”所起到的作用。当然，攻陷易京楼、被公孙瓒称为“袁氏之攻，状若鬼神，梯冲舞吾楼上，鼓角鸣于地中”的地道战，则的确是袁绍指挥的。因为麴义最迟196年就被袁绍处死了。

原因很可能是，（一）麴义在袁绍和公孙瓒193年被长安朝廷劝和之后，参与了黑山军、于毒等攻击邺城的战役。例如，资治通鉴就将麴义死亡这件事，放在了邺城事件紧邻的段落，但这显然与195年麴义仍然参与了鲍丘之战是矛盾的。（二）鲍丘之战之后，公孙瓒伤亡虽大，但紧邻的记载是：【相持岁余，麹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众数千人退走。瓒徼破之，尽得其车重。】。

当公孙瓒和麴义两张军事史上的王牌将领碰撞出火花的时候，他们的战略、战术是基本相似的，他们的计谋是相当的，他们都不是在战场上容易中计的废材孟获。那就只能是平淡无奇地拼意志和消耗了，拼最后哪怕一兵一卒的得失，远远没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么潇洒。

公孙瓒于鲍丘惨烈阵亡之后，凭着顽强的意志相持，终于熬到了反破麴义的这一天。

无论执政水平如何，军事方面，却几乎是刘虞一辈子洗刷不掉的噩梦。先是被袁术骗走4000骑兵，后来是亲自带领10万兵力被公孙瓒数百人反击并生擒于居庸关。究其一生，也未能让内附乌桓成为自己的强悍助力，唯一一次招募乌桓出兵3000突骑，却全部当了逃兵。

刘虞再也想不到，他死了之后，这些乌桓人声称刘虞恩重如山，发誓要为他报仇，居然有这么强的战斗力！而且事实上也真的是构成公孙瓒元气大伤的根本性因素。

乌桓和鲜卑都诞生于东胡，所以史料记载有些混乱，一会乌桓、一会鲜卑，实际上，用“内附乌桓”来形容击败公孙瓒的力量较恰。

这正像诸葛亮等待天下有变等了一辈子，却没有等来。而当他真的于234年病逝五丈原了，曹睿又是盖楼、又是拆承露盘、招募民间美女，彻底变了。

那么，内附乌桓是感刘虞的恩德，为他复仇，才来打击公孙瓒的吗？

很显然不是。乌桓并非针对的是刘虞个人，而是希望朝廷能够派遣和刘虞相似的官员前来治理幽州，例如袁绍。如果他们这么看重刘虞，193年底刘虞居庸关惨败被擒，他们为什么不来为刘虞报仇？这就是【犹使领州文书】的作用了。

194年夏，刘虞死亡之后，袁绍赶紧把刘和放出来，就是为了安抚内附乌桓的。而刘和似乎也忘记了先被袁术扣押、后被袁绍扣押的耻辱了，立刻和麴义、鲜卑铁骑共同参与鲍丘之战，堂堂幽州牧刘虞的儿子，充当着袁绍的马前卒。

袁绍对待乌桓的政策究竟是什么样呢？《三国志》称为“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 。一方面，他利用乌桓与公孙瓒的仇恨，答应了辽西乌丸首领蹋顿的求婚，以本家女子出嫁乌桓，从而在对公孙瓒的战争中争取到了乌桓支持。另一方面，袁绍以汉天子的名义，册封乌桓3位头领，“遣使即拜乌丸三王为单于，皆安车、华盖、羽旄、黄屋、左纛”，不但赐予仪仗，而且颁赐印绶。

以中原王朝的名义对乌桓的首领加以册封，对志在统一乌桓各部的蹋顿来说，可谓及时雨。袁绍由此与乌桓各部建立了比较良好的关系，袁氏集团瓦解后，袁尚兄弟能托庇于辽西蹋顿，也正得益于袁氏和乌桓的同盟关系。但史书中“收其精骑”之语，恐有夸大之处。袁绍或许可以通过互市得到北族战马，但能从乌桓一方得到的兵力恐怕极其有限。

乌桓骁勇善战，经过多年发展，种落繁炽，至东汉末年已成大患。“汉末，辽西乌丸大人丘力居，众五千余落，上谷乌丸大人难楼，众九千余落，各称王，而辽东属国乌丸大人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丸大人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皆有计策勇健”。

我认为，“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这句话，是陈寿给予了袁绍足够大的面子。实际上，袁绍招募的，是“内附乌桓”而不是“外族乌桓”，生活在幽州内部的游牧部落。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名王”或者“袁绍本家女子”的求婚，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那就是被赐予仪仗、颁赐印绶之后，就有了合法的税收，不用再等刘虞式的慷慨和张纯式的劫掠了。

乌桓也不是傻瓜，袁绍封的官职，他们能信吗？他们难道不知道长安政权与东方联军的矛盾，袁绍是代表不了朝廷的？因此，与“颁赐”配套的物质利益，例如粮食、金钱等等，很显然需要袁绍自掏腰包，就象袁绍向着乌桓求婚，需要袁绍的“本家女子”一样。

至于“收其精骑”，陈寿不外乎是这样替袁绍辩护：看哪！袁绍虽然看上去委曲求全了，但他没有跪呀！他还得了这么多的乌桓好马！可实际上，“收”用的很巧妙。因为，购买马匹也是收，邀请乌桓加入自己的队伍，也是收。如果你将这个字理解为“没收”，或理解为“收购”，那性质是天壤之别的，一个需要掏钱，一个不需要掏钱。

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招引这些“外族”，打击民族英雄公孙瓒，是否妥当，读者自己判断。

公孙瓒失败的总因素可以归结为：他军事太强了！又太穷了！

因为军事太强，公孙瓒与乌桓鲜卑结下了血仇，袁绍能够争取的力量，公孙瓒却不能。此时，很显然即使没有袁绍出价更高，鲜卑和乌桓也不大可能选择公孙瓒而不是袁绍去合作。

然而，公孙瓒能够争取的内部反叛势力黄巾余孽、黑山军张燕等，袁绍却非但不能，而且是严厉打击的对象。虽然，东光之战时，公孙瓒打击青州黄巾，可谓心狠手辣，但太行山上的张燕集团，却并没有任何为这些散兵游勇复仇的打算。

有人认为，是由于下述的传说，公孙瓒修建了易京楼，【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但我认为，这种因果关系是反的。公孙瓒修建的易京楼，是从雄县到渤海湾，沿着易河修建的顽固性堡垒【乃盛修营垒，楼观数十，临易河，通辽海】。和董卓的郿坞一样，这不是享受的场所，而是军事要塞，是幽州南部的屏障。根据“唯有此中可避世”这个简单的地点判断，就构造如此复杂的工程，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京”的象形文字，下面是堆砌起来的土丘，上面是一个平台和护栏。最上面的一个点，强调了“京”的高瞻远瞩作用，是指挥部队的灵魂所在。

因此，正是由于公孙瓒修建了易京楼，才有了在公孙瓒的辖区“可避世”的安居乐业的传说。因为，书上写道：【瓒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能把来自冀州的麴义的粮食熬尽，很显然是这片复杂的军事要塞，较好地防卫了辖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也就是说，公孙瓒的基本思想，是放弃了游牧式战争方式，象乌龟一样形成坚硬的躯壳，在内部恢复农业生产，形成一个类似于田畴后来的小王国。而不是中间一座城，四围老百姓的“坐守困者”的一贯理解。

修建易京楼有效地避免了袁绍的长驱直入。从197年到199年，袁绍愣是攻不下这些高高的钉子，气的向公孙瓒写信求和了：我们一起讨伐过董卓，都为国家出过力，我们合作一起南下与曹操、刘表等人争霸吧！

但公孙瓒没有听。也许，下邳城上的吕布，听了曹操的劝降，马上就“丞相且退，尚容商议”了，立刻准备投降曹操保得一命。可惜陈宫射向曹操麾盖的一箭，彻底断了吕布的前程。

公孙瓒听了却没有用。因为吕布投降曹操之后可能会被重用，获得比张绣投降之后更好的待遇。但公孙瓒听了袁绍的话就投降，只有死！

公孙瓒这一点也没有做错！因为他从韩馥事件中，已经看清了袁绍的真面目。

那么，是不是因为公孙瓒不救援被攻打的部将们、让其自生自灭造成的呢？

也不是！

当初的陶谦，丹阳精兵相当厉害，徐州富甲天下，却招募民兵守城，实行不抵抗政策，纵容曹兵掳掠杀人，一个劲哭喊着没兵没粮，在坚固的徐州城里发信去千里大求援。

当初的孔融，明明在淄博仅仅受到黄巾军残余势力管亥的小规模骚扰，明明匹马单枪的太史慈就可以轻松制服这些黄巾军，却不愿意拨付给太史慈任何兵力，反而学习陶谦那一套，写信让德州平原的刘备去救援他的北海郡淄博，去对付一小队人人眼馋而欲收为囊中的黄巾贼！

当初的刘备，明明见了孔融的信，自己就可以支援了，却还要跑到公孙瓒这里哭穷，套走了大量人马、将领，结果才发现，这位老同学向自己借了人，唯一的好处就是抢徐州太顺手了。

这三件事都发生在公孙瓒势力内部，公孙瓒刻骨铭心。公孙瓒为了制约幽州军队出现陶谦、孔融、刘备的这种陋习，要求将领各自防守一京一楼，各司其职，不得四处撤离，又将将领的家属作为人质放在易京楼上，人心离散了。

有人说，公孙瓒失败于故步自封。因为他根本不与大将们会话，派一些嗓门大的妇女们传话，有重要密件，就用动滑轮拉到易京楼上去阅读，彻底激怒了部下。

这么说也不对。如果公孙瓒的将军们在易京楼产生哗变，情况比陶谦的徐州更严重。因为公孙瓒有可能因为这一点，早就丧失了生命，而不仅仅是城池了！

不是公孙瓒的大嗓门传话妇女们、公孙瓒的动滑轮、公孙瓒对部将的放弃救援激怒了众将；而是长期与袁绍作战失利之后，已经怒起来的将领们，迫使公孙瓒启用大嗓门的妇女们去传话，迫使公孙瓒用动滑轮传递书信，迫使公孙瓒严肃军纪。以这样的方式来杜绝类似以前陶谦的求援、孔融的求援，并避免像刘备空手套了陶谦的徐州这样的骗局。

这一点，公孙瓒似乎也并没有做错。

后来，袁绍军团完成了三国演义上第一次浩瀚的军事行动：挖掘大规模的地道，用土工作业的方式攻陷一座城市（或者这里应当称作一堆坚固的军事要塞）。袁绍的文韬（骗取冀州），袁绍的武略（攻陷易京楼），已经达到了当时的巅峰状态。

就这一次攻坚战，纵使盘点诸葛亮的一生，也难望袁绍之项背！

所以，按照重要性排序，公孙瓒的一生，失败的4个因素：

（1）杀死了刘虞（在外界看来是这样的），又与内附乌桓不可能媾和，失去了粮食供给；

（2）轻骑兵的指挥战术虽然很强大，但遇到了出生于凉州的名将麴义，以重装步兵的盾牌+铜弩机式战术破了公孙瓒；

（3）袁绍四世三公的余威很强，对内附乌桓的开价更高；

（4）陶谦依托强兵坚城的千里大求援、刘备的背刺，使他坚持认为将领应当各守一城，不得擅离防区。

后来公元200-202年，曹操进一步战胜袁绍，则是同样的原因：袁绍太强了！

因为，如果袁绍仍然维持着冀州一个地盘，兵力密度极高，尚可成为曹操真正的对手。

但他错误地把【督冀、青、幽、并四州】看作壮大的标志（相信现在许多人也这么认为）。这就造成了兵力密度的高度稀释，幽州也要防守，并州也要防守，青州也要防守。

而曹军200年的总兵力和袁绍旗鼓相当（并不是“以弱胜强”），却占据着相对狭小的地盘，兵力密度超高，放弃了“防守领地”的巨大累赘，象锥子一样专门对付袁绍的冀州军团，胜算自然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