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得胃病之后，母亲的护理是最上心的。

      1980年秋，一个15岁的中学生不得不回家休养。他的急性肠胃炎，比他的性子还要急。多次呕吐之后，已经浑身软绵绵的。肠胃受到变质食物的多次伤害，需要调养数日。

     中学生知道自己家里的经济条件。他从来不浪费一粒粮食，不会扔掉一丢丢掺面馒头。所谓掺面馒头，就是玉米面和小麦面掺和起来的馒头。由于玉米面的比例远高于小麦面，馒头是黄色的，质感要比纯白面（小麦面）的粗糙许多。那时候，还有生产队这个机构，劳动力公分，年底结算。壮劳力只有年过五旬的父亲一人，年底分红不分到窟窿才一年。大姐、二姐嫁到了外村；三姐虽然嫁到了本村，家境一般，也接济不了娘家。四姐小学就辍学在家、干活。哥哥很争气，已经考入省会的卫生学校，需要不少花销。

     除了缴纳书本费和学费，我从来不向父亲张口要钱。高一的时候，有人说只要你写入团申请书，很快就能入团。我发愁的倒不是写作一份申请书，发愁的是：一旦入团了，每月的团费，我是不是都得问父亲要？（我是大学二年级，满了18周岁后才入团的；那时候津贴费是11元，交得起团费了）

     我就读的高中到村里大约15华里，住校，每周六回家背一次干粮、咸菜，等。

     冬春季节，食物容易保存，夏秋季节，黄馒头放不了五天就变味儿了。夏秋季节的每周星期三，需要有人送来新干粮。送干粮的工作，由父亲、姐姐和姐夫们、老乡们承担。老乡们，一般是在集日顺路送来干粮。有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老兵，讲话比较冲；他记不住我的学名，站在教室门口，大声叫着我的小名，让我取干粮（土话，叫做“干哩”）。在同学们善意的笑声里，我扭扭捏捏地走出了教室、取了干粮放到了宿舍里。

      宿舍的门口，有一池荷花。英语老师，曾经在池塘边上张贴荷花的英文单词，这个单词我是永世不忘了。我们经常围着荷花池吃饭、聊天、分享别人的小菜。主食，是不宜分享的，但咸菜和饺子可以。

    有一次，我从家里带来了白面含量较高的千层饼。那时候，我不懂得把他们摊开了放。有一天，两张半块的千层饼粘在了一起，从缝隙里长出了长长的毛。我的宝贵干粮，就是在荷花池北面的宿舍里发霉的。我舍不得丢弃千层饼，撕掉长毛，就着咸菜吃了下去。当天倒是没有什么感觉，却为日后犯病留下了祸根。

     变质的干粮吃了多次，肠胃就提出严重抗议了。它们不仅拒绝消化食物，还拒绝接收，它们罢工了。无法进食，喝水也要吐出来。 课，是无法再上了。

      我只好回家调养。身体虚弱，自行车车把都掌握不住了。自行车在我手里，直打转儿。周同学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他二话不说，就推出了自己的自行车。骑行十五里夜路，周同学把我送到了家里，连夜回校。 

     回家两天之后，我肠胃里的毒素已经排清，可以进食了。先喝小米稀粥、再喝稠粥。窝头、馒头随后。

      记忆最深刻的是葱花儿面。葱花儿就是带从白的小葱切得细细的， 滴上几滴香油，备用。柴火、清水煮面条。面条出锅后，将葱花儿倒入盛满面条的碗里，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美食就开始诱惑中学生的味蕾了。他的哈喇子几乎要从炕头留到地面了。几天下来，家里的白面让我消耗得差不多了。母亲到邻居家借过面。东北邻居和我家的墙头不到一人高。母亲可以和对面的女主人隔着墙头对话。邻居家会木匠、劳力也多，比我家要富裕一些，人也和气。不用出家门，隔着墙头多半升白面就递过来了。

     我还记得，在西厢房炕头的山墙上，苗条的热气曲曲弯弯、飘飘忽忽地升腾。我侧身坐在炕头，靠着山墙，左手碗，右手抄起筷子。一大碗面条很快就进入了胃中。

     村里，偶尔有换豆腐、换大米、换小米的人在街头吆喝。换豆腐，是用黄豆。换大米、换小米，用的是麦子或玉米（口语：棒子）。家乡靠近太行山。二十里之外的山区出谷子（小米），小麦产量却比较低，就拿小米来换麦子或玉米。我们当地是不种水稻的，不知大米是从什么渠道运来的，一斤大米恐怕得换一斤半麦子。不是特别馋、不是家里条件特别好的，不是由特别需要的，没有人愿意用麦子换大米。

     我不记得休养期间，是不是有换大米的来过。记得的是，有一回母亲乘坐生产队的大车，来到了高邑中学里。她用白色羊肚子毛巾包着一个大海碗。大海碗里是冒着热气的鸡蛋炒大米饭（这里不赘述，另有短文《一碗蛋炒饭》）。

     我在家休养了一周。不知道享受了多少小米粥、多少鸡蛋，多少碗葱花儿面。

     终于缓过来了，重新回到了教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