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有多篇文章，论及冷漠是走向陌生人社会的必然，或代价等。笔者认同费孝通先生关于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包含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的观点，然而，期间一定要经由冷漠吗？笔者没有，也不可能经历西方国家历史上的这一阶段，不拥有相关的经验，但通过所阅读的书籍和文章，经过自己的思考，还是可以得出相应的判断：当代中国的冷漠，不论是发生在广州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未必是人类历史的必由之路，至多是当代中国的必然，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冷漠。

从远的看，中西方文化的一大区别是，西方在公元前后就形成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世价值的宗教，诸如四海之内皆兄弟，惠及众人而不只是熟人，还有，如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给他打（抱歉，我记不住先打那一边了，不过这无关紧要），对他人——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的宽容到这样的地步。当然还有完全关乎陌生人的罗马法。印度的佛教也具有强烈的普世价值。这样的宗教早在社会进入现代之前，已经超越了熟人，为陌生人社会的到来铺设了“长程作用”的纽带。所以，不冷漠，彼此的相助乃至爱，是内心信仰的需要。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宗教。虽然儒家等学说都在不同角度涉及人际关系之仁爱，之“和”，甚至被列为准宗教，但毕竟不同于深刻而进入内心的宗教情怀（顺便说，中国古代为何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科学网是否可以就某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发起讨论？）。反过来，中国古代的熟人社会却具有更为强大的束缚，只要看看福建那围成一圈的建筑（叫什么名字来着，土楼？），生活于其间的个人犹如显微镜下的样本，瞄准镜前的靶子，在那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那么严格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制约下，一举一动，真是明察秋毫。由此看来，中国的传统社会，熟人更“熟”，而一旦进入现代社会（注意，也是中国特色！）陌生人也就更“陌生”。

远看另一个不同是，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从中世纪后期到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渐次形成。由下而上的形成过程，强大的市民阶层，以及超越国家的宗教，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国家的权力始终受到制约，哪怕是现在金融危机之中，政府的决策依然要经过反复辩论，被否决而修改而再议之事屡见不鲜。市民阶层，换个角度就是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社会，在各项事务的运作特别是社会自治自理上起到重大作用。正因为此，市民自觉承担了社会中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不冷漠，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中国历来是大政府，近现代以来尤甚。政府事无巨细，大包大揽。久而久之，个人便把社会上的事务，甚至个人的事情都交给政府。组织的温暖和光辉从一个人的降生一直照耀到盖棺论定，或许还要延伸到前世后生。既然政府控制着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为什么不能承担社会的治安和保障呢？如果政府感到力不从心，为什么不把一部分资源移交社会，让社会有能力和信心，由冷漠加热到温暖呢？

从近的看，几十年阶级斗争，对当今之冷漠功不可没。斗私批修、揭老底……，不要说陌生人，熟人，甚至亲人，道德底线在非人的强权之下轰然倒塌。听听电影“闻香识女人”中，上校为一个学生的辩护吧。

眼下来看，失控的无序的市场为冷漠褪去了仅存的遮羞布。国家放弃监管（如免检），社会无力监管。当政府对例如假币和伪劣商品的打击乏力之时，又如何要求没有专业知识的个人修炼火眼金睛？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几乎走向极点。记得有人说过，在一个信用缺失的社会里不可能充分发挥IT特别是网络的作用。成为反讽的是，在一个信用缺失的社会里，网络，却可以把欺诈发挥到极致！还有众多通讯公司参与其间。

鲁迅先生有言：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

冷漠啊，冷漠，中国特色的冷漠，你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