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66年，为躲避伦敦鼠疫，牛顿回到乡下，遇见了那颗改变人类命运的苹果；同年的欧洲大陆上，莱布尼茨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含混的法律情形》，提出用数学解决法律体系中概念含混不清的问题，后世称之为“法律公理化体系之梦”（又称“莱布尼茨之梦”）。

13年后，为了论证上帝从“无”中创造万物，莱布尼茨完成论文《论二进制级数》，给出二进制算术的表达原则。历史在这里和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为了迎合上帝而发明的二进制，在两百多年后成为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基石；而莱布尼茨梦寐以求的法律公理化体系，也在21世纪的人工智能时代重现曙光。

2017年4月11日，美国第17任首席大法官小约翰·罗伯茨被问道：“你能否预见将来有一天，AI驱动的智能机器将协助法庭认定事实，甚至介入司法裁决程序？”他回答：“这一天其实已经到来。”

上周的数字法课堂上，我做了个小调查，请同学们投票回答“和人类相比，人工智能会不会更加公平公正？”参与投票的310人中，33.9%的同学认为人工智能会更加公平公正，34.8%的同学认为人工智能不会更加公平公正，其余31.3%表示不确定。

当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中，只有三成左右的年轻人确信人类会比机器更加公平公正时，是否意味着Z世代会更容易接受一个由算法主导审判的世界？在许多中年人的眼里，这大概是一个不可理喻的荒诞前景，人类坚守的道德底线与情感判断难道真的可以被数据与概率定义吗？

然而，我总觉得，中年人并没有资格去抱怨年轻人的离经叛道。在投票前，同学们曾接到提示，一定要和自己接触过的人类，尤其是法律职业人进行比较。如果人类中最应该坚守公平正义的人群，仍然不能给年轻人足够的信心，又凭什么阻止他们转向算法寻求公正的可能？

我们给了年轻人什么样的世界？

人类曾以情感之名构筑联结，如今却将爱、信任与理解拆解为可测量、可计算的情绪产出，亲密关系被编码成匹配算法，友情沦为社交资本的加权平均，连悲悯也被训练成可模仿的情感模型。

当“人”成为被量化、被筛选、被优化的资源，当绩优主义正在吞噬社会的温度与个体的尊严，当“价值”成为人际交往的标尺，当亲密关系被异化为“情绪价值”时，人类生命的独特性便在效率与算计的夹缝中悄然消逝。

这，大概就是数字时代的图景，给法学带来的最大诘问：当人类在资本的洪流中沦为数据，法律所捍卫的“人”的形象还剩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