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演绎在认识过程中表现为运用由科学归纳得来的一般原理来指导对个别的或特殊的事物的认识。

       正如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科学归纳是一能动的思维过程，从一般再回到个别的科学演绎亦是一能动的思维过程，它需要思维主体或认识主体具有触类旁通的能力，即能够利用通过研究某类事物中的一些个体而获得的关于此类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本质、规律）的知识来进一步认识此类事物的其他个体。这种类推能力，也就是科学思维主体所应当具备的灵活性——在科学认识中由一般到个别的转化，靠的就是这种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也就是通常所谓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或一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科学演绎作为从一般再回到个别的思维活动，其实是理性认识的一种发展，是科学认识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如果说从个别到一般的科学归纳是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话，那末，从一般到个别的科学演绎则是由浅入深、由此及彼地从较低级的理性认识上升到较高级的理性认识的飞跃。这里后一种飞跃，实即由科学的认知理性到科学的实践理性的转化，它是科学认识过程中实现知行统一的必要条件，若没有这种转化，知就不能过渡到行。

       故在科学演绎中，应当力戒“执一不化”的教条主义——拘泥于一般原理或原则而缺乏灵活性，把一般原则或公理当作教条，不愿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遇事只知把一般原则拿来生搬硬套，结果当然是行不通的，由是方寸大乱，不知所措矣。

        一般地说，教条主义的错误是在于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知和行相分离，然而之所以会导致这种分离，从科学思维方法论角度看，则是由于思维主体缺乏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类推能力，因而在思维过程中便不能实现从一般到个别、从认知理性到实践理性的飞跃。

       思维主体能否做到触类旁通，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创新意识。如果他只知墨守成规，而不敢越雷池半步，那他就断然不能达到触类旁通的境界。科学的演绎决非是所谓“不能生育”的守成思维，它亦是一种地道的创新思维。

       科学认识之由一般到个别的转化倘若离开了创新，那是绝对不能实现的，因为这种转化实质上就是把经过思维的抽象而脱离了个别而存在的“一般”——在思维中存在着的一般，重新还原为与个别相联系而存在的一般——现实地存在着的一般的过程。

      这里前后两个一般，其实并非是同一个东西，前者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后者则是现实形态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属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一种既互相同一又互相区别的辩证统一关系。这种辩证性决定了由一般到个别的演绎过程的辩证性，亦即决定了该过程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本质上就是思维的创造性。

      从唯物辩证的观点看，这种创造性即表现在思维主体积极主动地使思维中的一般适应现实中的一般，易言之，亦即依据现实情况来调整思想观念，以达到观念同实在相符合。

       这个过程，从演绎对归纳的关系来说，实质上就是对归纳的结论进行检验的过程。其检验的结果，要么是推翻了原有的结论，要么是巩固了并丰富和发展了原有的结论，而决不会是对原有结论的简单肯定或原封不动的维持，因为“移入”到人们头脑中的东西是绝对不可能同它的客观原型完全一致的。

       另一方面，从科学认识对实践的关系来说，上述过程实质上也就是把原则性的认识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案的过程，亦即运用一般原理来对具体的情况作具体分析的过程，或者也可以说是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过程。

       要之，科学的演绎决不是局限于一般范围内的简单推论，而总是要超出这个范围而达到个别的，因而它必然内在地包含着具体经验，一如科学的归纳并非是局限于个别范围内对具体事例的简单罗列，而总是要越出这个范围而达到一般的，因而它必然内在地包含着抽象思维——这种情况，恰恰就是个别与一般、归纳与演绎之互相包含、互相渗透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表现。“执一不化”的教条主义思维方法则是非科学的演绎法，此种演绎法才真是如同“不能生育的修道尼姑”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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