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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儒”与“反儒”皆非合宜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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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由聪先生所撰《孔夫子就真的那么值得推崇吗？》一文（发表于：博客中国http://vip.bokee.com，
“孔夫子就真的那么值得推崇吗？洋洋洒洒宏论国是是政治家、理论家们的事。在下这里‘耗’不起。但就凭我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认识，我确信：中国要进步就不该尊孔，中国要强大就必须反儒！孔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被尊为圣人，权威的说法称：‘他做过大夫，而一生主要是从事私人讲学。晚年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这是他的主要事迹：做官、讲学、理诗、修史，可他这四件事件件都做的不地道……”
通观其文，其作者思维的基本逻辑在于：崇儒尊孔与中国进步之间是一种绝对对立关系：崇儒尊孔，中国就绝对不能进步；反之，中国要进步，就绝不能崇儒尊孔。基于这个逻辑，他提出了“反儒”（即“反孔”）的主张。
很明显，其“反儒”的主张，是直接针对近年来有些人所谓“复儒”（复兴儒学）的主张提出的。然而在笔者看来，“复儒”与“反儒”皆属不合时宜的迂腐之见。
首先，什么是“儒”抑或什么是“儒家”和“儒学”？必须弄清了这些问题，我们才好正面来讨论我们现在是否有“反儒”或“复儒”的可能与必要这样的问题。
“儒”原是指周代社会上的一种职业——“相礼”，从事这种职业者，是在民间或政府举行较正规、较庄重的社会活动时充当司仪角色，负责其礼仪活动，使这种活动符合当时社会的礼仪规范或礼仪标准，以显其主办者的郑重其事或庄严其事，并以示其自尊及对来宾的尊重之意。
孔子年青时曾从事过“相礼”之职业，因其曾为儒者，故由他开创的学派遂被称名曰“儒家”。后世所谓“儒家”，是指历史上包括孔子本人内在的为孔子所弘的所谓“周孔之道”的传承者。
“儒学”是指儒家所从事的学术活动和与此相关的其它社会活动，以及表达作为这些活动的精神成果的儒家经论和后儒对先儒的经论及其社会活动的研究与述论。
“反儒”者或“复儒”者所要“反”或“复”的“儒”是指什么呢？
——是指孔子及后来信奉其学说者这样一些儒家之人吗？
——是指儒家所从事的那些社会活动吗？
——是指儒家的经论吗？
——是指后儒对先儒的经论及其社会活动的研究与述论吗？
若其“儒”是指孔子及后来信奉其学说者这样一些属于儒家的学人，则“反儒”者乃是反对其人也；“复儒”者乃是复兴其人也。然而，除了绝少尚生活于现世者以外，其风流人物俱往矣！往者不再来，你如何去反对他们？（欲鞭其尸骨尸粉乎？）又如何去复兴他们？（欲试取其DNA以“克隆”之乎？）
然则，生活于现世的那些号为“儒者”而盖属“儒家”之人，便成为“反儒”者和“复儒”者唯一可“反”、可“复”的现实对象了。然而，其“复”是绝无必要的，因其对象还好好活着呢，何用“复”乎哉？其“反”则不可取，因如是之“反”，其性质无外乎“人身攻击”，实属缺德行为甚或违法之举，岂是有德守法者所可取或当为者哉！
若其“儒”是指儒家所从事的那些社会活动，则这些活动是其主体在其特定社会条件下和历史时空中进行的，它们根本就没有可能再现于当今或未来的社会条件下和历史时空中，既是如此，就无“复”的可能，当然也更没有“反”的必要。
若其“儒”是指儒家的经论，则其经论所存留于今者，不过是记载和反映儒家思想的那些书籍，故其“复”或“反”的对象要么是儒家思想，要么是儒家书籍——至少二者必居其一，抑或二者俱“复”或俱“反”之乎？
然则，就“反儒”者而论，按其中国要进步，便不能崇儒尊孔，而必须“反儒”、“反孔”的逻辑，其“反儒”之法自然莫善乎“焚书”了——既然对中国的进步只会起到阻碍作用而起不到任何促进作用的儒家思想是依赖于那些书籍才得以存留的，则焚其书以毁灭其思想所依存的物质根据，当然是杜绝其隐患和后患的最佳办法了——当年秦始皇也就是采取了这个思路“焚书坑儒”的。（未知由聪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再就“复儒”者而论，其“反儒”之法自然首先是“复兴”儒家书籍，进而“复兴”儒家思想了。“复兴”儒家书籍是比较容易的，只要找些学者对这些书籍加以“考据学”式的研究和整理，然后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将整理好的书籍连同其资金一起交给印刷界便可成其事。问题的关键倒在于：怎样“复兴”儒家思想？其“复兴”的恰当之法为何？
这里有必要对“复兴”概念的涵义做一番辨析的功夫——必须首先弄清楚了它的含义，然后我们才可以讨论有关“复兴”儒家思想的是是非非，否则，若论者诸方对其概念各取一义而执之，则其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讨论“复兴”概念的内涵，关键是要抓住标志其概念的“复兴”一词之“复”和“兴”这两个词素，因为在这里“复”和“兴”是互相起限定作用的，即“复”和“兴”各自的性质都是由对方来规定的。
我们知道，“兴”的反义词是“亡”，而“兴”亦常与“衰”相对。故“复兴”之为言也，其义无非有二指：一是使“亡”者再“兴”；二是，使“衰”者再“兴”。除此以外，恐无有他义。（在下愚陋，一时难以想出其它义，诚望方家赐教。）
在使“亡”者再“兴”的意义上，“复兴”之“复”是起死回生之“复”，“复兴”就是“复活”；在使“衰”者再“兴”的意义上，“复兴”之“复”是转衰为盛之“复”，“复兴”就是“复盛”。
然则，若“复兴儒家思想”就是“复活儒家思想”，则持该主张的一个逻辑前提显然就是肯定如今儒家思想已然“死亡”而“不在世间”。这个“死亡”或“不在世间”，当然不是自然生命消逝意义上的去世，即不是指儒家思想不复存在，而是指儒家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不再起任何作用了。然而，事实果真是如此吗？当然不是。
主张“复兴儒家思想”的人提出该主张本身就表明：儒家思想至少对这批人是起了作用的，而且这种作用还是如此的现实而重大，以至于使这批生活在现代的人都被或多或少的“儒化”了。这种“儒化”适足以证明，儒家思想在现世生活中仍有其相当大的现实影响力，就是说，它仍然“活在世间”而尚未“死亡”，而不管其“生活”的具体状况是怎样的。
因此，如果说“复兴儒家思想”就是意味着“复活儒家思想”的话，那么，“复兴儒家思想”的主张所赖以立论的逻辑前提何在呢？显然，压根就不存在这样的前提！
若“复兴儒家思想”就是“复盛儒家思想”，则持该主张的一个逻辑前提,显然就是肯定，如今儒家思想已然“衰败”或“衰朽”了。应该说，这个前提是可以而且事实上是成立的，如今儒家思想确实已然“衰败”或“衰朽”了！虽然它在现世生活中仍有其相当大的现实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它不再是当其盛期之时那样，曾为中国统治阶级所信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使得举国上下都要受其思想的支配，而只是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处于从属地位，而仅仅支配着很少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灵的一种思想了。显然，这部分中国人的代表，就是那些主张“复兴儒家思想”的学人。这批学人，不满于儒家思想的现状，而希望并主张且致力于使它“复兴”——“复盛”——重新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
我们姑且不论儒家思想应不应该重新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只来讨论这种思想是否有重新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的可能——假使连这种可能都不存在，其“应不应该”的问题就绝不是一个真问题。
我认为，要使儒家思想重新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那是不可能的。
从意识生成史角度看，意识（包括作为其物质外壳的语言）原是适应社会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亦即它生来就是服务于社会交往的，故其性质、内容、形式等等，都是由社会交往决定的。
社会交往是一个历史过程，其历史性决定了服务它的意识同样不能不具有历史性，亦即不能不受社会交往所赖以开展的时空条件与物质条件的制约，以及由这些客观条件所规定的社会交往本身的形式与内容及其本质的限制。故社会交往的发展决定了其交往主体的意识的发展。换言之，社会交往主体不同，其意识也就不同。
作为社会交往主体的人，其本质就是社会关系，其意识是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反映，是以这种社会关系为转移的第二性的东西。当今中国的社会关系，从经济上说，从其发展必然趋势上说，就是以正在迅速形成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其他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无不是而且也应当是从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这种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本质上应当是也只能是反映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思想。
然则，产生和发展于中国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儒家思想，它有可能成为反映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思想吗？
或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不可能呢？难道不可以对儒家思想加以改造吗？只要改造得好，它不就可以转化成能够反映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思想了么？！也许，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姑且承认其主意合理可行吧！
然而，按照这个主意，则所谓对儒家思想的“复兴”（“复盛”），也就应该说成是对儒家思想的“改造”才行了。既是如此，也就大可不必在名词上去绕圈子，何必要讲什么“复兴”呢？干脆直接讲“改造”就行了！
然而我相信，主张“复兴儒家思想”的人，恐怕其意思并不是主张要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因为这样的主张是谁都可以接受的。
“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改变世界”（列宁语）。整个世界——包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有待于人去加以改造的。儒家思想当然也有待于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的改造。如果主张“复兴儒家思想”的人，其本意就是这个意思，那就等于说，他们不过是提出了一个早已烂熟于吾人之心的常识罢了。
我以为，如此去理解或猜度他们的旨意，那便无异于说，他们原不过是一些善于通过玩弄文字把戏而将普通常识变戏法似的变成了他们自己思想的新发明来“忽悠”世人的“文字戏法家”罢了！
所以，我宁可相信（但还不能就断定），他们的本意应该不是想要改造儒家思想，而是想要“复盛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重新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这个主张可能包含这样两层意思或者至少是其中一层意思：
一是，现行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应该被抛弃，并且应该让儒家思想而不是其它什么思想来取而代之；
二是，中国不应该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抑或其它什么经济，而是应当努力使中国社会复归到自然经济时代，而儒家思想正是切合且最为切合自然经济时代之需的思想。
无论是其中那一层意思，在我看来，它们都是迂腐而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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