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石攻玉”：综合化知识重建——以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为例

刘大椿先生曾用“学科整合”来描述学科深度分化之后知识的综合化发展。关于学科整合过程中学科交叉融合而产生新知识的知识重建方式，刘先生将其描述为“各学科在研究领域、方法、规范等方面的交叉、渗透、移植和互鉴”，并将人文社会科学整合的基本过程概括为三个方面：（1）学科交叉和传统学科界限的消解；（2）综合性课题与跨学科研究的兴起；（3）学术共享范式的创生。此类综合化知识重建，可以文化人类学中文化心理学派（又称民族心理学派或种族心理学派，也称文化与人格学派）主要代表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为实例。

本尼迪克特从1921年开始，师从美国当时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从1936年起担任该校人类学系代理主任，1946年当选美国人类学学会主席。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是本尼迪克特的校友，曾在哥大专攻心理学，1924 年获心理学硕士学位，因结识了本尼迪克特的博士生导师、时任哥大人类学系主任的博厄斯，受其影响而转攻人类学，1929年获哥大哲学博士学位，长期在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工作，先后担任该馆助理馆长、副馆长、馆长及该馆民族学名誉馆长等职，1959—1960年还担任美国人类学会主席，1970年担任美国科学进步协会主席，1979 年被追授“总统自由奖章”。在米德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等一起创建了文化心理学派，将文化人类学与心理学联系起来，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

本尼迪克特和米德都是把通常用于个人的心理分析概念应用于文化人类学中的群体研究——可将此类研究比作“引石攻玉”，但本尼迪克特比较偏重于民族性格（或曰国民性）研究，其早期代表作《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1934）提出“文化为大写的人格”，表明其所谓“文化模式”是属于文化心理学范畴的概念——“文化”是指人类群体（民族或种族）性格；“模式”是指（民族或种族的）性格类型；“文化模式”是指通过人们的惯常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彼此互有差别的种族性格类型或民族性格类型。其书是依据其对有关部族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来讨论种族性格的理论著作，该书所重点分析的三种文化模式（“日神型”“酒神型”“妄想狂型”），实际上就是三个种族（新墨西哥州的普韦布洛人、美洲西北海岸的克瓦基特人、新几内亚东部多布人）的三种不同性格类型。本尼迪克认为，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模式，是因为诸种文化皆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受民族精神的制约和引导，人们的行为仅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其他部分都受到压抑，从而使得多种多样的行为可以被整合成彼此相互联系、和谐共存的一个有机整体。在《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1946）中，本尼迪克特更将其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理论，用来研究和分析近代文明社会中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她借用“菊”与“刀”来比喻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的矛盾性格。通过对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习俗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

米德的研究课题相当广泛，著述等身，一生共计出版、发表了44部专著、1397篇文章，还制作了43部音像作品。她的第一部著作《萨摩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1928)是通过对萨摩亚群岛上50多名13-20岁萨摩人少女的跟踪调查和细心观察来研究和分析其青春期的群体心理，试图据此来解答生理因素和文化因素各自在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人类青春期的心理特质——这也是当时西方文明社会所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后来，在通过对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深入研究而写成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1935)一书中，米德具体论证了这三个部落各自不同的文化相应地产生了不同的性别角色和性别气质，否定了认为男女的不同气质是由于其各自不同的生理结构所造成的传统说法，得出了气质由文化塑模而成的结论。米德还在该书中指出，人们通常所谓的不正常行为主要是指那种与该社会文化规范的要求相背离的行为，因此，考察一种行为是否正常，应着重从文化方面对其加以考察，而不是单纯去考虑它的生物性原因。在《男性与女性——有关变迁世界中性别角色的研究》（Male and female : a study of the sexes in a changing world.1949）一书中，米德更提出了关于塑造两性角色并能使人的各种潜能充分得到发挥的理想文化：一种既给两性带来满足感又不减弱其对自身性别的确定感的文化模式。 

由刘大椿先生所概括和描述的人文社会科学整合过程的三个方面，在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实例中都有明显的体现：（1）在她们的研究中，文化人类学与心理学的学科界限消解了；（2）由于她们的研究，文化人类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中一个新学派——文化心理学派兴起了；（3）经由她们的研究，心理分析不再是心理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而是成为一个新的学术范式，为心理学和人类学、文化学所共享了。从知识创新角度看，其中最重要的是新的学术范式的建立，因为按照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 的观点，某个新的学术范式的建立不只是意味着一套被用以进行新的知识生产的工具（包括新的学术理念、准则、方法等等）的问世，更是意味着随着这套新的知识生产工具的问世，一个新的知识共同体也应运而生——在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实例中，由之以兴的文化心理学派便是这样的新的知识共同体。这个新的学术范式的建立，是其“引石攻玉”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知识成果，正是这个知识成果，开辟了一个新的知识天地，并引领人们在这片新天地里开展新知识的求索。

（摘自拙著《管理哲学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