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小学时的老师——上海知青张维维女士

钟茂初 

2025年暑假，我回到家乡铜鼓县顺化村探亲。听乡亲们说起，不久前，几位1970年代在此插队的上海知青曾回村寻访，其中就有我50年前的小学老师张维维。这消息让我既意外又兴奋，因为，重新联系上张老师是我内心期盼而又不敢奢望的一个夙愿。辗转从小学同学温奎章那里，得到了张老师的电话号码。

1974年秋天，我从梅溪小学初小毕业，升入顺化小学读高小。从1974年9月到1976年7月，我便是张维维老师的学生。那时的顺化小学，所属铜鼓县丰田公社顺化大队，正是上海知青张维维等插队落户的地方。张维维被安排到小学教书，应算是民办教师系列的一员。小学就设在皂角塅温氏祠堂（如今已是文物保护单位。该祠堂建于清乾隆中期，坐南朝北，土木结构，三进两天井，现存上、中、下厅和左右厢房共十余间、门楼、花岗岩旗杆石……）。祠堂上厅的正厅是一、二、三年级的合班教室；正厅前方的天井右侧厢房，是四、五年级的合班教室，我就在这间教室在张维维等三位老师的教导下度过了两年时光（另外两位分别是较年长的卢日桑老师、温文钦老师，他们都是公办教师，但他们早已过世）。紧挨着这间厢房的一间小屋，便是张维维老师的居室（或许还兼着“教师工作室”的功能吧）。 

拿到老师的电话，我未敢贸然拨打。不知老师是否还记得我这个50年前的学生。斟酌着，先发了一条短信：“张维维老师，您好！我是XXX，您在铜鼓县顺化小学的学生，您是否还记得？我想电话问候您，不知现在是否方便接听？”发完，内心有些忐忑地等待。仅仅几十秒后，电话就回拨过来——正是老师的号码。电话那头的声音，与我记忆中的想象完全吻合。（说实话，老师真实的声音与形象，在我脑海中早已模糊。留存下来的，不过是自己想象的。）虽然相隔整整50年，我们的通话却异常顺畅，毫无生疏之感。 

“我当然记得你！”老师的声音传来，“这次回去，同学们都说你是班上最有出息的。说你考上了名牌大学，当了教授，还做过......”她顿了顿，忙补充关键证据似地说道，“我当然记得你。那时，你还是个很腼腆的孩子啊。”“腼腆的孩子”这几个字，让我确信，老师果然还记得我。

老师告诉我，她是1969年从上海来到铜鼓插队，直到1979年才返城回沪，从19岁到29岁，整整十年！电话里，她并未抱怨命运将他们从繁华打都市抛到这闭塞山村，在青葱岁月里历经艰辛，反而是欣喜地分享着知青们这次回村时，乡亲们燃放鞭炮欢迎的盛况。她真挚地称这里为她的“第二故乡”。

我告诉老师，其实我在这里生活的时段，基本与她重合。1969年，大约是我开始记事的起点；而1980年，则是我离开家乡北上求学之时。因此，我们的交谈没有过多涉及彼此这五十年的人生历程，而是围绕着那个小山村里我们都熟知的人、物与往事。 

她在这里生活了十年，早已学会了当地的方言。我们聊起某个人或某个地点时，有时用普通话说一时反应不过来，转而用当地方言一讲，立刻便能心领神会。她聊得最多的还是我们的同学，细细说起这次见到的几位同学的印象与变化。福章、明章、奎章、明姿……一个个名字，一件件往事，在她口中娓娓道来。

她多次提到了奎章同学：“这次回去，他一直陪着我。之后，也经常打电话问候，时不时寄些土特产来。他还邀请我去他自家经营的农庄住些日子。唉，他这个孩子……”从语气里，我听得出一位老师正享受着五十年前的学生对自己的敬爱与眷恋。“你回来的事，他打电话告诉了我。他好像有点感伤，说自己没出息。我就对他说：‘大家都挺好的。各人有各人出息的方式，各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不要拿自己的短处去和别人的长处比。’唉，他这个孩子……”那语气，仿佛又回到了五十年前，她正轻抚着一个略带委屈的小学生的头发，柔声安慰着。我也在想，奎章，一个敦厚能干的汉子，和儿子经营着农庄，吃着亲手种植的各种新鲜蔬果，身兼厨师等多门手艺，这样的生活，不正是许多城里人求而不可得的吗？！

通话尾声，我问老师是否还会再回顺化。她很认真地想了想，说：“我已经75岁，奔80的人了。争取在还能走动的时候再回去一趟，成全奎章的邀请，去他家农庄住几天。那儿有点偏，倒更适合我们这些有情结、有念想的人待着。”“以前都是知青结伴去的，下次恐怕没人同行了，只好自己去了。到时候，你也回来吧！那样，就能把你们这些孩子再聚到一起了……” 

这种感觉真好！年逾花甲，依然有一位老师，称呼我们为“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