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报》为一份文理综合性学术月刊，由创刊于1915年5月的《清华月刊》发展而来，1915年12月始用《清华学报》刊名。由清华学校创办于北京，采用中、英文两种版本单、双期间隔出版的形式。邮务局认为新闻纸类。严复，黎元洪、梁启超为之题写刊名。1920年至1923年停刊，1924年6月复刊后改为半年刊。1934年改为季刊。抗战期间随校迁昆明出版，1946年迁回北平出版。1948年后渐以自然科学为主。从1915年至1948年，先后共出版20卷，约90余期。陈达、浦薛凤、朱自清等相继为总编辑或编辑部主任。罗加伦、熊庆来、吴有训、翁文灏曾为编委。梁启超、萨本栋、胡适、王国维、梅贻琦、周培源、赵元任、马寅初、顾毓琇、冯友兰、金岳霖、陈寅恪、闻一多、王力、俞平伯、张光斗、刘仙洲均曾参与学报的编、审、撰等工作。它是我国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文理综合性学术期刊之一，最早使用中、英文两种版本间隔出版，也是最早在刊名上缀以“学报”二字的高校学报，并在学术性、探索性和舍弃日本间接渠道传入西学而代之以从欧美直接传入西方最新科学技术等方面开创了高校学报的新纪元[1-4]。

     1941年4月在昆明出版的《清华学报》编为第13卷第1期（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其时，邵循正任学报编辑部主任，成员有冯友兰、陈寅恪、雷海宗、闻一多、潘光旦5位。该期载有：梅贻琦的《大学一解》；冯友兰的《孟子浩然之气章解》；陈寅恪的《读哀江南赋》；杨树达的《易牙非齐人考》；金岳霖的《论不同的逻辑》；吴晗的《明教与大明帝国》；谷霁光的《宋代继承问题商榷》；陈梦家的《射与郊》；张荫鳞的《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附顺昌战前之刘锜）；何炳棣的《张荫桓事迹》；陆侃如的《建安文学系年》等。

其中，梅贻琦校长的《大学一解》一文，是抗战时期有关大学科学教育思想与大学学报发展模式的重要文献。该文提出了两点重要思想：第一，提倡文理融通，并为“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的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今日大学……通识为本，专识为末” ，“今日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门，学子对此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8]。《清华学报》编辑部特别指出创刊的初衷是：“欲求博通今古，融贯中西” [9]“因为学问的范围是很广的，所以本报的论著，不用机械式地分类，除文苑一门暂时不登外，其余的著作，但求与本报宗旨相合，俱可选载”[10]。因此，梅贻琦的文理融通说或“一以贯之”说，既是对清华办学思想的一个总结，也是对文理综合性的《清华学报》这种模式的一个肯定。第二，提倡大学与所处环境相融，并负起“教化”职责，推崇古人关于“一乡有一善土，则一乡化之”的说法，认为“一地之有一大学”，则此地化之，“教在学校环境以内，而化则达于学校环境以外”，其具体内容就是“一曰为社会之倡导与表率”，“二曰新文化因素之孕育与简练揣摩”。 由此，则“终将为一地方所共有，而成为一种风气”[8]。这正是西南联大西迁昆明以后，“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11]，倾心致力于地方工农业建设、地方教育、地方科学技术、地方文化的理论性总结和升华,即便西南联大结束以后，也留下了昆明师范学院，并制订了与之合作的办法。

其中冯友兰的《孟子浩然之气章解》一文，在国难当头，外侮深重的抗战岁月，亦不啻为一篇培育民族气节、养成浩然正气教育的绝好教材。什么是“浩然之气”？冯友兰引经据典地指出：“浩然之气是孟子所特用底一个名词”；“浩然之气，是天地之正气，而人得以生者”；“志”又与“气”相关，所谓“志至焉，气次焉”，“气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如他引朱子语：“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便是这样气，人须有盖世之气方得。又如古人临之以死生祸福而不变，敢去骂贼，敢去殉国，是他养得这气大了，不怕他”。“这种气可以说是‘一股劲’，有这种气者，可以说是‘憋一股劲’，这股劲在军队打仗或个人打架中，最可看见。所以孟子举养勇为例。勇士养勇，是养这种气，这股劲。有了这种气，这股劲，则可以‘躬冒矢石’，而无所畏惧”。“有浩然之气者，自然不知富贵之为富贵，贫贱之为贫贱，威武之为威武，所以其不淫，不移，不屈”，“如长江大河，浩浩而来”，“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塞于天地之间，上下与天地同流”[12]。这就是浩然正气。西南联大的闻一多、李公朴、朱自清，正是这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浩然之气常在的大丈夫。

 详见：姚远.西南联大学术期刊及其科学传播——兼与西北联大比较[M].伊继东，周本贞主编.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13-325；中国现代史学会：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2007-11-10（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