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时期，药品短缺成为困扰我国军队的重大难题。尤其是皖南事变后，由于日伪实行严格的医药管制，新四军西医西药获取渠道严重受阻，医药困境空前加剧。 在这样的极端困境下，中医药成为了我国抗日部队的重要医疗支撑，为抗战胜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医疗保障。

抗战初期，新四军曾积极筹建西医人才队伍，拓宽西药获取渠道，使医药困难得到暂时缓解。 但随着战争深入，西药来源日益困难，传统中医药逐渐从备选方案上升为主要医疗手段。基于实际情况，新四军遵循中共中央方针，结合自身实践经验，破除中西医门户之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政策。 这一政策不仅是战时应急之策，也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医药卫生领域践行“自力更生”策略的重要体现。

新四军通过筛选与培养中医人才扩充医疗队伍，甄别与利用中草药缓解西药短缺。 各部队积极响应军部号召，开展了一系列中医药学习与培训活动。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各部队军医就地取材，利用当地中草药资源治疗常见疾病和外伤。八路军制药厂还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时任一二九师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推动研制了我军第一种中药肌肉注射液——柴胡注射液，对各种发热有良好的作用。

河北大学医学部的前身----河北省职工医学院名誉院长马海德是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他1933年毕业于日内瓦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于同年11月从美国来到中国参加革命。1936年6月经宋庆龄介绍，到达陕北，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后在延安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和陕北医学院，并担任八路军总卫生部顾问。这位西医友人在延安被陕北名医李鼎铭的高超医术所折服，毛主席用西药治不好的关节炎吃了李老的4剂中药豁然痊愈，立即拜他为师学习中医，后来因学习针灸还闹了点笑话，成为延安的趣谈。除此之外，马海德还研究利用本地资源制作药品，他带领医务人员收集当地草药，并结合西医知识研制出多种实用的战地药物，其中，用荆条和艾叶制成的消炎药，在战地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位抗日战争时期中医药代表人物吕炳奎原本是上海嘉定的一名普通医生，抗战爆发后揭竿而起，1938年创建杨甸自卫队，很快升级成了外冈游击队。行军打仗途中，吕炳奎始终不忘给乡亲们看诊。1941年他带领八百人的浦东部队去浙东开辟根据地时，一次与日伪军作战期间，流感爆发，敌方和我军“全失去了战斗力，我父亲开出药方，很快我军将士痊愈并前往伪军驻地，将他们的武器尽数收缴”。 吕炳奎“中医司令”的名号就此传开。

抗日战争时期，中医药不仅在缓解部队药品短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战地救护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淞沪会战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组织了10个救护队，其中第8救护队由国医战地救护队与上海市中医药界救护队联合组织，积极救治伤员。著名中医虞翔麟将祥林伤外科医院改为中医救伤医院，附设前线救护队，救护抗敌受伤将士和难民。杭州、南京、武汉、粤港等地均有组织救护队或医院救治伤病官民，全国各地的中医都积极地为军民服务。

国民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征召中医的法规。1938年颁布《国家总动员法》《非常时期中医领证暂行办法》，1939年国民政府卫生署出台《非常时期县市中医诊疗所组织通则》，规定了中医为战事服务的组织办法。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边区，发扬了红军时期中西医并用的传统。1940年在延安召开“国医代表大会”，成立“边区国医研究会”，推动中西医合作，大量开采及炮制土产药材。毛泽东曾经指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如今，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仅要铭记中医药对抗战胜利的贡献，更要学习那种在困难面前勇于创新、灵活应变的精神。中医药在抗战时期的经验提醒我们，在面对现代医学挑战时，应当保持开放思维，充分利用各种医学体系的优势，为人类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