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全球教化 张超中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25年4月第一次印刷）

文明天下 匹夫有责

——《中医药的全球教化》前言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张超中 

重新评价中医药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基础课题，也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而要深入其中，理出端绪，既需要把握中华文明自身发展的起承转合，又需要洞察全球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转型发展。通识古今，综观内外，才能深刻理解中医药的重要性及其特殊性，并对这一特殊性的普遍发展作出未来展望。事实上，基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陈寅恪、柳诒徵等近代诸贤皆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融合发展作出原则性预测，认为中国文化固有一变，但变在何处尚需观望。

2006年，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医药成为与儒、道、释等量齐观的中国文化的新主体。自兹之后，全面阐明中医药的主体地位同样成为一项重大命题，方克立先生称之为“中医哲学研究的历史使命”。从学理上看，这项研究既需要从理论上阐释中医药与儒道释之间的相通性，又需要把握其对现代科学体系的独特性。如今来看，只有以中医药自身作为方法，才能真正把握其自身的独特性，确立其自身的主体地位，促其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主体。

2004年以来，我有幸参与了科技部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亦在参与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能否自觉以中医药自身作为方法，这既是取得“高质量”成果的关键，也是区分陆广莘先生提出的“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的关键。主客异位，标准亦变，标准体系也自然随之而不同。扩而论之，文化研究和文明研究也是如此。贾谦老师在总结中医药的自身发展规律时，把“与中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列为首要规律，并以“铺轨论”而不是“接轨论”为主导性观点研究中医药国际化的系列问题。可以说，《中医药的全球教化》是对“铺轨论”的系统论证和阐释，力求首先做到费孝通先生提倡的“各美其美”，如果对此没有“文化自觉”，那么“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就会失去理想之光。

初读本书者或对“教化”一词不甚认同，然若要取得他人对中医药的理解和认同，舍此别无他路。“教化”的词义是政教风化和教育感化。我认为，“教化”偏重人文意义上的教育和普及，重在化人，与“科普”偏重于知识教育显然不同。2014年4月27日，我曾应邀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干部培训班上授课，讲题为“中医药全球发展的战略格局”，这是“人文社会科学视野下的中医药”系列专题培训中的一堂课。时任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部主任的宋春生教授主持讲座，并对授课内容给予了充分肯定。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设立了与中医药相关的选题，我遂以上述讲课材料为基础组织申报，题目则改为“我国中医药全球发展的战略格局与路径研究”并获正式立项。

2018年4月26~28日，我应邀参加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杂志社主办的“中医药国际化传播及相关问题研究工作坊”，在准备讲题期间我才真正“体贴”出“教化”一词，认定这是中医药全球发展的“基础路径”。接下来的系统论证和阐释则非一帆风顺，几次下笔又几次改弦易辙，直到项目研究五年期满，才得以最终成稿。在写作过程中，把中医药看作“为己之学”也是在不期然而然的状态下呈现出来的，最后提出的“文明天下，匹夫有责”则可看作中医药全球发展的启蒙价值。目前来看，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皆处于转型发展之中，中医药则具有“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的战略地位。进一步讲，我认为中医药是中国文化“为己之学”的总纲，是西方文明的接引者、转化者和提升者。

中医作为方法，或可促进人类文明别开生面。“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相信随着健康时代的来临，中医药的“可信”与“可爱”将会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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