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 年夏天，安德鲁·杰克逊·唐宁 （Andrew Jackson Downing） 踏上了英格兰之旅，在那里他参观了花园和乡村庄园。当时唐宁 34 岁，已经成为美国领先的景观设计师和园艺作家。在旅途中，他在中部小镇德比 特别停留，参观了一个被称为德比树木园 （Derby Arboretum） 的花园。这个占地 11 英亩的植物园建于十年前，由当地一位富有的棉花制造商约瑟夫·斯特鲁特 （Joseph Strutt） 为此目的提供的土地上。每棵树都有明确的标签，树木园每周两天完全免费开放。

“作为一个公共花园——一个人的礼物——它无疑是一份最崇高的遗赠，”唐宁写道。“我遇到了许多年轻人在散步和享受长廊，大量的护士和儿童在新鲜空气中积聚健康和力量，不时看到一个业余爱好者仔细阅读各种乔木和灌木的标签，并在他的备忘录簿上做笔记。”

图1 劳登树木园北美鹅掌楸的栽培表明19世纪跨大西洋园艺实践的交流

德比树木园 （Derby Arboretum） 因其对公众的承诺而独树一帜，甚至提供书籍，以便感兴趣的游客可以更多地了解生长在景观中的植物。唐宁确信，这一承诺意味着德比树木园 “现在是，也将成为世界上最有用和最具教育意义的公共花园之一”。

它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公共树木园，由苏格兰风景园林师约翰·克劳迪乌斯·劳登 （John Claudius Loudon） 设计，他在 19 世纪对普及“树木园”一词和概念负有最大责任。然而，像德比和未来几十年的阿诺德树木园这样的公共树木收藏并不是从头出现的。相反，这些机构在“漫长的” 19 世纪（包括 1780 年至 1919 年期间）在英国和美国的发展最好理解为一种全球性——尤其是跨大西洋——现象，出现在大规模移民、工业化和植物学探索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树木园是与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产物。

跨大西洋树木园的起源 

大西洋世界是欧洲和北美公园和花园中树木收藏形成的沃土。北美广阔的森林，以及看似无穷无尽的树木（许多是欧洲科学的新事物），激发了 18 世纪开始这些地方树木收藏的形成。北美森林的生物多样性从亚热带到北方，从沿海到山地。这种横跨大陆广阔范围的多样性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认为存在于现代墨西哥北部的 99 种本地针叶树物种就是例证。相比之下，英国和爱尔兰只有三种本地针叶树，而且一般来说，本地树木要少得多。

跨大西洋树木园的兴起是为花园和公园树木收集，并在医学（即药用）和植物园中系统种植。美洲树木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并且在 1700 年至 1840 年左右期间经常被收集在被称为“美洲花园”的地方。1763 年出版的马克·凯茨比 （Mark Catesby） 的《大英美洲园艺》（Hortus Britanno-Americanus） 等出版物激发了收集美洲树木的热情，该出版物强调了这些植物在木材、遮荫、芬芳和美丽的价值，认为它们优于英国树木。在美洲殖民时期和最初几十年，许多美洲树木和草本植物被带到英国和爱尔兰，特别是通过植物学家和探险家约翰·巴特拉姆 （John Bartram），他在 18 世纪中叶向英国植物学家和园丁彼得·科林森 （Peter Collinson） 发送了许多例子。新大陆的定居者还带来了来自欧洲和途经欧洲的许多树木，这些树木和来自北美东部的树木在 19 世纪向西迁移到太平洋时也带来了。

像巴特拉姆这样的植物采集者对跨大西洋树木园的创建至关重要，并被视为英雄人物，代表富有的采集者、苗圃公司、政府和科学机构进行探险。赫尔商人和植物学家彼得·威廉·沃森 （Peter William Watson） 在 1825 年出版的《大英树木学》中赞扬他为“大胆而科学的旅行者”，他穿越了北美、南美和其他地区，发现了数千个物种。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植物猎人之一是苏格兰人大卫·道格拉斯 （David Douglas），他在格拉斯哥植物园（Glasgow Botanic Garden）接受培训，并在 19 世纪上半叶对北美进行了三次独立的采集探险。他从西海岸引进到英国的云杉包括巨云杉（Picea sitchensis）、花旗松 （Pseudotsuga menziesii）、红桤木 （Alnus rubra） 等。

美国和英国的苗圃公司开始专门从事美国植物的获取和销售。例如，位于伦敦哈克尼的 Loddiges 公司有一个美国花园，并在他们的收藏和销售目录中有许多美国树木。劳登将他们的收藏用于他的研究。富有的英国贵族收藏家，如查茨沃斯的德文郡公爵（Duke of Devonshire at Chatsworth）——由英国著名设计师约瑟夫·帕克斯顿 （Joseph Paxton） 设计的景观——不遗余力地从美国和世界各地获取外国树木，用于他们的公园和树木园，就像他们购买古董和艺术品一样热切。

与此同时，在北美，一系列私人园丁开始建立系统的树木收藏，尽管这些并不总是被定名为树木园（arboreta）。例如，巴特拉姆家族的邻居威廉·汉密尔顿 （William Hamilton） 在当时位于费城郊外的斯库尔基尔河 （Schuylkill River） 上开发了他的庄园，称为伍德兰兹 （Woodlands）。在独立战争后的几十年里，他形成了当时美国最大的树木收藏之一，按照 “英式花园” 的风格布置。他参观了欧洲的花园，并从伦敦的切尔西药用植物园和其他国际花园获得了标本。像这样的私人收藏将激励公共机构的关注。

图2  安德鲁·杰克逊·唐宁（Andrew Jackson Downing）-上图，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下图

活体树木园和树木出版物

大西洋世界树木园的其他灵感来自树木栽培书籍的出版，这些书籍实际上是“纸版树木园”。写作灵感来自活体树木收藏。树木栽培的一般研究源于经典的树木研究，例如 1662 年约翰·伊夫林 （John Evelyn） 的 Sylva 或森林树木论述。伊拉斯谟·达尔文 （Erasmus Darwin） 于 1791 年出版的史诗《植物园》（The Botanic Garden） 等作品广受欢迎，表明系统的植物收藏如何成为通往迷人和令人兴奋的科学世界的门户。这首诗最初的灵感来自达尔文在英国利奇菲尔德附近建立的植物园，该植物园成功地将景观美景与林奈植物学相结合——这本书在英国和美国版本中被大量重印。

劳登的《Gardener’s Magazine》（园丁杂志）和唐宁的《Horticulturist》（园艺师）（分别于 1826 年和 1846 年首次发行）等园艺期刊帮助建立了公众对树木和景观的热情。两人都主张将树木园开发为郊区花园的一部分。这些收藏可以与公园开发相关联，也可以通过私人花园的组合共同赋予郊野公园的外貌，尤其是在美国，那里的地块之间的围墙和栅栏较少。尽管此类收藏的空间有时有限，尤其是在英国，但劳登认为树木园是中产阶级花园的理想选择，甚至是小别墅和花园的标配。

此外，一系列关于区域和国家树木栽培的书籍提供了英国和北美耐寒乔木和灌木名录，为树木搜集和收藏做出了贡献。这些出版物中描述的植物通常来自世界各地，只属于“英国”或“美国”的，因为已被证明这些树木足够耐寒，可以在这些地方户外种植。例如，Watson 的 《英国树木学》（Dendrologia Britannica） 提供了 103 种进口到英国的北美树木，以及从南欧和西亚进口的其他树木。

这些纸版树木园中最具影响力的之一是劳登 1838 年出版的八卷本《Arboretum et Fruticetum Britannicum》（不列颠乔木和灌木），激发了许多树木栖息地的创建，包括德比树木园。在许多方面，这是一部跨大西洋的作品，这借鉴了大西洋世界的树木学文献和目录，提供了从古代到19世纪30 年代的乔木和灌木的详细历史。根据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Royal Botanical Gardens at Kew）主任威廉·杰克逊·胡克（William Jackson Hooker）的说法，劳登的研究不仅对英国和欧洲，而且对“北美温带地区”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劳登充分利用了由植物学家、园丁、苗圃管理员、土地所有者和植物采集者组成的跨大西洋网络，他们为他提供了信息和手绘图、标本、种子和其他树木器官样品。

《不列颠乔木和灌木》的第一卷包括一章关于美国树木栽培的章节，该章节由美国联系人提供信息，例如费城的印刷商罗伯特·卡尔上校（Colonel Robert Carr），他和他的妻子安·巴特拉姆·卡尔 （Ann Bartram Carr） 接管了维护巴特拉姆花园（Bartram’s Garden）的责任。劳登认为，尽管美国乔木和灌木在英国苗圃中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他希望不列颠树木出版物及其受其启发的活体树木园能够增加更多公共树木的数量和受欢迎程度，展示“活体标本”，并以干枯植物的标本馆永远无法做到的方式捕捉想象力。

图3 20 世纪初德比树木园明信片，树木园的外貌与公园几乎没有区别

风景如画的自然主义、树木栽培和树木园

树木对于跨大西洋的景观设计概念也是必不可少的，它提供了美感、颜色、对比、结构、多样性、季节变化等等。19 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大西洋世界景观哲学被称为“英国”风景自然主义。这种风格将英国景观理想化，并在花园、公园和树木园设计中被广泛引用。例如，唐宁认为，英国风景园林师汉弗莱·雷普顿 （Humphry Repton）、劳登 （Loudon） 等人在英国开发的风格应该适用于整个北美。唐宁的学生和朋友、俄亥俄州风景园林师弗兰克·杰瑟普·斯科特 （Frank Jesup Scott） 在 1870 年出版了一本关于郊区园艺的畅销书，据他所说，“与英国人相比”，美国人仍然是“园艺艺术的新手”，甚至拥有“精致的乡村品味”，甚至与英格兰的“较贫穷阶层”共享。

风景如画的自然主义鼓励乔木和灌木的定位，以达到开放和简单、庇护、阴凉和美丽的效果，通过屏风式种植模糊界限，并提供偶尔的乐趣和远景的升华。这些设计通常强调不同的感官体验：倾斜和梯田状地面、不断变化的光线图案、树叶和水的声音，以及树木及花卉的颜色和香气变化。鸟类和野生动物为游客增添了多姿多彩的体验，尤其是动物（像植物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有自己的控制能力。

这种跨大西洋景观园艺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得益于大西洋两岸的移民和人口流动。在北美工作的英国和爱尔兰园艺家以及景观艺术家从家乡带来了理念和方法，他们根据当地的条件和环境进行了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当唐宁于 1850 年在英国考察时，遇到了建筑师卡尔弗特·沃克斯（Calvert Vaux），并说服他移民到美国，加入了唐宁在纽约纽堡的事务所。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身为伦敦人的沃克斯 在规划纽约中央公园时采用了风景如画的自然主义风格，他与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共同设计了中央公园。

沃克斯、唐宁和奥姆斯特德的职业生涯，以及他们之间的许多其他专业联系，说明了国际树木设计方法如何在大西洋两岸生根发芽。在19世纪下半叶，奥姆斯特德成为风景如画自然主义的主要实践者。根据奥姆斯特德的说法，成功的风景如画的景观，是通过适应和唤起自然来产生“比没有认为作用的自然更优雅的印象”，激发了“人性”中诗意的一面“最简单、最纯粹和最原始”的行动，使人们从“普通文明生活的复杂和人工条件”中解脱出来。当然，在实践中，构成这种语言或传统的特征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尽管对许多北美和英国的风景园林师来说，声称遵循这一传统仍然尤为重要。虽然从 19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开始引入了一些形式主义和意大利风格的特征，但风景如画的自然主义语言在整个19 世纪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树木园作成为公共公园机构

19 世纪公共公园和树木园的出现与整个大西洋世界现代城市化的发展相关联，其中包括新的机构、郊区、交通系统、建筑环境和文化体验。在更快、更便宜的蒸汽轮船航线以及电报和海底电缆等技术改进的推动下，旅行者、书籍和思想在大西洋上纵横驰骋。移民给北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人力资源，但也加剧了紧张局势、身份冲突认同的冲突，以及城镇和城市健康和卫生问题。随着移民模式的变化，来自世界各地新的移民涌入，如何使英国和欧洲的景观园艺理念和实践适应美国环境的问题变得更具争议性。然而，公共公园被宣传为合理的娱乐机构，有助于促进同化、阶级间的交往和美国的爱国主义。

在美国，公共景观设计中最早的一些树木收藏与郊区花园墓地或“乡村墓地”有关。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奥本山公墓建于 1831 年，随后不久，费城的劳雷尔山公墓等其他公墓也相继建成。这些公墓代表了风景园林美学和实践的应用。在伦敦，阿布尼公园于 1840 年开放，其中包括正式布置的收藏，至少部分是标有树木园的收藏。这些景观被描绘成一个神圣的地方，家庭成员和其他人可以在这里静静地沉思，并适当种植一些阴郁的植物，尤其是红豆杉属（Taxus）、欧洲赤松（Pinus sylvestris）以及其他常绿植物和与哀悼相关的柱状乔木。

图4  伦敦海格特公墓1839年

特别是在劳登的鼓励下，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建立了一系列公共和半公共树木园，同时许多新的公园和植物园也以树木园为特色。在德比（1840 年）、诺丁汉（1852 年）、伊普斯维奇（1853 年）、伍斯特（1859 年）、林肯（1872 年）、沃尔索尔（1874 年）和其他地方相继建成树木园，其中一些是由商业公司如沃尔索尔树木园和湖泊公司建立的，但更多数的是由市政议会建立。诺丁汉风景如画的树木园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其被纳入了一个更大的公园系统中，1845 年的大规模圈地法案使这一系统得以实现，该法案为住房和公园开发腾出了公共土地。该计划包括一个绿树成荫的林荫大道和公园网络。然而，随着这些机构作为公共休憩花园的角色日益重要，其系统性树木收藏的植物学愿望也逐渐衰退。

图5 美国奥本山公墓 1831年开放

作为劳登为数不多的已实现的公园设计之一，德比树木园 （Derby Arboretum）受到了广泛关注。当然，唐宁在 1850 年旅行时曾到访过。当时，他正在华盛顿设计广阔的公共场地，其中包括一个美国树木园和一个常青树的活植物“博物馆”，他还积极敦促在纽约建立一个大型公园。他观察英国和欧洲公园的经验无疑为他思考系统化种植的作用提供了依据。虽然该计划没有实施，但他为马萨诸塞州园艺学会设计的波士顿公共公园包括一个科学布置的树木园。

英国的公共公园也为奥姆斯特德提供了重要的灵感。与唐宁一样，他在 1850 年开始了对英国、爱尔兰和欧洲其他地区的考察。虽然在这次旅行中没有参观德比树木园，但他在利物浦郊区伯肯黑德的一个新公共花园驻足停留，受到了启发。与德比树木园一样，伯肯黑德公园的大门也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但这里是整个星期都免费开放。这是由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设计布置，他曾设计过其他著名景观，包括唐宁最喜欢的查茨沃斯庄园花园中的树木园和松树园。奥姆斯特德将伯肯黑德公园描述为“人民的花园”。蜿蜒的小径、林荫大道和树木簇拥在宽阔起伏的草坪中，令他欣喜不已。

“所有这些宏伟的游乐场完全、毫无保留地永远属于人民拥有，”奥姆斯特德在谈到伯肯黑德公园时写道。“最贫穷的英国农民可以像英国女王一样自由地享受它的一切。”伯肯黑德公园的设计和公共功能后来成为中央公园的灵感来源。1859 年，奥姆斯特德在为纽约专员调查中央公园发展情况时，再次来到这里。在这一次旅行中，他还参观了德比树木园。

图6 树木与城市：1974 年的阿诺德植物园

北美的公共树木园

尽管 19 世纪中叶大西洋两岸对树木园的兴趣与日俱增，但美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意设计、标识收藏的公共树木园。当时有人提议将华盛顿国家广场种植树木，作为与史密森尼学会相关的树木园，重点种植大约 2000 棵乔木和大约 200 个物种和变种的美国土著树木，与室内自然历史博物馆相对应。1850 年和 1851 年唐宁在参观完英国和欧洲的公园和树木园回来后，对景观进行了勘测，并为此进行了设计。19世纪40 年代，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兼哈佛植物园主任阿萨·格雷 （Asa Gray）等人越来越支持国家植物园（national Botanic Garden）的概念。他在 1844 年呼吁建立一个国家植物园，强调安德烈·米肖 （Andre Michaux） 和弗朗索瓦·米肖 （Francois Michaux） 等人对美国树木的研究。

唐宁的计划是建造一个公共树木园，以自然风格栽种有标签的耐寒乔木和灌木组成，用于教育和植物目的，其中包括一个松树园。他还在史密森尼学会周围设计了一个风景如画的花园，种植了稀有乔木和灌木。尽管唐宁的华盛顿计划没有得到实施，而且唐宁也在1852年的以此船难中去世，但国家树木园的概念最终还是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得以实现了，1872 年建立了阿诺德树木园。

图7 美国纽约中央公园 1858年

19世纪80年代，奥姆斯特德和景观建筑师查尔斯·艾略特 （Charles Eliot）在波士顿开发了一个更广泛的公园计划，阿诺德树木园被纳入其中。该系统现在被称为翡翠项链（Emerald Necklace），由林荫大道连接一系列的公园组成。奥姆斯特德在 1868 年向布鲁克林公园专员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利用种植园大道整合城市公共公园加速了大西洋世界城市林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是一项独特的工作，需要特殊的方法和专业知识。尽管污染、交通和建筑物给树木种植带来了问题，但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树木在现代城市环境中对身心健康的益处。

作为哈佛大学的一部分，阿诺德树木园全年全天免费向公众开放。它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树木园，由主任查尔斯·斯普拉格·萨金特 （Charles Sprague Sargent） 领导，他的寿命几乎无与伦比。然而，阿诺德树木园的成功也源于19世纪在大西洋沿岸世界建立的树木园元素以及树木栽培智慧和经验的集合。它将风景如画的自然主义与系统的树木收藏相结合，提供了一个学习、娱乐和不断变化的季节性美景的场所。这正是萨金特和奥姆斯特德合作设计阿诺德树木园的灵感来源。

图8 波士顿翡翠项链：从公共公园到富兰克林公园的公园系统部分平面图--奥姆斯特德 1894年

平等主义理想

尽管劳登、唐宁和其他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树木园推广者认为，树木园（就像一般的公共公园一样）不仅具有科学和园艺功能，还具有娱乐功能，但树木园通常仍与贵族和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和机构联系在一起，他们拥有足够的土地、人员和资源，全面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乔木和灌木，其中不乏稀有和昂贵的乔木和灌木。阿诺德树木园作为哈佛大学的一部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鉴于这些现实情况，19 世纪的树木园与植物园和公园一样，都是理想化而且往往相当受控制、人工化和规范化。然而，劳登和奥姆斯特德一样，相信树木园和公园具有平等主义的可能性，因此积极推动树木园和公园的发展。劳登的园艺和自然历史杂志旨在成为所有社会阶层都可以使用的论坛，从地主精英到园丁、苗圃工人和妇女，他坚信园丁应该接受更全面的科学专业教育，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作为国家、地区或城市公民文化的一部分，树木园有能力超越社会分歧的力量，例如不同社会和种族群体之间的分歧（例如北美的移民社区）以及城镇与乡村、大都市和国家之间的分歧。

虽然 19 世纪的植物园和树木园与贸易、帝国和殖民剥削有关，但劳登认为，植物材料的交换将导致树种的全球“平等化”，从而造福所有国家。“如果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国家收集所有其他类似气候的乔木和灌木，”劳登指出，“那么其他所有类似气候的居民也应该拥有其气候所适应的所有物种，这也同样是可取的。

“翡翠项链”：波士顿公园系统

结论

1868 年，宾夕法尼亚州西切斯特的苗圃管理员乔赛亚·胡普斯 （Josiah Hoopes）写道，他认为他的美国同胞在提供树木收藏——特别是针叶树收藏——方面“远远落后于”他们的“跨大西洋兄弟”。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0 世纪的最初几十年给英国的树木园和花园带来了重大挑战。由于战后富裕的地主阶级及其乡间别墅面临的普遍问题，许多在郊野公园和庄园建立的树木园都衰落了。英国的公共树木园，如德比、诺丁汉、林肯、伊普斯维奇和沃尔索尔的树木园，实际上已不再作为用于教育和科学目的的系统树木收藏进行维护，并且与其他城市公园没有区别。

另一方面，随着林业、城市林业和市政园艺的专业发展，到 20 世纪中叶，大西洋两岸都开发了新的树木园。生命力最顽强的英国树木园是那些仍然隶属于富裕土地庄园或学术机构的树木园。其他长期成功的树木园是由林业委员会或国家信托基金等组织收购或开发的树木园，国民信托是英国主要的准政府遗产组织，成立于 1895 年，旨在“保护历史和自然景观”。

1925 年，在阿诺德树木园创建半个多世纪后，英国植物探险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成为阿诺德树木园第一任活植物收藏管理人，他写道，每年从世界各地前往波士顿参观树木收藏的游客数量成千上万。他将该机构描述为“美国最大的花园”，理由是由于其存在的理由“完全”集中在“耐寒乔木和灌木的适应性、培育和研究”，因此即使在欧洲同行中，阿诺德树木园也是独一无二的。当然，在萨金特的指导下，它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成长为一个无与伦比的全球性机构，具有明确的使命和支持性的组织结构。

在环境危机迫在眉睫的当今世界中，劳登对各大洲树木均等理想的信念变得复杂起来，从萨金特时代到现在，阿诺德树木园的树木栽培实践则呈现出新的紧迫性，因为了解树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变得至关重要。威尔逊认为，阿诺德树木园使“人类......更接近人类”，没有“种族和信仰的界限”，这在帝国主义、压迫美洲原住民和种族关系持续紧张的时代，仍然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现实，但现在这种理想已经开始实现，这得益于全球社会共同面对气候威胁的集体愿望，以及庆祝公共树木园将世界各地的树木联合起来供所有人研究和欣赏的象征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