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与整理：林奈植物学的理论与实践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nnaean botany

【核心提示】卡尔·林奈（1707–1778）作为现代生物分类学的奠基人，其学术遗产长期被贴上“本质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甚至“经院哲学式”的标签。然而，当代科学史研究正在颠覆这一认知。Staffan Müller-Wille在《收集与整理：林奈植物学的理论与实践》中通过系统梳理林奈原著指出，这位瑞典博物学家的分类理论本质上是生物学的、描述性的归纳体系，而非形而上学的演绎构造。这种认知重构不仅改写了科学史叙事，更为理解现代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1. 被误读的科学遗产：林奈分类理论的百年迷思

传统科学史将林奈的分类体系简化为静态的“本质主义”框架，认为其物种定义基于固定不变的形态特征。这种解读源自对《自然系统》中“双名法”的片面理解，却忽视了林奈在《植物学基础》（1736）和《植物属志》（1737）中反复强调的动态分类思想。正如Müller-Wille所言，这种误读“直接违背了林奈本人关于分类的论述”，造成了科学史上罕见的理论曲解。

造成误解的核心原因在于割裂了林奈理论与实践的联系。18世纪欧洲学术界盛行逻辑演绎传统，学者们习惯于将林奈的分类系统视为抽象的理论建构，而非基于实证观察的归纳成果。直到20世纪末，随着科学实践哲学的兴起，研究者才开始关注林奈大量的标本收集、比较笔记和通信记录，这些一手材料揭示出一个注重经验积累的科学实践者形象。

2. 生物学转向：林奈物种概念的革命性突破2.1 生殖关系：物种定义的生物学基础

林奈在《植物学基础》中明确提出，物种划分的核心标准是生物间的生殖兼容性——“能相互交配并产生可育后代的个体构成一个物种”。这一定义彻底摆脱了中世纪“物种不变论”的形而上学束缚，将物种识别建立在可观察的生物学过程之上。Müller-Wille特别指出，林奈在1751年版《植物哲学》中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思想，强调通过杂交实验验证物种界限，这种实证方法比达尔文《物种起源》早了一个多世纪。

这一生物学转向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林奈突破了亚里士多德以来“形态相似性”的分类传统，开创了基于生殖隔离的物种概念。他在乌普萨拉植物园进行的大量植物杂交实验（如柳属植物的杂交研究），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经验基础。这些实验记录显示，林奈早在18世纪40年代就已观察到种间杂交不育现象，这成为他界定物种边界的关键证据。

图1 卡尔·林奈的《自然系统》

展示林奈性系统（Systema sexualis）的图示，用于说明基于雄蕊和雌蕊数量的植物分类逻辑划分过程，体现“按属和种差划分”（per genus et differentiam）的人工分类方法 Carl Linnaeus’s Systema naturae (1735, unpag.)

2.2 自然属的多型性：超越本质主义的分类思想

林奈对“自然属”的定义同样颠覆了传统认知。与经院哲学追求“本质属性”的分类方法不同，他强调属的划分应基于“多个相似特征的组合”，而非单一的决定性特征。在《植物属志》中，林奈明确批评逻辑划分法“必然无法代表自然属”，主张通过比较大量标本建立“描述性的多型定义”。这种方法要求分类学家综合植物的形态、生理和生态特征，形成更接近自然实际的分类单元。

林奈的笔记本揭示了这种多型分类的实践过程。他在描述蔷薇属（Rosa）时，同时记录了叶片形态、花瓣数量、果实特征等12种性状，通过组合分析确定属的边界。这种方法与现代数值分类学的思想惊人相似，预示了20世纪系统学的发展方向。Müller-Wille指出，林奈的属定义“不是本质的规定，而是描述性的概括”，这种务实态度使其分类系统具有强大的扩展性和适应性。

图3 《植物属志》中荨麻属的定义

《植物属志》中对荨麻属的自然定义，包含花萼（CAL.）、花冠（COR.）、雄蕊（STA.）等繁殖器官的形态描述（如“雌花或生于同一植株，或生于不同植株”），体现多型性（polytypic）描述特征。Linnaeus, 1737, p. 283

3. 归纳策略：林奈科学方法的核心创新3.1 自下而上的知识建构

林奈的科学方法建立在严格的归纳程序之上。他拒绝从抽象原则演绎分类系统，而是强调“通过具体标本的比较”建立知识体系。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在《自然系统》的修订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从1735年初版的12页大纲，到1768年第十二版的2400多页巨著，林奈不断根据新收集的标本调整分类框架。这种开放性使其系统能够容纳新发现，避免了僵化的理论教条。

林奈的归纳策略包含三个关键步骤：首先是标本的系统收集，他建立了覆盖欧洲、亚洲和美洲的标本交换网络；其次是标准化描述，发明了精确的植物形态学术语；最后是特征比较与归类，通过“性状矩阵”实现客观分类。这种方法论革新使自然历史从业余爱好者的消遣转变为严谨的科学研究，为现代生物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3.2 实用主义的知识生产

林奈选择归纳策略并非基于抽象的认识论考量，而是服务于18世纪瑞典的经济发展需求。正如Lisbet Rausing的研究所示，林奈将植物分类与国家资源开发紧密结合，认为“科学将在欧洲国家的边界内创造一个微型商业帝国”。他的植物分类直接服务于经济植物的识别、引进和驯化，特别是在药用植物和经济作物领域，林奈的分类系统为资源开发提供了实用工具。

这种实用主义在林奈的命名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将属名比作“植物学市场上的硬币”，强调其作为交流工具的功能价值。林奈在《植物学批评》中指出：“属名的价值在于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如同货币在联邦中的流通”。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语言观，将分类命名从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促进科学交流的实用工具。

4. 历史遗产：林奈方法对现代科学的启示4.1 分类学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林奈的最大贡献不在于提出完美的分类系统，而在于建立了确保科学知识积累的方法论框架。Peter F. Stevens指出，正是林奈发展的“收集、交换和铭文技术”，而非其具体的分类方案，赋予了18-19世纪分类学研究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林奈建立的标本收集网络、特征描述标准和命名规则，使不同地区的研究者能够共享数据、验证发现，形成累积性的科学进步。

这种方法论遗产在当代生物多样性研究中依然发挥作用。林奈双名法成为全球通用的物种命名标准，他发展的形态描述术语体系仍是植物志编写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林奈强调的“自然系统应通过不断从特殊到一般来增长”的思想，与现代系统发育学的“分支分类”方法异曲同工，显示出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延续性。

4.2 科学实践的现实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林奈的科学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他将分类学与资源保护相结合的思路，预示了当代“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的发展方向。林奈建立的第一个植物标本馆（现存于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可视为现代生物多样性数据库的雏形，而他强调的“跨文化网络建设”对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共享具有直接借鉴意义。

图2 荨麻属在有性系统中占据两个位置（a. 雌雄同株；b. 雌雄异株）

荨麻属（Urtica）在性系统中被拆分的情况：一部分位于单性花类（Monoecia，雌雄花同株），另一部分位于雌雄异株类（Dioecia，雌雄花异株），例证逻辑划分对自然属统一性的破坏。 Carl Linnaeus’s Systema naturae (1735, unpag.)

林奈的归纳方法也为大数据时代的生物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参考。面对指数增长的生物数据，林奈“自下而上”的知识建构策略，即通过标准化数据收集、多特征比较和动态分类调整来处理复杂系统的方法，与现代机器学习中的“无监督学习”思想不谋而合。这种跨越三百年的方法论共鸣，彰显了林奈科学实践的前瞻性和生命力。

5. 结语：在历史语境中重估科学传统

Müller-Wille的研究不仅纠正了对林奈的长期误解，更展示了科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价值——通过回到历史语境，重新发现被后世理论框架遮蔽的科学实践智慧。林奈的例子表明，伟大的科学贡献往往不在于提出永恒的理论真理，而在于建立能够促进知识积累和交流的实践框架。

在“后真相”时代，林奈强调实证观察、系统比较和开放协作的科学精神尤为珍贵。他的工作提醒我们：科学进步不是通过教条式的理论建构，而是通过谦逊地面对自然复杂性，不断调整和完善我们的认知框架。这种务实的科学态度，正是林奈留给21世纪最宝贵的思想遗产。

正如林奈在《自然系统》最后一版序言中所写：“自然的奥秘远未穷尽，我们的知识不过是沧海一粟。”这种承认知识局限性却又积极探索的精神，正是科学最本质的魅力所在。

图4 出自克里斯蒂安·克瑙特（Christian Knauth）《真正的植物分类法》

Knauth的著作，展示通过逻辑二分法（dichotomic tables）逐步推导属定义的过程，是林奈所批评的“人工定义”典型案例。：Knauth, 1716, unpag.

图5 a. 荨麻的描述及 b. 相应的图版

林奈批评Tournefort过度依赖插图而非详细文字描述来定义属，认为这仅适用于“未受教育者”。Joseph Pitton de Tournefort’s Institutiones rei botanicae （Tournefort, 1700）

图6 荨麻属物种条目（Species entries）与同义词（synonymies）

展示《克利福德园》中荨麻属的物种条目，包括6个物种的异名（synonyma）、地理分布及生境信息，用于通过具体标本外延定义属的范围，是“物种 collation（ collation of species）”方法的实践体现。来源：Carl Linnaeus’s Hortus Cliffortianus (Linnaeus, 1737d, p. 440)

延伸阅读：

Müller-Wille, S. (2007).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nnaean botan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38, 541–562. https://doi.org/10.1016/j.shpsc.2007.06.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