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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得胃病之后,母亲的护理是最上心的。
1980年秋,一个15岁的中学生不得不回家休养。他的急性肠胃炎,比他的性子还要急。多次呕吐之后,已经浑身软绵绵的。肠胃受到变质食物的多次伤害,需要调养数日。
中学生知道自己家里的经济条件。他从来不浪费一粒粮食,不会扔掉一丢丢掺面馒头。所谓掺面馒头,就是玉米面和小麦面掺和起来的馒头。由于玉米面的比例远高于小麦面,馒头是黄色的,质感要比纯白面(小麦面)的粗糙许多。那时候,还有生产队这个机构,劳动力公分,年底结算。壮劳力只有年过五旬的父亲一人,年底分红不分到窟窿才一年。大姐、二姐嫁到了外村;三姐虽然嫁到了本村,家境一般,也接济不了娘家。四姐小学就辍学在家、干活。哥哥很争气,已经考入省会的卫生学校,需要不少花销。
除了缴纳书本费和学费,我从来不向父亲张口要钱。高一的时候,有人说只要你写入团申请书,很快就能入团。我发愁的倒不是写作一份申请书,发愁的是:一旦入团了,每月的团费,我是不是都得问父亲要?(我是大学二年级,满了18周岁后才入团的;那时候津贴费是11元,交得起团费了)
我就读的高中到村里大约15华里,住校,每周六回家背一次干粮、咸菜,等。
冬春季节,食物容易保存,夏秋季节,黄馒头放不了五天就变味儿了。夏秋季节的每周星期三,需要有人送来新干粮。送干粮的工作,由父亲、姐姐和姐夫们、老乡们承担。老乡们,一般是在集日顺路送来干粮。有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老兵,讲话比较冲;他记不住我的学名,站在教室门口,大声叫着我的小名,让我取干粮(土话,叫做“干哩”)。在同学们善意的笑声里,我扭扭捏捏地走出了教室、取了干粮放到了宿舍里。
宿舍的门口,有一池荷花。英语老师,曾经在池塘边上张贴荷花的英文单词,这个单词我是永世不忘了。我们经常围着荷花池吃饭、聊天、分享别人的小菜。主食,是不宜分享的,但咸菜和饺子可以。
有一次,我从家里带来了白面含量较高的千层饼。那时候,我不懂得把他们摊开了放。有一天,两张半块的千层饼粘在了一起,从缝隙里长出了长长的毛。我的宝贵干粮,就是在荷花池北面的宿舍里发霉的。我舍不得丢弃千层饼,撕掉长毛,就着咸菜吃了下去。当天倒是没有什么感觉,却为日后犯病留下了祸根。
变质的干粮吃了多次,肠胃就提出严重抗议了。它们不仅拒绝消化食物,还拒绝接收,它们罢工了。无法进食,喝水也要吐出来。 课,是无法再上了。
我只好回家调养。身体虚弱,自行车车把都掌握不住了。自行车在我手里,直打转儿。周同学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他二话不说,就推出了自己的自行车。骑行十五里夜路,周同学把我送到了家里,连夜回校。
回家两天之后,我肠胃里的毒素已经排清,可以进食了。先喝小米稀粥、再喝稠粥。窝头、馒头随后。
记忆最深刻的是葱花儿面。葱花儿就是带从白的小葱切得细细的, 滴上几滴香油,备用。柴火、清水煮面条。面条出锅后,将葱花儿倒入盛满面条的碗里,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美食就开始诱惑中学生的味蕾了。他的哈喇子几乎要从炕头留到地面了。几天下来,家里的白面让我消耗得差不多了。母亲到邻居家借过面。东北邻居和我家的墙头不到一人高。母亲可以和对面的女主人隔着墙头对话。邻居家会木匠、劳力也多,比我家要富裕一些,人也和气。不用出家门,隔着墙头多半升白面就递过来了。
我还记得,在西厢房炕头的山墙上,苗条的热气曲曲弯弯、飘飘忽忽地升腾。我侧身坐在炕头,靠着山墙,左手碗,右手抄起筷子。一大碗面条很快就进入了胃中。
村里,偶尔有换豆腐、换大米、换小米的人在街头吆喝。换豆腐,是用黄豆。换大米、换小米,用的是麦子或玉米(口语:棒子)。家乡靠近太行山。二十里之外的山区出谷子(小米),小麦产量却比较低,就拿小米来换麦子或玉米。我们当地是不种水稻的,不知大米是从什么渠道运来的,一斤大米恐怕得换一斤半麦子。不是特别馋、不是家里条件特别好的,不是由特别需要的,没有人愿意用麦子换大米。
我不记得休养期间,是不是有换大米的来过。记得的是,有一回母亲乘坐生产队的大车,来到了高邑中学里。她用白色羊肚子毛巾包着一个大海碗。大海碗里是冒着热气的鸡蛋炒大米饭(这里不赘述,另有短文《一碗蛋炒饭》)。
我在家休养了一周。不知道享受了多少小米粥、多少鸡蛋,多少碗葱花儿面。
终于缓过来了,重新回到了教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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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9-1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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