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华山情报论坛于2017年7月8日在古城西安举办。这次的主题是：《国家情报法》与中国情报学发展。年过八旬的包昌火先生，70有余的赖茂生教授，还有南京大学的沈固朝教授、苏新宁教授，北京大学的王延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晓英教授，中信所的陈峰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的梁俊兰研究员；军情大佬张晓军教授、高金虎教授，国家安全学奠基人之一刘跃进教授，反恐专家梅建明教授，陕西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张薇研究员（注：原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已经更名为：陕西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国内首家由”信息“改回”情报“的机构。）。来自军、警、地三方100多人参加了论坛。（参会人员信息摘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青年才俊谢晓专副教授的微信内容）。

      以下是会议议程。从中可以看出，大家主要围绕新颁布的《国家情报法》展开了相关研讨。从《国家情报法》的条文来看，它主要针对的是国家安全情报，其中，国家情报工作机构是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情报机构、军队情报机构（第五条）。对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科技情报等领域好像关联性不强。于是有”此情报非彼情报”。但从该法的立法宗旨和法律中相关条款看，它为国内图书情报和科技情报等领域实际还是有关的。整体安全观上提及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对于情报学领域的选题应该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国家情报法》的第3章和第4章中有些内容还是值得关注的。“情报”二字“入法”，显示了它的重要性，也将带来一系列可以深入研究的内容。

   会议期间，仍然可以听到大家对”情报“一词的纠结。当对接国外文献时，是用intelligence，还是information。下面是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发表论文中的一段话，这些内容我们应该了解，同时也值得对情报学学科本身的反思。

    1992年9月召开的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决定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原有的图书情报学系纷纷更名为信息管理系，专业也作了相应的调整。美国著名的加州伯克利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在 1993年宣布更名为信息管理与系统学院 (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 ent and System s)，随即终止了原有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计划，经过3年多的准备，新计划将在1996年秋季实施。新任院长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我国由于师资及其他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作如此彻底的转变，但从图书馆学情报学到信息管理，毕竟具有较大的跨度。 　　
   图书馆学情报学作为学科专业的基础是如此的脆弱，竟在一次会议的影响之下，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全非，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的思考。

（以上内容摘自：马费成. 规范学科名称  促进学科发展[J]. 图书情报工作,1996,(3):8-10）

       以下仅是78项基金名称中包含“情报”二字的项目统计结果。

       从图1看，从1994年到2017年期间，除1997年到2001年5年外，其它年份都有包含”情报“二字的项目立项。但是数量上可谓是”起起伏伏，不温不火“。从学科看，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一枝独大，其它学科稍有涉及。从研究主题看，关注情报分析、学科发展、情报理论、情报方法和情报服务的相对较多，其它方面较少。从研究领域看，有图书情报、竞争情报、安全情报、公安情报、医学情报等。从研究机构看，北大、安大、武大、南大、中大5所高校较多；军事和公安院校较多的是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科研机构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和中国科学院。这反映了国内”情报学“领域研究队伍的整体分布。

    感觉上在《情报学报》、《图书情报工作》、《情报杂志》、《情报科学》等学术期刊上，“情报”也好像越来越少。有时间统计下看看。  

 ”情报“一词的”衰落“来自于”信息、知识等“的冲击，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对其内涵认识的混乱。有一于，当研究者真正明确“信息”、“知识”与“情报”的差异，相信“情报”会多起来。因为安全、决策、竞争都离不开真正意义上的“情报”。

      中国情报学的发展需要不同领域的情报学学者共同努力，相互交流，不断融合，才能有一个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