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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华山情报论坛于2017年7月8日在古城西安举办。这次的主题是:《国家情报法》与中国情报学发展。年过八旬的包昌火先生,70有余的赖茂生教授,还有南京大学的沈固朝教授、苏新宁教授,北京大学的王延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晓英教授,中信所的陈峰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的梁俊兰研究员;军情大佬张晓军教授、高金虎教授,国家安全学奠基人之一刘跃进教授,反恐专家梅建明教授,陕西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张薇研究员(注:原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已经更名为:陕西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国内首家由”信息“改回”情报“的机构。)。来自军、警、地三方100多人参加了论坛。(参会人员信息摘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青年才俊谢晓专副教授的微信内容)。
以下是会议议程。从中可以看出,大家主要围绕新颁布的《国家情报法》展开了相关研讨。从《国家情报法》的条文来看,它主要针对的是国家安全情报,其中,国家情报工作机构是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情报机构、军队情报机构(第五条)。对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科技情报等领域好像关联性不强。于是有”此情报非彼情报”。但从该法的立法宗旨和法律中相关条款看,它为国内图书情报和科技情报等领域实际还是有关的。整体安全观上提及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对于情报学领域的选题应该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国家情报法》的第3章和第4章中有些内容还是值得关注的。“情报”二字“入法”,显示了它的重要性,也将带来一系列可以深入研究的内容。
会议期间,仍然可以听到大家对”情报“一词的纠结。当对接国外文献时,是用intelligence,还是information。下面是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发表论文中的一段话,这些内容我们应该了解,同时也值得对情报学学科本身的反思。
1992年9月召开的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决定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原有的图书情报学系纷纷更名为信息管理系,专业也作了相应的调整。美国著名的加州伯克利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在 1993年宣布更名为信息管理与系统学院 (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 ent and System s),随即终止了原有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计划,经过3年多的准备,新计划将在1996年秋季实施。新任院长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我国由于师资及其他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作如此彻底的转变,但从图书馆学情报学到信息管理,毕竟具有较大的跨度。
图书馆学情报学作为学科专业的基础是如此的脆弱,竟在一次会议的影响之下,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全非,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的思考。
(以上内容摘自:马费成. 规范学科名称 促进学科发展[J]. 图书情报工作,1996,(3):8-10)
以下仅是78项基金名称中包含“情报”二字的项目统计结果。
从图1看,从1994年到2017年期间,除1997年到2001年5年外,其它年份都有包含”情报“二字的项目立项。但是数量上可谓是”起起伏伏,不温不火“。从学科看,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一枝独大,其它学科稍有涉及。从研究主题看,关注情报分析、学科发展、情报理论、情报方法和情报服务的相对较多,其它方面较少。从研究领域看,有图书情报、竞争情报、安全情报、公安情报、医学情报等。从研究机构看,北大、安大、武大、南大、中大5所高校较多;军事和公安院校较多的是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科研机构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和中国科学院。这反映了国内”情报学“领域研究队伍的整体分布。
感觉上在《情报学报》、《图书情报工作》、《情报杂志》、《情报科学》等学术期刊上,“情报”也好像越来越少。有时间统计下看看。
”情报“一词的”衰落“来自于”信息、知识等“的冲击,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对其内涵认识的混乱。有一于,当研究者真正明确“信息”、“知识”与“情报”的差异,相信“情报”会多起来。因为安全、决策、竞争都离不开真正意义上的“情报”。
中国情报学的发展需要不同领域的情报学学者共同努力,相互交流,不断融合,才能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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