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在数千年之前，面对复杂人体，探索出来一系列的独特认识方法，用今天的科学方法论加以研究，仍然有很多智慧之处，可以加以借鉴，继承发扬。比如，中医善于运用的取象比类方法，有的时候就不可替代。中医对于人体脏腑进行虚拟化模型方法处理，所以中医的脏腑概念不同于西医的解剖概念。中医很多术语属于定性描述，无法进行定量化规范，但是通过“模糊集合”，这些定性的模糊概念，就能表示一个具体的清晰事物。现代医学“分而治之”的分子靶点治疗，在方法论上有不得要领的巨大缺憾，中医学的“合而治之”具有高度智慧。

中医之所以有悠久的历史，按照自己的特色不断发展，数千年不湮灭，在近代屡经磨难，推而不倒，剿而不灭，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步入欧美，走向世界，深受欢迎，就说明中医学有着广泛的普适性，其科学原理一定落在现代西医的目光之外。中医的先贤们，一定是善于吸收中华民族大智慧的典范，善于以天地自然为师，细心体察人体的各种变化，走了一条与西医解剖、分析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因此才构建了不同的知识体系。

西医为何切不掉中医的脾脏

一个人因为脾破裂，西医切掉了病人的脾脏，这个患者到中医那里去看病，中医还会按照“脾为后天之本”进行辨证。西医切不掉中医所说的脾脏，这就是中西医思维的差异。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医。

那么，为什么西医切不掉中医所说的脾脏？

中医所说的脏腑，尽管离不开具体的实质器官，但是这些实质器官只是中医构建理论模型的道具，而不是对于具体器官形质的简单描述。在中医的经典里，脏腑是用来表述脏象的道具，因此才有位置重于形态，心肺在上焦、肝肾居下焦的说法，“呼出心与肺，吸入肝与肾”，说的不是具体的呼吸道。肺有几叶，中医并不关心，更不用说肝脏的硬度、心脏的冠状动脉、肾与输尿管的连接，这些问题中医并不关心。因为它们的具体情况，通过四诊八钢找不见，汤药、针灸、按摩也不直接对着这些结构。也就是在西医看来，属于非常重要、弄不清楚就无法谈论疾病的东西，在中医的眼里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中医研究内在脏腑的方法，不是具体解剖实证，而是关系型的理论模型。那么，作为人体核心的五脏与外在的四肢、五官、九窍有没有关系？内在的脏腑与人的喜怒哀乐有没有关系？自然界的寒热冷暖、风燥湿干，与内在的脏腑有没有关系？四季变化、五音、五味、五色与人体有无关系？这种联系是如何实现的？这一系列的疑问肯定困扰过聪明的古人，古人也肯定提出了很多假设。经脉理论、经络学说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逐渐完善起来的一套学说。这从马王堆医书关于人体经脉的描述，与此后《素问》《灵枢》的有关理论比较之中，就可以得出脏腑经络学说是不断完善的结论。

通过制造模型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是对于现实世界的事物、现象、过程或系统的简化描述，或其部分属性的模仿。这时往往舍去了原型的一些次要的细节、非本质的联系，以简化和理想化的形式，去再现原型的各种复杂结构、功能和联系，是连接理论和应用的桥梁。从思维方法上遵循化繁为简的原则，把复杂的实际问题转化为理想的简单问题。这种方法在中医学里早就有所应用，只是没有明确提出来这个名称而已。

经络是整体涌现的生命现象

关于经络的本质，学者们研究了许多年，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经络现象的客观性，也找到了很多与经络现象有关的物质结构，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并没有完全阐明经络的本质是什么，因为只发现了与经络学说相关的一些具体物质，而没有发现完全符合“经络”学说的物质结构。因此，我们就不能希望依靠具体的解剖实证研究，去阐明经络的本质，而是应该转变思想认识，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看经络学说是如何形成的，它包含了哪些内容，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用适合这种学术特色的理论进行阐述，才可透彻地认识它的本质。

为了说明人体的完整性，说明整体联系的重要性，古人借助于大地的水系，人体表面可见的静脉，可以感知的动脉，以及神经系统传导的感觉，内在的脏腑，以及阴阳五行学说，构建了理想化的经脉系统，并逐渐完善为经络学说。可以说，古人构建经脉理论，决非向壁虚造，而是有所凭依的。他们所凭依的东西，不是人体单一的一种物质结构，也不应该是我们借助于显微镜还发现不了的物质结构。

古人说，经络运行气血，沟通内外表里上下，传导生理病理信息，这就是依托身体各层结构，而整体涌现的生命现象。没有哪一个特殊组织结构，可以具有经络所概括全部作用。整体具有，而局部所没有的东西，系统科学称之为“涌现”。经络理论所具有的特点，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经络是整体涌现的生命现象”。

研究整体必须借助取象比类

人们在无法接近研究对象的时候，既不能研究它的内部结构，也不能分析它的物质组成，取象比类就成了唯一的方法。比如人们对太阳的研究就是这样。取象比类是人类取得理性认识，进行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

太阳与地球，太阳与月亮，太阳、地球、月亮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国古人研究的很彻底，因此才有了阴阳合历的“农历”。 古人通过“立杆测影”，还进一步总结出阴阳学说，建立起一整套日影、月历、岁润的学问。

“候之所始，道之所生”， 取象比类所抓住的“象”，不是偶然的、表浅的东西，而是整体所涌现出来的特征，是其组成部分所不具有的。水分子所表现的特征，不能用其中的两个氢原子来解释，也不能用其中的一个氧原子来解释，不是它们简单相加之后的综合表现。人体也是一样，人的生命特征，只能用整个生命来表征，任何一个肢体、脏腑、器官、组织、细胞都不能代表人体，人体不是这些组织器官的简单“组合”，也不是它们无序的“加合”。即使有人的完整的活身体，没有人的思想，仍然不是完整的人，世界各地的“狼孩”不能融入社会生活就是证明。

中医研究人体在病理状态下的证候，尽管使用的是取象比类的方法，而不是物理化学的物质属性，这种方法正好适合用来表征生命状态，所以显示出永久的普适性。

中医通过“模糊集合”走向清晰

中医学里有许多概念属于“模糊概念”，这种模糊性不是“概念内涵模糊”，说不清楚概念的定义，而是指这个概念的外延不确定，其所包含的内容因素众多，难于界定其外延的具体范围，或者事物本身处于变化过程之中，事物的界限不清晰，所以就要使用模糊概念。比如，疼痛、乏力、气短、不欲食、痞闷、恶心、严重失眠、轻度恶寒等等，都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概念。

模糊性的产生，是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决定的，从而造成判断的不确定性。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许多模糊事物，没有分明的数量界限，要使用一些模糊的词句来形容、描述。尽管如此，人们在生活里大量使用这些模糊概念来描述客观事物，并不影响交流思想。

模糊集合也叫“模糊集”，这个理论是1965年美国自动控制专家查德(L. A. Zadeh)教授，首先在论文《模糊集合》里提出来的，为处理分析“模糊”概念的数据，便产生了模糊集合论。根据集合论的要求，一个对象对应于一个集合，要么属于，要么不属于，二者必居其一，且仅居其一。这样的集合论，其本身虽然无法处理具体的模糊概念，但是几个模糊概念加在一起，就准确地表达了一个对象。

张仲景对于伤寒病的诊治论述，充分运用了模糊集合的方法，每一个证候都不是孤立地表述的，比如发热，如果与恶寒同时出现，就是伤寒太阳表证；如果发热与恶寒交替出现，就是半在表、半在里的少阳证；如果只发热而不恶寒，就是阳明里热证。诊断与鉴别诊断，界限很清晰，不会模棱两可，含糊其词。进一步说，虽然都是发热恶寒的表证，如果身痛无汗，脉见浮紧，则需要麻黄汤治疗；如果发热恶寒，兼有汗出恶风，鼻鸣干呕，脉浮缓，就不能使用麻黄汤，而必须使用桂枝汤。

随着证候的变换，模糊集合也随之而变化，治疗也必须相应地有所调整，这就是“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思想。因此，《伤寒论》也就出现了众多的桂枝汤类方、麻黄汤类方、柴胡汤类方、承气汤类方等一系列的加减变化。

“合而治之”彰显中医智慧

中西医尽管都有分析与综合，整体与还原的方法，但是，其临床思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突出的表现在对于疾病的治疗上，中医强调“合而治之”，而西医重视“分而治之”。

假如一个头痛的患者，中医接诊的时候，尽管也要运用分析的方法，区分其是外感头痛，还是内伤头痛；分析其气血、寒热、虚实的不同；分析其所属经络脏腑的区别，然后加以治疗，似乎运用的都是分析的方法，与西医的分析方法大同小异。但是，中医的分析，为的是综合，是把全部的证候表现都囊括进来，这还不够全面，还要进一步考虑病人的饮食、睡眠、气力、情绪、气候等因素，也就是把“表征生命性状”和影响生命的一切因素，“全部信息”都纳入进来考虑，才能得出最符合病人实际状况的正确判断。当然，这“全部信息”有主次，“抓主证”的辨证方法，在中医临床上也经常被人们所运用。但是，西医“抓主证”分析病情，比中医做得更“彻底”，变成了“只要主证”。

西医见到头痛的患者，也是运用分析的方法，要区分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血压、炎症、肿瘤、供血不足、神经衰弱等原因之中的哪一种，然后就做一系列的检查，要一一排除疑似者，所运用的“去伪存真”的排除法，就是要排除各种临床表现，找到“最直接”的内在原因。也就是说，在中医看来都有关系的症状，在西医这里只有作为线索的意义，在确定诊断的时候，这众多的症状都是很肤浅的现象，没有多少诊断意义，一旦内在的病灶、病理“关键”因素找到了，这些症状就会迎刃而解，根本不需要认真对待，更不需要加以一一关照解决。所有针对症状的措施，在西医的目光里都是分散目标的、不着边际的“乱作为”。

中医的“合而治之”与西医的“分而治之”诊疗思想，在临床工作中的冲突是很严重的。因此，西学中人员、中医的新毕业生们可能一直处于很矛盾的选择之中，想找一个治疗某某病的秘方，一直找不到；所以就希望扩大样本，多筛选一些“有希望”的方剂，用“循证医学”来发现“真正能治病”的药方。这种天真的想法屡屡碰壁，关键是对于中西医的临床思维特点认识不足。

不同的诊疗思想，指导着不同的临床实践，各有特色，也各有优缺点。

中医“合而治之”可以充分利用人体的自组织能力，而不至于顾此失彼，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失于偏颇；使人体的自调节、自修复能力达到最大化、最优化；使病人从偏离健康的疾病状态，重新回到生理的和谐、适中状态，并维持这种健康的状态。

西医“分而治之”面临方法论的困难，因为即使是高血压引起的头痛，降压药也有几大类，选择哪一种最合适，也需要因人因时而异；是用单一一种药物，还是几种药物合起来使用，也不是用理论推断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更何况，高血压只是一种结果，而不是最初的原因，引起高血压的因素也不是单一的“线性关系”，而是非常复杂的多因素调节的结果。各种慢性病的形成，本身已经是复杂原因引起来的了，更何况细致检查起来，一个老人的不同组织器官，可能同时存在多种慢性病，或者有许多难以计数的指标偏高、偏低。临床医生面对如此复杂局面，应该如何“分而治之”一一应对？如果都是分子靶点的治疗，这众多靶点背后的化学药物，将成为“乱箭齐发”，是人体难以承受的严重化学污染。

“丸散膏丹，神仙难辨”的“合而治之”，其背后有着“一揽子解决”的智慧；“分而治之”尽管方便快捷，但是简单应对“可重复性强”的背后，却控制不了“一因多果”，或者“多因一果”的复杂局面。
多靶点的缺陷就是难以解释药物的原理和作用机制，这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来铺垫。突破中医药走向国际的壁垒，还需要科研人士的努力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