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说城市（3）从城里到城外

我国古代的城市，城是官方“规划”的，一般都按照“经典”的规定，再结合本地的情况，筑成一定形状的城墙。大多数情况下，都接近矩形，圆形或不规则形状的较少。官方划定的“市”一般都在城里面。当然，城的最中央一般由官府占据。

但是，市场的发展往往不是完全按照官方的规定办的。它会根据供求两方面的便利自然形成。这个规律到如今仍然如此，官方划定的市场区域很有可能非常冷清，而自发形成的市场却热闹非凡。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官府用地的扩张。一些居民会居住在城外，做买卖的商人也会停留在交通方便的地方。

例如，明清时期苏州的阊门内外就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市场。《红楼梦》说那里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地”。

在明代，城里的印刷、纺织等行业向城西转移，人口也往城西迁移，那里交通更方便，四方所来客商，多在西面的阊门、胥门和盘门外。嘉靖年间的吴县知县曹自守如此说道：“阊、胥、盘三门外……自胥及阊，迤逦而西，庐舍栉比，殆等城中”。

阊门之外，直到枫桥，一路商贾云集。明代文人文征明夜登阊门，看到这样的情况：“带城灯火千家市， 极目帆樯万里船。 人语不分尘似海， 夜寒初重水生烟”。唐寅也有《阊门即事》的诗句：“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清代徐扬《姑苏繁华图》描绘出阊门经山塘街到虎丘，“商贾云屯，市廛鳞列”。当时的人们说：“吴阊到枫桥，列肆二十里”。《枫桥米市碑》记载："苏郡阊门，枫桥为粟帛冠盖之所，商舟辏集，米艘动以千计"。不幸的是，1860年代的战火使那里夷为平地。

明清的济南城，由于明代把省会迁到济南，人口大增。同时，城里的地方被官府占据了许多，这样城外居民大量增加，城西和城南形成较大的居民区和市场，完全突了原来的城区范围。清代后期由于捻军战争，在城外又建立一圈土圩，把城外的居民区也围在圩内（后改成石圩）。城区面积扩大到原来的三倍以上。

但是，我国的帝王专制时代是很长的。从秦汉开始，改朝换代，改的只是帝王的姓氏，制度还是原来的制度。城市里的手工艺和商业，农村里的农业，生产力从发展到破坏，再发展再破坏，一轮轮的循环。

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给我国的城市和乡村都带来了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变化。

鸦片战争之后，多个国家在我国建立“租界”，这些租界当然都在城外郊区。当时都是农田，一方面，农田价格便宜，另一方面，颟顸的官府也要这些洋人离开官府和百姓尽可能远一点，事情尽可能少一点。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引进，租界就兴旺起来了。

例如，租界虽然说是租地，实际上是建立了国中之国。上海的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和法租界的公董局，就是那里的管理机构。它们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管理租界。

在租界中，外国人投资公用事业，修筑马路，建立了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电气公司、电报公司电话局等。

租界当局颁布了一系列租界管理的行政法规。这些法规也是中国人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和管理制度的一个窗口。

1860年代，江南地区的大规模战争使得江浙地区大量居民涌入上海，使得租界的人口急剧增加，给上海租界带来了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也带来了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外国人在租界举办工业，开设工厂，清政府也逐渐放宽了开办工厂的条件，租界成了上海工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使得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各行各业空前发达，房地产行业更是兴隆，高楼大厦林立，显得老上海城内反而陈旧而落后。

租界区迅速发展，城墙逐渐从保护城市的屏障变成了阻碍城市发展的桎梏。1906年，上海地方士绅联名上书上海道台，建议拆除城墙、改建马路，以改善交通、振兴商业。1912年，上海城墙被拆毁。原来城墙的地方成了马路。

在清代的湖北，武汉三镇之中，武昌是省会所在地。汉阳是府城，汉阳府辖有汉阳、黄陂、汉川、孝感共4县；沔阳州；夏口厅（1899年设，管理汉口民事）。汉口只是汉阳府汉阳县属下的汉口镇。对于那时候的武昌和汉阳来说，汉口只是城外之地。

1861年，英国在汉口首先设立租界。到19世纪90年代，俄、法、德、日、比利时等也先后在汉口设立租界。到了20世纪，汉口的发达和繁华的程度远远超过汉阳和武昌。

汉口从它形成之日起，就与商业紧密相关。1949年以后，汉口被分为硚口、江岸、江汉三区，从此失去了行政区划上的称谓，但仍然是武汉市和中国中部地区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和交通运输枢纽。

中日甲午战争给我国的各界人人士以极大的刺激，促使他们起来革新救国。各地开商埠，修马路，办实业。

甲午战争以后，苏州被辟为商埠，日本在城南开辟了苏州日租界。为与日本竞争，张之洞、陆润庠等决定开发基础较好的阊门外商贸区，此举得到盛宣怀的支持。

上面说到了，阊门外原来就是最“富贵风流之地”，但是在1860年代的政治中被毁。以后，虽然缓慢，但商业有所恢复。这时，他们铺设马路，修筑了南北向的大马路、横马路等近代马路。盛宣怀还在阊门外修筑了一段石板马路，所以该地称为石路。

清末沪宁铁路的开通更加刺激了石路地区的发展。辛亥革命武昌举义以后，清廷的退位诏书，就是张謇与他的幕僚杨廷栋、雷季馨，在阊门外到火车站中间钱万里桥堍的维瀛旅馆，共同草拟完成的。

民国时期阊门石路地区，楼宇毗连，店铺林立，与市中心的观前街并为苏州最热闹的商业区。

1904年5月，山东巡抚周馥联名直隶总督袁世凯向清廷奏请在济南自开商埠，以应对德国胶济铁路的建设。清廷于1905年11月正式批准设立"华洋公共通商之埠"，划定东起馆驿街、西至北大槐树、南沿经七路、北抵胶济铁路的4000余亩区域作为商埠区。这块地方在上面所说济南在同治年间新筑的土圩之西。此举使济南成为首个主动对外开放的内陆城市。

为此，济南修建了商埠及通向城里的道路网。由于连接商埠与城区的东西向道路较长，故称呼经x路，商埠内南北向道路较短，故称纬x路。这些道路东起纬一路，西至纬十二路，北起经一路，南达经七路。不过济南人当时都称呼其为马路，如经二路为二大马路，纬十二路为十二马路。其中经二路至经三路与纬二路至纬四路交叉区域为商业中心，聚集大观园、火车站等标志性场所。从民国到改革开放，那里都为济南最热闹繁华之处，远胜城里。

上面所说的几个城市可以为全国各城市的代表，当然这是进步比较快一点的代表。当近代先进的生产方式在全国扩张的情况下，到20世纪，各城市的“城”或多或少都被突破。城里城外成为一体，城墙成为了摆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快地建设，把作为交通障碍的城墙首先是城门拆掉已经不可避免。

当然，作为历史文物，应当保留一些有价值的城墙和城门。历史不可重来，已经拆了的，也只能说遗憾了。

如今，“城”没有了，城市却普遍扩大了几倍到几十倍。现在的人们对于城里城外的概念已经与传统上大不相同。比如“百度百科”上关于苏州“山塘街”有这样一句话：“清时期的山塘街是姑苏城内最繁华的地段”。从现在的角度看，山塘街当然靠近城市中心区了，但是，传统的苏州人决不会认为山塘街会在苏州城内，更不要说在“清时期”了。山塘街在阊门外，怎么可能会是“姑苏城内最繁华的地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