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分、分、分
今年的3月20日是春分。春分日太阳直射赤道，所以各处基本上都昼夜中分，日出日落之间与日落日出之间两个时间段长度基本上相同。这里的分是一分两份并且都一样多的意思。
我们在学校学习，对于学生都学习情况，也要给一个分数。这里的分就是把学生分类，而且用数目表示分类的情况。这里的赋分方法可以分成以下两种。
一种分数，就如考试时往往采用的百分制。教师根据每一题的难易程度或重要程度，赋予一定的分数，全部答对为100分，全部答错得0分。当然也有满分是150分或者更多的。但是不管总分多少，都是按题目给分的。其他的考核也类似，把考核内容分解成若干项，分别赋分，然后把各项得分加起来，就是总分。
另外一类给分的方法，则比较简单。例如考试采用五级分制的，那是把学生的考试综合情况分成五类，最好的一类得5分，其次是4分，最差的为1分。不过实际上往往没有给1分的，给2分已经是不及格的了。
这两种给分的方式是有所区别的，第一种方式是按题给分，一道题答对了的有分，错了的没有分，最后各道题的分数加起来就是总分。各题都规定了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这样对阅题者的要求不高。这样的方法适合于大规模的标准化考试。考试人数多，阅题者也多。评分的结果受阅题者的主观因素影响很小。
第二种方式是综合地看，不拘泥于某一题目的错对，一部分答错也不要紧，只要另一部分答得足够出色也可以得到高分，主持考试都教师还可以看回答各个问题之间的联系。对于答题者的综合素质，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过去的面试、口试多采取这种得分方式。这种考试只用于应试人数很少的情况，如果考试官的水平高，而且正直，就不失为一种较好给分方式。
有的考试用百分制打分然后折合成五级分制，其实质仍然是第一类。
现在我们对学生都各种考核、考试都采用第一类的赋分方法。严格按照学生的得分情况，将学生分类。不要说中考、高考这样的考试把中学生弄得都成了“多拿一分、干掉千人”这样的狠人，就是大学里根据分数转换的绩点，也足以使同舍室友，战战兢兢，相互提防。
几十年前，学生开玩笑似的说“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谁知道，几十年后的今天，举着考试法宝的教师，他们的命根才真的是“分分分”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曾经在农村工作，知道农民（那时候称公社社员或农场职工）是依靠“记工分”来获取报酬的。在作为“核算单位”的生产队里，一个人参加了由生产队指派工作的一天劳动，就由记工员记上“工分”。男整劳动力记10分，妇女、老人、 少年等打一个折扣，或8分、6分、5分等。年底核算，每10分折合一个“工分”，简称一个“工”。把该年生产队的总收入除以总的“工分”数，就得到了该生产队那一年每个工分的分值。由于各队总收入的计算方法不同，庄稼收成的不同，每年各地各生产队的分值也不同。好一些的有七八角的，差一些的只有一角几分。当然，为了减少上级要求上交的“提留”（这是生产大队和公社的部分工作人员的收入来源），不少生产队往往事先有“瞒产私分”（这是违反规定，被“严禁”的）。农民们根据自己的工分数领取报酬（俗称分红）。
到了20世纪90年代，某教育部直属高校（当时还没有985这个称呼）的一个系，首先对教师的“奖酬金”分配，实行了像人民公社生产队那样的“记工分”制度。他们把每一位教师的科研（当时主要只是论文数）和教学工作量等折合成“工分”，把该单位的奖酬金总数除以总工分数，得到每一个工分的分值。虽然当时奖酬金总数并不很大，但是也足以使得该系教师的论文数目大大增加。
论文数目的激增立刻刺激了兄弟院校，“记工分”的经验也在其他一些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相关院系传开并迅速被学习，而且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发展。到了21世纪初，工资被分成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之后，有些单位更是把绩效工资也放入了根据“工分”来分配的总额之中。这下子，按工分分配的报酬数就远远不是以前的那一点奖酬金了。在这个问题上，教授与讲师一视同仁，“同工同酬”。如果教授不产出足够多的论文，他的收入就会大大降低。
由于论文数已经大大增加，人们不再看得起“低级”的论文，能够被记上工分的至少是“SCI”收录的论文。随着SCI论文的增加，人们在计算工分时，需要把发表每一篇论文刊物的影响因子作为系数乘以篇数。这样，一篇影响因子高的文章可以顶好几篇影响因子较低的文章。
由于把影响因子作为乘法系数，论文在工分中的比例，远远超出了教学特别是单纯上课所占的工作量。而且上课的质量又无法量化，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教书似乎成了不少高校教师工作的一种低值的附属品。
随后加入计分的项目包括“纵向”和“横向”的各种“项目”所得到的资金数量、中央和省部级的各种奖励等等。
无论是奖励、项目资金等等，论文都是它们的基础。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去工作，除了教师的“身先士卒”的努力（包括出主意想办法、带领和指导研究生、各种“外交”活动等等）之外，研究生的数量和质量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他们除了自身的学习和提高之外，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工作的生力军。教师们都争取能够多“指导”几个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
由于“工分”涉及到教师的工资收入以及名誉地位（例如“帽子”），教师们以前所未有的精力投入到包括申请项目、争取奖励、“外交”努力等在内的“科研工作”中去。
在一个“核算单位”，每年的总收入基本上是一个常数，增加不会很快。但是由于所有教师都格外“努力工作”，从而产出的论文数量以及其他可以计入工分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这样得到的“工分”数大大增加。工分数增加得快，可分配的收入数增加得慢，其结果是“工分”的贬值。每个工分能够分到的钱越来越少。
由于每位教师的收入是按照其工分数来分配的，这样，工分数增加较快的教师能够增加其收入，而工分数增加较慢的教师，其收入则增加很慢甚至是负增长。用现在的术语来说，教师们被陷入到严重的“内卷”中去。他们的收入差别也大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在奖励、项目、招生数目的分配等问题上，领导或导师之间常常矛盾丛生，弄到恶语相争甚至拳脚相加。广大教师怨声载道。
较为清醒的学者看到了这样做的弊病，一次次地发出了反对唯论文、唯奖项、唯帽子等的声音，一些领导机关也发出了反对“五唯”的指示。
虽然教师们在痛苦地内卷，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工资分配制度使得这些单位的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都得到了极大幅度的提高。在国内外的各种“排行榜”上，这些单位的位次（这也是由评分所得）大大提升。得分高的单位领导当然风光无限。而这样的分配制度也没有“专利保护”，你能这样做，我也能这样做。在21世纪以来的二十多年中，这样的记工分和类似记工分的制度，从少数985，扩展到211，再扩展到如今的不少“双非”院校。“五唯”虽然被口头上屡屡被反对，实际行动中却在“扎扎实实”地推行。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考核，一切评比，一切排行，其依据，就是一个字：“分”！
分，是如今把事物分类的标准。自从引进“数字化管理”以来，我们都用几个指标，对所管理的对象打分，从而对它们进行分类管理。这种管理，素以客观、公正、简单高效而著称。
对简单事物的分类，当然是容易的，用很少几个指标，就能够很好地对于研究对象进行分类。例如对于白天和黑夜，我们就以日出日落为指标作区分。对于一个具体的工业产品，对于其生产过程，也可以提出若干指标从而较好地进行管理，即使发现问题，也可以通过微调个别指标而修正。
然而，对于科学研究和人的教育，用简单的若干指标进行分类打分，是非常困难而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科学研究和人的教育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影响的因素特别多，而且各种因素之间有交叉的相互作用。用简单模型得到的“分”往往是片面的。对人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进行管理，由于人会对管理者所提出的指标作出适应性变化，从而这样的管理与对工业产品过程的管理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所谓“四唯”、“五唯”或者“N唯”，就是这种简单打分管理的必然结果。
对于科学研究、人的教育之类的管理问题，不可能靠简单的打分来分类。仅仅靠着简单的打分，无论哪个国家、哪个部门，都不可能得到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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