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何毓琦先生的《通往地狱的路是好意铺就的——论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一文，对里面的看法颇觉同感及痛感。文中，何先生对于中国科研管理者的素质用了比较善良和宽阔的胸怀去推测，我想有其积极的方面——现在尽管依然爆出不少基金管理的内部丑闻，但是似乎丑闻在减少中......也许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中国的科研官僚也在努力提高自己那不高的素质”的积极结论。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丑闻的减少是因为大家的绝望，正如对于中国足球一样，充满希望地盼了n年，最后的结果却依然不过如此，干脆，把足协和足球运动员们当脑瘫好了，不理它也罢。于是，对于足球的意见反而少了很多，倒是赞扬中国足球的声音多了，当然多是苦涩的赞扬或反话。呵呵......

何先生文中列举出来的几个问题都是现实存在着的，除此之外，其他问题也是存在的。中国的科研管理体制和机制存在的问题目前怕依然得用“罄竹难书”一词来形容。

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是要以创新为主要标志的。我们的科学家和科研的管理者在自己不具备创新能力的情况下，甚至用了个“集成创新”的词，说什么把别人的东西凑合在一起也叫创新，唉，我们的科研管理者和部分科学家在掩饰自己无能的方面还是很有能力的。

由于科学上的很多创新都是出于无意，很多则出于那些甘于寂寞一心做事的人手上，而非得到大笔资助的“富人”科学家身上，我们早就应该，以后应该更加鼓励那些不天天为了钱跑的科研人员，可是，在这些人里面，由于其不为钱跑，不为名（后面会跟来钱）跑，就更加没有机会获得国家的支持。即便是申请什么基金，什么项目，也会被故意淘汰——请相信，如果想淘汰你，则有的是理由，也许那堂皇的理由就是何先生说到的相对公平的同行评议。

见过这样的例子。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某学部，一位曾一度在基金委任过职且目前依然和基金委经常有来往的教授，自己的几乎所有学生在博士毕业后屡屡获得基金支持，有的学生的申请的评审意见属于“全部赞同”，则直接上到会审过程，在会审过程中，由于有当年的导师在场，通过当然很正常。有的则是“半数赞同半数不赞同资助”，则属于“异议项目”，应该支持，毕竟有不同意见，还是可以考虑去支持支持。如果是反对的评审意见居多，那么就说评审的专家可能会漏掉很重要的创新想法，倒是少数的专家会更有眼光，由于“我”（指那位导师）了解他，所以，不妨先支持一下，看看是否能够带来巨大创新。于是，不管最后集成起来的评审意见如何，他总能找到一个说法使得这样的申请获得资助。

而对于其他人的申请，则完全是另外的说辞了。比如，如果有评审意见说是“多数赞同少数反对”，则主要看反对意见。如果都反对，没得说，直接驳回。如果是都同意，您觉得也许可以通过给他支持了，“对不起”，您提出的研究问题过于一般，属于大家都觉得寻常的那类，虽然评审意见都是积极的，但是其实并不容易出现创新，还是驳回。

这样，“同行评议”就成为官僚们避免受责难的遮羞布，再加上在项目申请书进入评审程序前对于评审专家有个主观选择的问题，对于随后的结果就更难以把握了。

其实，象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现象，在圈子里也属于人尽皆知的普遍现象，有时候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在干这些勾当的时候竟然不想想百年之后自己所获得的那些东西全部都会烟消云散，不去想想制度的破坏和中国科学的被迟滞他们是有责任的。也许他们会在骨灰盒里这样得意吧：当年我靠权力让自己的人爽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申诉机制更为重要——当你不同意别人（基本无知的官员或一些对于该领域只知皮毛却并不真正了解的学者）对你要做的研究方向和问题的意见时，可以平等地进行申诉，至少保证被评审者和评审者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论辩，大家都会相信，理是会越辩越请的。

但是，中国的科研管理部门的官僚们肯定是不会轻易地把这个权利出让的。即便设置了申诉机制，也或附加了n个条件让你不敢申诉或让别人主动劝你别申诉，或你申诉你的他还是照样不理，你又能如何？这样，最后很容易造成对于创新的实际遏制，产生对于全身心投入科研者进行逆向淘汰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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