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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灾童的可拓人生
薛华成,1935年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三岁开始跟着家人辗转多地,间断读完小学、中学。1952年,考入陕西咸阳西北工学院本科。1957年,进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做副博士研究生,之后留校任教。
1980年,在清华大学担任经济管理系副教授、教研室主任时,领导创建了管理信息系统专业,成为我国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奠基人之一。
1985年,进入复旦大学管理科学系,领导创建行政与管理学院,历任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1992年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政府特殊津贴。曾入选《中国20世纪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管理学卷》。
一个孩子,如何在苦难的环境下奋发图强,乐观成长,成为著名的信管先锋呢?
在薛华成教授著的自传《一路走来,从无名灾童到信息先锋》一书中,开篇他就感慨了人的一生以及自己脑海中未来世界的模样。
的确,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路,有的路宽,有的路窄,有的路平,有的路险。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有难有易,有顺有逆,有成功有失败。人的一生,会遇见很多人,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形形色色,各有特点。我们所在的世界,最初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但后来,出现了一些人,世界因此而发生了一些改变。
1942年,西安城东崇忠路上有一座佛教慈善团体捐资兴建的灾童教养院,最盛时期曾收留过两三百儿童。在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下,开始兴办小学。一个初秋的早晨,一个因为身材瘦小脑袋显得格外大的男孩等到大多数灾童报名离去后,走到老师面前鞠了一躬,想要报名。老师问他年龄,他说七岁,问他想报几年级?男孩说三年级。三年级?那一二年级的课你都学过吗?男孩点点头,说跟哥哥学会过。老师说要考考他,让他背九九表,孩子顺利背诵了九九表。老师有点惊讶,继续给他出了一道鸡兔同笼的题目,没想到孩子顺口就答出了。一开始漫不经心的老师开始认真起来,问孩子是怎么算出来的?孩子说了自己的解题思路,顿时引起了老师的兴趣,心想这个孩子怎么学到这些知识的呢?其实,孩子一直在逃难,没有机会上学,于是一路上,顺道就跟着妈妈和哥哥学。他很崇拜哥哥,也很羡慕哥哥,所以平时就喜欢向哥哥学习。有一段时间,哥哥在外面上五年级,妈妈帮教养院管理宿舍,他有空就陪着哥哥做功课,还不时问哥哥问题,哥哥心情好时就回答,心情不好时就轰他离开。为了讨好哥哥,让哥哥不赶自己走,他经常帮哥哥研墨,打水。哥哥看他乖巧,好学,也不再赶他走,有时还会主动教他一些东西,鸡兔同笼的问题就是这样学到的。他学到了一些皮毛后,开始去给其他小朋友炫耀,从而引起了更多讨论,在交流讨论中,他自己也变得越来越通透了。不仅如此,有时候哥哥还教他念些唐诗,认认字,写写大字。
通过老师考核后,男孩终于有机会上三年级了。但老师问他名字时,男孩却委屈的说自己没有名字。原来孩子在生下来时,父亲没有给他起名字,父亲去世后,一提到孩子的名字,母亲就伤心,因为孩子的名字问题曾经引起过父亲和母亲的争吵。母亲说这是他第一次和父亲红脸,所以当男孩报名前问妈妈时,妈妈就不耐烦的说就叫娃成吧。男孩觉得这个名字不像名字,不喜欢,所以想请老师帮忙给自己起个名字。老师想了想,问了男孩哥哥的名字,然后推想可能孩子属于“成”字辈,正当老师思索的过程中。孩子突然说,有了,老师,我就叫“华成”吧,因为华与“娃”音有点像,而“华”字表示,我要像父亲一样有技术、有才华。于是就这样,男孩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向华成。
华成的爷爷,曾经在石家庄平汉铁路和正太铁路交汇的地方担任正太铁路的中方局长,住着既有中国传统四合院风格,又有西欧建筑品质的大公馆——向公馆。华成的爷爷曾是留法学生,当时又做了局长,家庭生活条件自然比较殷实。公馆里有庭院,分前后两院,还带一个西式后花园。整个家庭鼎盛时期,家庭成员就有老爷、太太、姨太,6个男孩、7个女孩,再加上管家、老妈、奶妈、厨子、司机,大概有二三十人。
1929年,华成的爷爷去世,大儿子向长坤成了掌门人,长坤是铁路工程师,还担任了铁路段长,虽然每个月也有200多大洋,但支撑起整个家庭还是有些紧巴巴。再加上未成年的弟妹早已养成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成年的弟妹高不成低不就,没有什么职业,所以整个家庭不仅积蓄耗尽,加上华成爷爷的丧葬费用,渐渐债台高筑。长坤心急如焚,管家建议他赶紧去福州老家完婚,将大少奶奶接来,以喜冲忧。这个名叫长坤的大少爷,就是后来华成的父亲。
华成的外公住在福州的衣锦坊,20多岁就中了秀才,但之后没有精进。由于肩不能挑,手不能扛,也不适合做生意,所以只能以教书谋生。衣锦坊里,住着很多自命清高、日子却过得清贫的读书人。华成的妈妈是独女,被家里视为掌上明珠,从小娇惯,喜欢女扮男装,甚至没有裹足。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华成的妈妈也有一些文化,甚至还上过职业学校,虽然个子不高,但也如花似玉。经媒人介绍,许配给了长坤。但长坤多年在外不归,也有亲朋劝说她另觅,但长坤妈妈不愿意,依然等待,直到29岁,还没有婚嫁。当听说准女婿要回来完婚,华成的外公外婆喜出望外。但当时华成的爷爷刚去世,所以无论是婚事简办还是婚后到北方生活,一律都欣然应允。婚礼操办得很简朴,婚后两人在福州待了一个月后便搭乘,途径上海,再坐火车抵达石家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孩,进入一个没落官僚的家庭,该如何自处?
好在当时华成爷爷刚刚去世,全家还沉浸在悲痛之中,相互之间交流比较少,所以一过丧期,华成母亲作为大嫂就接管了全家的财务大权。经过几年的磨合和治理,整个家庭不仅还清了欠债,还有了结余和积蓄。长坤很满意自己娶的媳妇,一家人也其乐融融。直到华成的出生。
在华成之前,华成母亲已经生了四个男孩,华成父亲期望第五个孩子是个女孩,但没想到又是一个男孩。父亲很生气,连名字都没有给他起,所以,大家都叫他“娃娃”。又过了几年,长坤母亲终于接连生了两个女孩,大妹叫媚成,小妹叫美成。长坤父亲很开心,将两个女儿视为掌上明珠,全庭又仿佛恢复和谐共生的景象。但在这个看似温馨的大家庭里,幼小的“娃娃”很是孤独,每天都喜欢瞪着大眼睛,安静的观察这个世界。
1937年,卢沟桥事变。由于战争,华成一家也开始逃难,由于行李太多了,华成母亲将父亲装书的箱子忘带了。华成父亲很生气,因为在他看来,家产是死宝,知识是活宝。华成母亲不理解,所以觉得很委屈,又一次跟华成父亲红脸了。这次是华成母亲第二次和华成父亲红脸,也是最后一次红脸。
在逃难的路上,华成一家遇到了劫匪,那个时候由于战争,缺吃少穿,很多人被迫抢劫。当时华成一家遇到的劫匪一开始是打扮成“船老大”,后来,幸亏遇到华成父亲的同时,一位年青的铁路警察,名叫林强。他带着枪,所以喝止住了劫匪。不仅如此,上岸后,他不仅没有把“船老大”送政府法办,还给了他一元钱,让逃难。因为在当时的林强看来,国难当头,照顾好自己的同胞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这是华成第一次体会到来自陌生人的温暖,逃难的路上,大家好像一家人,对于那种误入劫道的穷人,避免对方作恶的同时给对方一条活路,引导其向善的品德是难能可贵的。
几经辗转,华成一家终于到西安。西安是当时仅次于重庆的内地大城市,各路人马聚集,表面看起来很繁荣。但稍加留意也不难发现有平民窟,很多难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满街流浪。
在短暂修整之后,华成父亲决定找工作,这时,父亲的“家产是死宝,知识是活宝”的理念再次得到了验证。很快,华成父亲就凭着一技之长,顺利找到了工作,去云南建设叙昆铁路,这条铁路,是一条计划由印度洋通过缅甸向中国的西南大后方运送抗战物资的战略通道。
华成父亲有一位同学,叫林则彬,是当时的铁路局长。在老家福州的时候,他们一起就读于马尾海军学校。马尾海军学校,在当时海军界的声誉堪比黄埔军校。后来,该校的学员中不少成了海军将领。华成父亲学的是“后学”,“前学”培养开船打仗,“后学”培养后勤基建。虽然只学了两年多,但在当时的中国,也是修桥筑路的大专家。华成的父亲不仅很容易找到了铁路工作,还被聘请到抗战的重点工程部,担任工程师,负责技术设计。
昆明的工作待遇丰厚,华成父亲欣然一人独自前往,以便尽快投入工作。期与家人则乘坐汽车慢慢赶赴昆明团聚。当时华成四叔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参加了国军,做军需工作,后来便杳无音讯。三叔小时得了小儿麻痹症,腿手均有残疾,继续由华成母亲照顾。就这样,华成母亲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和三叔,开始出发,走了将近一个星期,才走到四川北边的广元县。当时孩子还小,最大的哥哥也只有九岁,所以到了广元就暂时住下了。
相对于西安,广元气候宜人,农作物丰富,市场也很热闹。华成母亲没有住旅馆,而是租了间民房——一家地主大院中的一间房,一边靠着嘉陵江,临江有一片沙滩,不涨水时沙滩很大,涨水时,水会涨到房子边,看起来危险,但小华成觉得风景独好。
小孩子的世界总是简单美好的,华成到了广元这片新土地后看什么都觉得新奇,无论是石头还是贝壳,都成了他的宝贝玩具。他喜欢广元,真想长期住下去不走了。就这样,一家人开始在广元愉快的住了下来。
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一天,一封电报带来了华成父亲的噩耗,父亲在云南酒后猝死。听说当天工程竣工,开庆功会时父亲饮了酒,说是累了,就回屋歇息了,等到第二天中午,同事去看他时,他已经嘴上爬了苍蝇,没气了。华成母亲闻讯立马瘫坐,泣不成声。怪自己没有跟父亲一起去云南,认为如果有自己在身边照顾,华成父亲一定不会客死他乡的。按时候华成才四岁,不知道什么是死,以为爸爸“死”了之后还会回来,所以就自顾自的跑到外面的“玩具洞”里去折腾玩具了。后来众人找不到他,很是着急,后来找到华成后,母亲狠狠打了他的屁股,华成大哭了一场。
父亲去世后,母亲几次想寻短见,但都被众人及时劝阻。没有了父亲,母亲必须要负担起一家人的生计。当时,华成母亲找了很多亲友,回音寥寥。这时候,华成一家快速从小康陷入困顿,人情的厚薄和冷暖更显分明。大家捐了一点钱之后,就各顾各了。还好一位穷朋友帮华成母亲找到了一个进教养院的机会。那时候,各地都有办教养院接济难民,最有名的是宋美龄先生倡导的保育院,虽然条件好,但主要招手国民党军队的子女,而且早已人满为患。华成一家只能进“陕西灾童教养院”,据说是和佛教有关的慈善组织办的,人不多,条件有些差。但那时候,一家人连落脚地都没有,差点就要流落街头了,所以也没什么可挑剔的,立马答应前往。
灾童教养院位于西安,所以华成一家又原路返回,这一次,他们遇到了一辆空车,一家七口很快就到了灾童教养院。进去一看,全是土坯房,华成妈妈很是心酸,但依然强忍泪水,笑着跟孩子说,到家了。在教养院,华成学会了如何“抢食更多”的窍门,就是先盛半碗,吃完了再继续排队盛上一碗,这样就可以吃一碗半。不然等一碗吃完,再去排队,就空空如也了。
在教养院的日子很苦,儿童经常吃不饱睡不好,还经常生病,很快,华成的一个哥哥和两个妹妹相继去世,加上之前生病先行一步的两个哥哥,华成只剩了一个哥哥,也就是大哥依然存活。那时候华成的状态也不好,经常生病,额头还长了疮。幸亏遇见了一家广仁医院,里面有美国大夫,帮他及时做了手术。虽然后来脑门上留了个十字疤痕,但让年少的华成第一次见识到来自美国的长处,虽然当时的美国人也有傲慢、不尊重他人风俗的情况,但华成却依然念着美国人对自己的好,并经常提醒自己,学习美国,要学习其长处,摈弃其恶习。后来,华成又得了大肚子病,又叫“疳积病”,几位穷大婶用了土方法给他医治,用修脚刀把华成的无名指根和中指根间的手蹼划了一厘米长的口子,从里面寄出了鱼子般的小白泡,直到寄出血印为止,然后用锅底刮下的灰糊糊上,再讲破布洗干净缠紧包上。那时候华成六七岁,割手的时候一声不吭,孩子天真不知疼,但母亲却默默流泪。过了两个星期,华成的伤口好了,又过了一两个月,华成的身体越来越好,肚子也小了,也想吃饭了。
后来,薛华成教授回忆到这段时光时,会默默庆幸,他发现有时坏事并非全坏,也正是这一段悲惨的经历,让他养成了承担苦难的超能力。他感激这段幼年时期的经历,他也期望后人如果遇到相同境遇时,也能够在坏的环境中吸收到好的东西,把苦难变成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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